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玲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西藏地方受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宗教思想等因素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清代入藏官员深受儒家思想浸染，故对其多有不以为然之处，亦不乏有人试图对西藏民俗进行改良，和琳和张荫棠就分别进行过藏俗改良。对于这两次改良，学界多有研究，但主要集中在个案的独立分析，而未见将两次藏俗改良联系起来研究。深入分析这两次民俗改良的异同，探讨其成败得失及深层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俗演变的内在规律、政治与民俗之间的复杂互动，领悟可供现实参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一、和琳与张荫棠藏俗改良相同之处

和琳、张荫棠均为当时的能员干吏，其改良民俗均为有为而发，且所面对的改良对象也高度重合，故其推行的民俗改良多有相同之处。

（一）发生缘起相同

从改良运动的兴起和发生缘由来看，和琳和张荫棠的藏俗改良，均伴随着整顿改革而生。

乾隆末年，廓尔喀在沙玛尔巴的怂恿下，两次入侵后藏，大肆抢掠。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派福康安领兵入藏驱廓，旋即凯旋。此次廓尔喀入侵使驻藏大臣形同虚设、藏政混乱之积弊凸显出来。平息战端之后，清廷遂决心整顿藏政，“趁此将藏中积习湔除，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俾经久无弊，永靖边隅”。[1]（P3500）乾隆五十八年（1793），和琳协同福康安制定章程，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整顿藏政，全面定章立制，提升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力，加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

和琳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入藏筹运军饷，后任驻藏大臣。他在藏两年多，除了大力整顿藏政之外，还留意民间疾苦和民风民俗，并对部分风俗进行了改良。对于在西藏的施政与藏俗改良工作，和琳自己说：

“乾隆壬子岁，予奉命整饬藏务，悉禀庙谟，以次厘定，自可永远奉守。惟有关于风化民生之大者，虽蛮貊之邦，亦不可因循旧习，稍为羁縻也。”[2]（P495—496）

观其所述，和琳的藏俗改良正是依托整顿藏政而出现的，是其时藏政整顿的延伸和补充。

光绪末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意图将西藏纳入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此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四处瓜分势力范围，清王朝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同时，西藏方经战乱，百业凋敝，受外国侵略者的离间渗透，人心涣散。纳入清王朝治下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西藏有丧权失地的危险。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张荫棠奉命接替唐绍仪与英人议约。次年四月，受命“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事件”[1]（P4663），收拾残局。张荫棠入藏，亲见西藏外敌蛮悍，内政腐败黑暗，官员庸懦无能，百姓民不聊生，遂立意改革。在藏期间，张荫棠一方面整顿吏治，弹劾、查处昏庸贪渎的各级官员，一方面大力推行新政。先后制定、发布《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藏俗改良》《训俗浅言》等文件，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俗等各个方面进行革新改良。张荫棠的藏俗改良以“冀荡涤其龌龊窳惰之积习，而振其日新自强之气”为宗旨，[3]（P1287）以日常行为习俗改良为表，以思想意识变革为里，具有统一思想“破除汉番畛域固结人心”之效，[3]（P1397）服务于其藏事改革“收回政权”[3]（P1328）的核心命题，为其政治革新提供思想动员和群众基础，是藏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中，张荫棠将“一妇宜配一夫”“身体头发宜常洗浴”[3]（P1336）等习俗革新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革新内容交叉论述，《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二文亦多涉农牧工商、兴学、练兵等革新内容，可见其将民俗革新与其他革新措施等量齐观。又张荫棠在《自序》中说：

“日集噶勒丹池巴噶布伦三大寺僧众，筹商救亡之策，为手订九局办事简章，撰译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编，刊发民间……”[3]（P1287）

将藏俗改良与“订立九局”相提并论，其他文稿如《谕全藏僧俗官民筹办要政亟图自强》《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等亦同此例。在具体实施中，两者也是齐头并进，均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先后着手实施，可见其改良风俗之举是藏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革新措施是相辅相成的。

（二）民俗改良的具体事项有重合

和琳与张荫棠的藏俗改良所针对的对象——民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故二人的藏俗改良在具体内容上有相同之处。

