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东风

20世纪后期,随着战争创伤神经症在越战老兵身上不断出现,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创伤研究并不断取得进展。①在众多创伤研究成果中,如何通过受害者的讲述进行创伤的治疗和修复,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临床心理医生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1992)一书主张:个体的创伤可以通过向别人讲述的方式得到复原。②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和治疗创伤的方式,该著作一度成为心理创伤治疗领域的畅销书。

但是,讲述不是独白,不是讲述者(创伤受害者)能够单独完成的独角戏,而是讲述者与倾听者(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医生)之间的对话(即使听者常常只是若隐若现地低调在场,这在场也至关重要)。创伤受害者是否愿意讲述,讲述什么和如何讲述,都与倾听者的在场及其倾听方式密切相关。大屠杀幸存者、意大利著名见证文学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其第一部杰出的见证作品《这是不是一个人》的“作者前言”中这样解释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讲述动机:“写本书的意想和念头在死亡营的那些日子里就已经产生了。出于把事实讲述给‘其他人’听的需要,出于想让‘其他人’参与的需要,在从死亡营里出来获得自由的前后,这种需要存在于我们中间,像有一股强烈而又直接的冲动,它并不亚于人活着的其它基本需要。”③

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20世纪最大的创伤受害者群体,其讲述/见证的需要与被倾听的需要是相互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