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前良 唐芳云

2020年3月1日,中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9年底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下文简称“新规”)正式实施,引起广泛关注。“新规”着眼于“营造良好网络生态”,对鼓励传播的信息、违法信息和不良信息分类逐条罗列,要求政府、企业、社会和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并详细界定各自的权限和法律责任,这是我国自接入互联网以来,专门针对信息传播制定的最全面而系统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传媒规制政策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延展,它的颁布标志着一种权威型协同治理模式的确立,为理解我国在线内容治理的现状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提供了有效视点。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新的治理模式在何种背景下确立？具体如何运作？映射了怎样的国家治理逻辑？为此,文章选择一种多元论取向的“规制治理”视角,在宏观的传媒政策演进背景下探讨国家为了回应网络(Web)“平台化”带来的挑战,通过整合规制资源创设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平台和用户协同治理的新模式,为认知当下中国在线内容治理的现况提供一种媒介技术与传播政策相互建构的理论框架。下文首先在梳理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辨析“规制”和“治理”的概念脉络,建立贯穿全文的分析框架；而后分析媒介技术的社会形塑使内容治理凸显为政策议程,国家因而在制度安排上作出回应,以此追溯在线治理新模式的政策源起；接下来转入核心论题,以政府、平台和用户的互动为主线,从制度框架、主体实施和辅助网络三个维度剖析权威型协同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