首先，改良天花的疗病习俗。清代西藏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医疗水平相对低下，故疾疫横行，严重危害西藏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天花。和琳、张荫棠都比较关注民生疾苦，均针对天花，进行了医疗卫生习俗的改良。

和琳对西藏遗弃天花患者的习俗进行了改良。在清代西藏，天花这种传染病的死亡率较高，致使人们谈天花色变，形成了愚昧的遗弃天花患者的习俗。天花虽为死亡率较高的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法，亦非不治之症，清代西藏这种遗弃病人的习俗却使得病人完全丧失了救治的机会，甚至有冻饿而死之忧，十分悲惨。和琳任驻藏大臣之时，见“唐古忒遇有出痘之人，视恶疮毒痈为尤甚，即逐至旷野岩洞，虽亲如父子兄弟夫妇，亦不暇顾，竟至百无一生者，深堪悯恻”，[2]（P496）于是采取多项措施，救助患者，去除鄙俗。经过和琳的努力，其时拉萨之患者，很快便“全活者十有其九”，[2]（P496）“痊愈者已有数百余人”。[2]（P499）“数年来，全活甚众，藏风稍变”。[4]（P176）西藏原来对病人一概遗弃之旧俗，大为改观，在后世文献中亦较少提及了。①

清末张荫棠入藏之时，天花肆虐依旧。全绍清记录其随张荫棠入藏见闻时便说：“传染病特多，猩红热、霍乱、瘟疫、花柳诸病，到处盛行，而以天花为最，拉萨居民，每年因天花而死者，达全数十分之二三。”[5]张荫棠锐意革新，针对天花，进一步引入种牛痘之法。何葆翔《藏语》中《拉萨九局暂行章程》载：

“藏人素不讲究卫生，小儿不种痘，有病专恃祈祷，医药复不精良，枉死者众，宜亟设法考究。”[6]（P30）

又《训俗浅言》：

“小孩周岁必须种牛痘，将胎毒发出。其毒既轻，则后日出痘亦不为害。中国从前不知种痘之法，小孩之死于痘毒者极多。近五十年处处通行种痘，小孩易于养育。外国人不论男女老少，每年种痘一次，并无苦痛而获康宁。”[3]（P1357）

以上二处均指出张荫棠引入种痘之法抵御天花，以期改变西藏落后的医疗卫生面貌。

其次，改革葬俗。受儒家思想影响，清代入藏官员对西藏当时的葬俗十分不理解。如乾隆初年入藏的萧腾麟对西藏葬俗便颇有微词，并试图略作更革，但其俗“相沿已久，未能骤更”。[7]（P121）和琳入藏，也对西藏原有葬俗进行了批评，并大张旗鼓地对西藏的丧葬习俗进行改革。他数次发布告示，要求当地百姓改天葬、地葬等旧俗为土葬：“除僧人身故，听其火化外，凡属番民，遇有人死，或用棺木装殓，或用衣席卷裹，一概报官埋葬，不许仍前毁弃。”[2]（P498）为使其改革收效长久，和琳还“立石为记”，希望后来者“能推广此意，悉化其俗”。[2]（P496）

张荫棠也对西藏的丧葬习俗进行了改良。张荫棠主张：

“人死宜用棺木，或用氆氇扎束，掘地七八尺，埋荒野。勿用天葬，以喂鹰狗。勿用水葬，以喂鱼。因秽气四扬，水染尸毒，于他人卫生有碍，不得已或用火葬较可。”[3]（P1355-1356）

明确反对天葬、地葬、水葬，而主张代之以土葬，或者退而求其次，代之以火葬。

（三）结果相同

总体而言，这两次藏俗改良成效均极为有限。和琳之藏俗改良，一定程度改善了当时遗弃天花病人之弊俗。但在丧葬习俗改良方面，虽然和琳三令五申禁止旧俗，并制定了严厉的措施，其措施也曾经得到执行，但最后却收效甚微。和琳自述改革葬俗后，“番民颇知化育，一体遵奉”。[2]（P496）乾隆五十八年（1793）后藏粮务张锡谷呈文报称自己严格执行丧葬改革措施，成效显著：“自奉示之后，已经埋数十余人。番民遵法，不敢隐匿，现已通行……从此风俗大变……”[2]（P502）可见，在和琳严厉禁止的短时间内，曾一度强制部分民众改变了原有丧葬方式。但从后世的藏俗传承来看，其禁令大约在其离任之后便无疾而终，葬俗也一仍其旧。

