◆刘长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姚茂椿在2016年所写的《过年》结尾有：“年过了 再年轻的村落/也会剥离一些往事/我们把可望不可即的想象/弃于年头岁尾 而明年的青草/又会把这一切覆盖/来年 又将重新鲜嫩”，这首诗可为姚茂椿全部诗歌创作做注。“过年”是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它集结着人们忙忙碌碌之余的最大幸福与狂欢。而这首诗是“复调”口吻，还流溢出作者拂拭不去的无奈和悲哀，“年年岁岁‘年’相似”的“轮回”意识、人生又将老去一圈的时间意识……笼罩其上。不难看出，姚茂椿是用真正的生命体验融入写作之中。他是在入神地爱着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美好，也是用心地为人间世的残缺、不足等深感痛苦、遗憾甚至恐惧，一切直抵他的生命内层。“爱”是审美、感恩，“怕”是敬畏、悲悯。诗不仅是写自我，而且是写实事求是。这一切更表征在姚茂椿的边地记忆之中。

总体而言，作者是以明丽的心境、神圣的氛围构建对边地的爱。姚茂椿出生于新晃侗地、这个人称为“夜郎国”的古老地方。对于这方水土，人们自然有着相当的隔膜，往往只会想到它的诡秘神奇它的闭塞自我。事实上，万物有灵的思维和巫傩法术等是它的重要生存方式之一。姚茂椿很清楚其旨不是在复述那些“神神鬼鬼”，否则不过徒增几分猎奇和让人梦魇而已。他是在想竭尽所能向世人告诉一个真实的侗家，一个民族曾经沉默的内心世界，并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之下，这些文化可能为当下提供某种“造血”或“救赎”的可能。这正如《草标》中所写道的，“一根一束/扎成草结 如情人心中/倾吐的承诺 如众人合约/刻下的款书/”，而“一个没有草标的森林/曾经让许多心灵迷失/伪善的路碑没有惆怅/站在 蛊惑的路口//森林和寨老已纷纷倒下/不知草叶的怀想 何时/又满山鲜活//当下 信任已经失血/许多苍白 频频回望”。诗歌在“古”“今”对比中阐发了侗家人守信的虔诚与坚定，“举头三尺有神明”。在侗家人视若神灵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中，姚茂椿看到的是它们曾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秩序感和人文性得到了充分而合理的展现。譬如“寨口的树”（《寨口的树》告诉人应懂得报答“孕育的恩”，“便桥”（《便桥》）是身体力行“积德行善的习俗”，“鼓楼”《鼓楼与鹰》启迪大家“没有倒影/以年轻的英姿屹立飞翔”……作者抒写这些边地习俗和侗家意象时，慎终追远的意识很浓郁，在不同的诗歌频频出现“先祖”和“传说”这样的词汇。诗人的感恩思想不言自明，森然、茂然。但作者的心境是明丽的，没有掉入神话、传说中不能自拔，而对祖先和故土神化不已。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分疏朗、几分静观，这样的神秘便趋于神圣，结构化的抒情更多地衍化成“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氛围。《放眼亚高原》中间的几首诗歌语言简短、明快、利落，一如一切刚刚才破土而出的阳春三月。这样的爱自不待言就成为了一种审美。作者写过一组《夜郎西，夜郎西》，本初起名“寄月夜郎西”，无论如何两者都是给人以回望凝眸的感觉，意味着作者不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的一组诗大体上给人唯美的感觉，虽然也不免“往者不可谏”的低回，但这样的低回更增加了几分美感，正如诗歌中写道：“阴风冷雨里回忆往事/说几段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你知道 不是所有溪水/都可以幸运流进大海/还与两岸年复一年地叙说”（《早晨的洒溪》）。这样的情感体验在组诗《龙溪古镇》里也是得到了恰切的体现。毕竟它们是与甚嚣尘上，与灯红酒绿……无涉。人的心在这里会变得柔软，你会对世界温柔相待。