张荫棠身处清末，他的藏俗改良既没有中央政府的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保驾护航，又由于触动西藏地方保守势力的利益而被他们阻挠延宕，所以推行举步维艰。如张荫棠本人多次论及藏官对藏事革新推托迁延：“商上面诺心违，总以大公所公议未定延宕。”[3]（P1359）“藏官面诺心违，无动为大，辄以大公所众议未定辞。”[3]（P1374）张其勤《炉藏道里最新考》也记载西藏地方政府对新政诸多拒阻拖延“往往一事，虽开公所数次而不能决断者，亦有番官不愿照办，而藉以延宕者，故办事为最难”。[8]（P408）

藏事改革的推行如此艰难，藏俗改良的成效势必大打折扣。张荫棠离藏前曾言及藏俗改良的落实与成效：

“刊发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书，民间虽颇踊跃传抄，未审真能实力奉行，以图进化否。此皆本大臣督饬无方，以致办理数月，茫无成效，清夜自思，实无以对尔藏民者也。”[3]（P1372）

可见张荫棠本人对藏俗改良的施行情况并不乐观。此外，由于受到腐朽官员的排挤与中伤，张荫棠入藏未满一年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被清廷调离西藏，新政搁置。藏俗改良仅施行数月即随张荫棠的离藏而告中辍，因“为政日浅，积习难除，故未克有所成效”。[3]（P1457）

二、两次藏俗改良之不同

和琳与张荫棠之藏俗改良相距百余年，其时社会发展与国际国内环境均发生了巨大改变，二人的人生经历、眼界胸襟和思想观念也绝不相同，故其藏俗改良的具体内容与措施等也各不相同。

（一）指导思想大不相同

和琳身处清朝中期，其时统治者推崇理学，和琳也是一位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疆大吏，故其改良藏俗的指导思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为主。如其改良西藏遗弃天花病人习俗之因由便在于见到病人被遗弃，处境悲惨，“百无一生者，深堪悯恻”，[2]（P496）他“闻其情状，甚属不忍”，[2]（P499）体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思想理念。和琳极力推行葬俗改良，是因为他认为“万物以人为贵，而人以有生为贵。然有生必有死，而又以全生全死为贵也”。[2]（P496）且“父母养育之恩，与天地无二，是以生则尽养，死则埋葬，即诸佛菩萨，亦无不用此道理”。而西藏葬俗“残割肢体，喂鹰喂狗，或委弃水中”“为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加”。[2]（P497）和琳认为天葬等葬俗违背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故其改良丧葬习俗的理论依据是儒家的人伦观念，其目的也是儒家传统的“重人伦”“厚风俗”[2]（P497）之说。

张荫棠身处晚清，其时西学东渐，加之他本人曾长期在欧美各国游宦，深受西方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因此，张荫棠的思想虽然未能完全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藩篱，如其主张女性丧偶守节、对父母恪尽孝道等。但其藏俗改良却主要是在融合了西方现代思想学说的维新改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处处体现了适应时代发展与现实需要的先进思想文化观念。

进化论思想风行晚清，张荫棠也深受其影响，认为“世界上无论何国，贫者弱而富者强，智者兴而愚者亡”。[3]（P1334）所以面对西藏的贫弱落后，他认为“西藏政治疲敝极矣，非一切改良，不能争雄于天演物竞时代”。[3]（P1420-1421）张荫棠入藏之后，在大公所公议上“痛陈天演物竞生存淘汰之理”，[3]（P1359）大力宣扬西方进化论思想。离任之前，见藏事改革未有大成，张荫棠诚挚告诫西藏僧俗“断不可轇执成见，仍沿陋习，不思改革，以自处于劣败之地位，将被强者之鱼肉，可危可惧”。[3]（P1371）总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是张荫棠推行藏事改革的重要思想动力与理论基础，其藏俗改良的根本目的，也是力图革除旧弊，改良社会，开启民智，推动西藏奋发自强，“以图进化”，[3]（P1372）求生存，御外侮。