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抒写背后，诗人是带着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新晃侗乡边地是中国较早种稻的地区。种稻是渔猎文明走向农业文明的尚方宝剑和鲜明夺目的界碑。《妈妈稻田里的禾苗》《父亲耕耘过那些山坡》等等诗歌从字面讲都是作为儿女辈对故土的思念，但从深层来看也包含了对农业文明的某种肯定。因为相应的思想情感也只有农业文明中才显得更加浓厚。诗人以儿子对母亲般的情感写出对侗乡边地的爱，爱的是这片土地，除了天然的亲情，更爱的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亲情谁人不有？文化的地域性、个案性才更显现出其写作的意义。在这点上姚茂椿可以往更深层、更独特的畛域去发掘。确乎，在这个城市化、现代化君临天下和所向披靡的时代里，边地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和成分是弥足珍贵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往往是精神的“活化石”或者心灵的“博物馆”。人类需要其中农耕时代的慢生活、勤劳刻苦的意志、敬天爱人……这些人文精神，进而为功利性的历史这匹快马套上鞍辔，以防信马由缰、夜半深池、末路狂奔。人类的发展必须嵌在协调平稳的轨道之中。所以，对待文化史册中的前页，我们必须以审美和感恩的态度回翻、回眸。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免于活在焦虑之中，才不会失根；从而才会真正以审美和感恩的态度面对当下生活，才会真正的诗意生存。姚茂椿对边地有着近乎本能的亲近感，组诗《翅膀之上》《翻过雪峰山》《奔向高原》等等在某一层面上所表达的是同一心曲，虽然较之侗乡记忆，略乏细腻和形象。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姚茂椿对待边地记忆是一种明丽的心境，这意味他没有一味地被地域情感所包办，没有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描绘成百分比的“桃源梦土”，他是审慎和理性的。富有意思的是，诗人还写过一组《童眼睁开》。“童”在诗中是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是侗族对人类童年记忆的保留。这组诗是由“怕黑”“怕饿”“怕冷”“怕痛”四章组成。“怕”是人类初民经常性的心理体验，是因为时世艰难，应对各种生存挑战的能力低下。人类为了驱逐种种害怕诉诸神巫便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但这些神巫在实践层面上可能更多的只能是价值目的，而非功用意义。“傩神无所不在虚无的翅膀/被蛊符和巫师呼天喊地的魔咒击中/老人消停了求生的心跳/英雄豪杰庇佑家族的伟岸/远古的渴望惨遭雷击/一栋栋木楼安宁顿失”（《怕痛》），在死亡面前，“傩神”是无能为力的。求神拜仙在这个时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走投无路，只是寻求安慰的“幻觉”。因此，“怕”字写出了前人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无奈、困顿和惊悚。这是文明开化不够的结果。诗人也在相应不少的诗篇中写到家乡的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譬如《伤逝日》既是实录作者对生父辞世的追思，又寓含了诗人对侗家文化日趋淡出消遁的隐忧。另一方面，历史是进步了，人们从“怕”的阴影渐次走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山河浩荡了。更可“怕”的事情尾随而至的是，敬畏之心销声匿迹，一旦自我膨胀起来，人们便胆大妄为、为所欲为……“走出了孱弱生命即将虚脱的绝望/许多灵魂却在干柴烈火的欲望中沦陷/而丰衣足食的安逸/却无力拯救”（《怕饿》），“呵 真怕美丽星球剎就点燃/隐约的风调雨顺/化为漫天灰烬”（《怕冷》）。在现代时空之下，侗人和侗乡文化最大的害怕便是都市化、工业化了，诗人写了一组《刺目的灯光从城里奔来》。这组诗歌里面描述了田园将芜、稚子留守，技艺荒废……但谁都明白，如果没有都市化、工业化，人们又将在“怕黑”“怕饿”“怕冷”“怕痛”中沦陷，刀耕火种、小国寡民的“黄金时代”其实没有半点“黄金”。世界就是如此矛盾和悖论，有心人便常会与尴尬、为难、痛苦作伴。理想中的状态是现代化与民族化、传统与当下能够有机统一和握手言欢。这当然是政治家们所干的事情，文人与诗歌只能说出时代的疼痛感、受伤感。当然与在其事后突感雪崩，叫苦连天，后怕不已，作为芸芸众生不如在平时、在日常多心存一份“怕”意，以“前怕”抵御“后怕”。这就是敬畏和悲悯意识，就是自我的拯救，犹如一汪从先民集体无意识的这座古井中升华、提炼出来的精神泉水。也正是在这样敬畏和悲悯之中，诗人还写过《些些蚂蚁》组诗深沉地表达对“蚁民”的同情与可怜。

正如人们常常提及狄更斯的说法“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遇上了前所未有之丰华的物质生活，但精神领域中不懂得爱了，并且常常心生恐惧。姚茂椿从生命体验出发，从边民记忆中获得一份属于自己也属于许多人相关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