为推动藏俗改良，张荫棠撰译了《训俗浅言》，分“古学”和“新学”两部分，系统倡导新的社会伦理道德，引导西藏的思想启蒙、风俗改良。不仅其“新学”的“合群“公益”“尚武”“实业”与洋务思潮和维新变法思想一脉相承，其“古学”也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改良。如“古学”中的“博学”意谓“士农工商，各有学问，件件都要考究。凡天文、地理、机器、工艺、商业、农业、算学、兵刑、钱谷、水利、矿务、一切经典史书，皆要学习。至于声光电化医诸学，皆有益于民生日用，并宜设学堂，分门肄习”。[3]（P1353）“博学”的内涵摒弃了儒家传统的陈词滥调，转而推崇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倡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其他所论“中国古学”也多同此类，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因此，张荫棠在《训俗浅言》中所倡言的思想理念，无论是“古学”，还是“新学”，都绝不是“三纲五常”的封建旧道德在西藏的生搬硬套，而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吸收先进思想内涵，适应维新改良与社会现实需要的新道德。

在具体改革实践中，张荫棠诸多改良藏俗的措施均以现代思想观念为指导，以西藏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如张荫棠提倡一夫一妻、反对一妻多夫制，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婚姻公平和人口繁荣。《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提倡一夫一妻制说：“又一妇宜配一夫，违者应如何议罚，则男女均平，举国无旷夫怨女矣。”[3]（P1336）又《藏俗改良》中论及一妻多夫时说：“两兄弟同娶一妇，则生育子女必寡，因妇人必隔年方能孕育一子女也。生齿日寡则国弱，必为外人所侵凌。”[3]（P1357）其在反对西藏崇信鬼神的旧俗时，着力于宣扬现代科学精神：“月蚀、日蚀、电雷、雪雹、风雨、孛彗、山崩、地震，皆天地运行自然之理。现经中西天文家推算明确，数年前能预知其时刻，丝毫不差，并非灾异之事，乃经纬度一定之理，切不可听神怪之煽惑。”[3]（P1358）其他如反对天、地、水诸葬式，其立足点是担心尸体污染水源的现代卫生观念；要求改良原有的藏族传统服饰，是为了便于做事，发展经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二）范围与幅度不同

和琳之改良主要针对两种习俗，而张荫棠之藏俗改良则涉及西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改良婚姻家庭习俗。张荫棠劝导西藏百姓抛弃旧俗，实行一夫一妻制，“一妇只配一夫，兄弟不得同娶一妇”。提倡男女有别、贞洁、孝道等家庭伦理：要求成年之亲缘男女“不得同炕卧宿”；强调女性“不得私通苟合”；丧偶女性“宜留以侍养翁姑，抚育儿女，不宜改嫁”；丧偶再婚之男女，须待一年期满，“以尽夫妇之义”；“父母老病，为子妇者宜侍奉汤药饮食，以终其身”。[3]（P1355-1356）

其次，革新丧葬、礼仪习俗。除丧葬习俗之外，张荫棠还主张与世界潮流相适应，推广新式礼仪。“见客礼，宜以合掌为常见礼。凡屈躬吐舌竖指头之礼，贻笑各国，皆不可行。中国礼作揖请安，外国礼握手免冠，在各人因时择用亦可。”[3]（P1356）

再次，改进服饰、卫生习俗。服饰方面，张荫棠主张“衣服宜改短窄，以便做事”，并以为“男子不宜戴耳环，妇人不宜用儿茶涂脸，又饭碗等物不宜藏胸怀里”。为改善卫生条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张荫棠要求人们“身体每日宜洗浴，头发宜常梳洗，衫裤勿使污秽”；“楼下不宜养牛马、堆积粪溺，有碍卫生。屋内宜多开玻璃窗，户宅傍多种树木。河水宜澄洁，乃可供饮。秽水有毒，宜多开井”。[3]（P1356）

最后，宣扬科学观念，驱除迷信旧习。张荫棠为了开启民智，发展科学技术，推动西藏的文明进步，所以向百姓宣传科学观念，主张破除迷信思想与习俗。他宣扬“天道不外福善祸淫，作善降祥，做不善降殃，非延僧诵经祈祷所能为力”，“月蚀、日蚀、电雷、雪雹、风雨、孛彗、山崩、地震，皆天地运行自然之理”，指出“风方吉凶，时日拘忌，皆虚渺不可信”，“断无风水之说，又无雪山灵异圣迹之事”，反对“迷信降福，卜卦符咒”，“祭蚂蝗、狐妖、山水、树石等神”。[3]（P1358）

（三）措施与执行方式不同

和琳之改良藏俗，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针对其时藏人遗弃天花病人的习俗，和琳不仅自己捐资设立机构救治天花患者，还要求达赖、班禅协同行动，捐资设立救助机构和机制：

“予于藏北浪荡沟之处，捐资修平房若干间，俾出痘番民得以栖止，捐给口粮，派拨汉番弁兵经理调养，全活者十有其九，僧俗当已知痘证非必不可治之患，因严谕前后藏，劝令达赖喇嘛、班禅捐给口粮，作为定例。”[2]（P496）

在改革葬俗之时，和琳不仅“谆切训导，晓以义理，缮发汉番告示，严行禁止”，[2]（P496）反复告诫民众，严禁天葬、地葬等葬俗，而且多方面采取强制措施改易旧俗。他要求民众“自己有庄田者，于本庄田内，择地安葬；如无庄田贫民，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于前后藏拨出空地两三处，作为义冢公地，报官掩埋”。对于违反者，“令在藏文武官员，将死者之子孙，凌迟处死，并将在旁助恶动手之人，正法示众”，[2]（P498）并令“粮务移知营员，会同营汛弁兵，不时查察，倘敢不遵，随时拿究”。[2]（P500）

在和琳的严厉要求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各地方官员切实展开了一系列改良葬俗的行动，一度形成了推行葬俗改良的强力措施。如后藏粮务在其回禀公文中详细记述了遵行和琳禁令的情状：他对于班禅及营官所拨坟地“亲往各处，踏明边基，栽石为记，各立石碑，上书汉夷各四字番民义冢。即将发来告示，照写多张，遍挂乡里十三处，及各处营官，均发有告示，皆照此遵办。一面会同营弁，各派兵役，四路查察，倘有不遵者，即行禀明严究”。[2]（P501）广发告示、确立义冢、派员巡查，多项措施陆续施行，有条不紊。

张荫棠在藏日短，虽亦多设机构，整肃吏治，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但在藏俗改良上却以思想动员、宣讲劝导为主，而未有更多的强力措施来推进、保障改良之实行。张荫棠的藏俗改良服务于藏事改革“启发民智、日进富强”[3]（P1334）的目的，希望借此引导百姓“徐遵以孔孟三绸五常之正理，爱国合群尚公尚武之新义”，[3]（P1395）故其对藏俗改良的定位，首重劝导。如其《奏复西藏情形并善后事宜折》中言及藏俗改良之重要举措和效果是“又撰译《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编，颁发民间，将藏俗污点切实晓谕”。[3]（P1395）“晓谕”一词可见此项新政的定位是柔性的宣讲、引导，改良举措则是印发《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二文，而未有更多的配套措施与制度。此外，在《藏俗改良》中，张荫棠多用“可”“宜”“不可”“不宜”等词对藏俗之行废进行表述，与和琳多次使用“明禁”“严禁”[2]（P497）“律法俱在，决不轻恕”[2]（P498）等严词厉色的行文相比，词气远为柔和委婉。因此，虽然在张荫棠推行藏事改革未久，朝野便传出其“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3]（P1327）的谣言与诬告，但细考其行事实际，其藏俗改良仍是侧重于倡导、劝勉，而非依赖行政力量强制推行。②

三、两次藏俗改良相异之原因分析

同为清朝官吏主导的风俗改良，两次藏俗改良之所以差别甚大，主要原因在于时移势易，藏俗改良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主导者的思想观念都相去甚远。

（一）和琳和张荫棠二人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和国内外环境大相径庭

和琳所处的乾隆末年，仍处于大清王朝国力鼎盛之时。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发展，清廷的统治日益牢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就西藏而言，自固始汗与达赖喇嘛遣使入朝接受中央册封以来，西藏虽历经扰攘，但清廷通过不断改革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和完善驻藏军政制度，对西藏的统治逐渐加强。乾隆后期，廓尔喀两次入侵，但在清廷派兵入藏仅数月之后，廓尔喀便兵败求和，可见清王朝此时仍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驱廓之战后，清廷推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全面提升驻藏大臣的地位，强化其职能，进一步强化了对西藏的管理，巩固了边疆。

乾隆末年的清王朝，外无强敌，内部统治稳定牢固，对西藏的管理制度与能力空前加强。和琳此时主政西藏，既没有启发全面改革西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思想资源，也没有救亡图存的现实紧迫需求，所以藏俗改良无关大局，主要作为政治改革的补充而出现，其改良也仅就数项而略作更革。另一方面，清廷驱廓改革藏政之后，驻藏大臣的权力空前强化，对西藏的控制全面加强，又挟大胜廓尔喀、全面革新藏政之余威，故和琳之藏俗改良举措严厉，令行禁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凌，主权沦丧，民不聊生。与此同时，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力主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救亡图存，“西学东渐”蔚然成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诸多思潮与变革此起彼伏。在张荫棠入藏数年之前，八国联军侵华，武力威逼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其巨额赔款更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人民对清朝统治者的反抗日益剧烈。为应对内外困境，挽救危局，延续统治，清朝统治者遂在全国推行新政。张荫棠之藏事改革是清末新政向边疆地区的自然延伸，是清末新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藏事革新必然以清末以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救亡思想和政治革新为思想资源和实践蓝本。

清末的西藏，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长期统治之下，积贫积弱。英国侵略西藏，野蛮血腥地残杀当地军民，肆无忌惮地抢掠文物资财，使西藏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张荫棠临危受命入藏办事，所见伤心惨目：“此次藏印构兵，生灵涂炭，白骨遍野，四民失业，十室九空。”[3]（P1333）为促进西藏发展，强化管理，巩固主权，抵御外敌，他外争主权，内除积弊，全面施行新政。张荫棠改良藏俗是为了解放思想、移风易俗，为新政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外部环境，是服务于政治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张荫棠的藏俗改良几乎囊括了西藏旧俗的所有方面，其改良的指导思想也以维新改良思想为主。

此外，张荫棠改革藏俗之时为清王朝覆亡前夕，此时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行将就木，外有列强侵凌，内有民怨沸腾，对西藏的掌控力亦大大衰弱，已经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张荫棠的全面革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坚强后盾。张荫棠的藏事改革上无朝廷强力支持，下有西藏地方保守势力的掣肘，一无人才可用，二无经费，处境艰难。英人贝尔说：“但熟悉中国中央政府软弱之人，均知北京无充分保卫西藏等远方之能力也。此最高委员所行改革，不适合拉萨大多数官吏之脾胃，故彼等行之颇为困难而不纯熟。”[9]（P59）明确指出清廷对西藏事务的无能为力、鞭长莫及，张荫棠之改革也因得不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而施行不力。张其勤入藏办事，也曾哀叹藏事改革困难重重：

“然当此百废待举，如练兵、讲学、兴商，皆不容稍缓之事，藏中无款可筹，即番民之富者，亦俱坐拥厚资，视一钱如性命，欲求其慨捐乐助以便兴办一切，共起而扶之，则断断乎无有。部库既久苦空虚，各省亦穷于罗掘，处此局势，其奈之何！”[8]（P408）

西藏百废待举，却无款可筹，各级府库空虚，无力支援，穷途末路，徒叹奈何。另一方面，张荫棠的藏事改革事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千头万绪，藏俗改良只是其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上张荫棠在藏日短，故其藏俗改良的推行力度便显得异常薄弱。

（二）和琳和张荫棠二人的思想观念大不相同

和琳出身满洲正红旗，是乾隆宠臣和珅的弟弟。和琳幼时父母双亡，刻苦求学，以生员补吏部笔贴式入仕，后因办事得力，渐受乾隆帝器重，历任要职。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兵入藏驱逐廓尔喀，和琳奉命入藏筹运粮饷、管理藏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任驻藏大臣，五十九年（1794）离藏。和琳在藏期间，协助福康安击退廓尔喀，议订章程，全面整顿、改革藏政，勘定疆界，加强了西藏的军事力量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直接管理，维护了西藏的权益和国家主权，颇著功勋。

和琳虽偏于武职，但亦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有较深的文学修养。他不仅著有《芸香堂诗集》，而且与当时著名大诗人袁枚往来酬唱，私交甚厚，《随园诗话》中便曾详记二人唱酬神交之事。和琳十分推重袁枚，在赠诗中称赞袁枚“锦心罗万象，妙手运无形”，[10]（P374）并在书札中言“愿为弟子之心，拳拳不释”。[11]（P802）袁枚也对和琳赞赏有加，引为知己，在赠诗中言二人“地位云泥隔，精神梦寐通”，[12]（P980）并称赞和诗“思超笔健，音节清苍”。[11]（P730）和琳死后，袁枚作了多首诗追悼他，其《哭和希斋大司空》诗说：“万里孤城烟瘴外，三生知已梦魂中。痴心想借金灵马，追到泉台一见公。”[12]（P1045）情辞恳切哀婉，感情深挚。

总而言之，和琳是一位精明强干、仕途通达的封建官吏。他在军政上颇有长才，文学创作也具有一定成就和个人特色，是一位比较典型的封建官员和知识分子。因此，他的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其改良也表现明显的儒家思想色彩。

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西学东渐，洋务思想、维新改良等图强救国思潮不断涌现。张荫棠的家乡广东地处沿海，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前沿，在晚清中国的诸多救亡思潮和社会革新运动中有开风气之先的特殊地位。时代风潮的波及，广东勇于先行的社会环境，使张荫棠较易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和维新改良思想的熏陶。张荫棠之父曾任浙江海防水师总兵，本人入仕之后，于海军衙门供职数年，这也使他便于接触到西学思潮。甲午海战失败，维新改良思潮甚为流行，张荫棠受时代风潮鼓动，与张元济等人结社、筹建西学堂，颇有讲求实学、自强图存的思想与社会实践。光绪二十二年（1896）始，张荫棠受伍廷芳提携，随行出使西方国家，历任驻美使馆参赞、旧金山总领事和驻西班牙代办等职。西方国家的出使经历，更使张荫棠亲身体验了西方国家的富强，近距离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坚定了他维新改良、富国强兵的思想。③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荫棠受命入藏查办藏事，他便在西藏雷厉风行地开展了藏事改革活动。由于他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故其革新便能不囿于儒家思想，而能以更加开明、进步的维新改良思想来指导藏俗改良。

四、两次藏俗改良之启示

和琳、张荫棠之藏俗改良，起于异代，时局不同，在革新内容与推行措施等方面各有异同，最后均收效甚微。剖析其深层原因，两次藏俗改良之异同又有其必然之理，颇为值得深思与借鉴。

民俗与社会发展、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要注重建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公序良俗。民俗行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当时政治环境与统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民俗作为一种历经漫长历史为大众广泛接受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牢固的群众基础，因此儒家思想自古便十分重视观风俗和教化民众，历代统治者也形成了“为政必先究风俗”[13]（P5053）“观风俗，知得失”[14]（P1708）的理念和传统。和琳、张荫棠的藏俗改良虽然异代相隔，但均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中心而产生。这既反映出政治与民俗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重视风俗的优良传统。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借鉴的。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与生活习俗的更革、改易，带领人民移风易俗、摒弃陈规陋习，在全社会建立与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宜的公序良俗，既有利于引导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俗改良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民俗的产生与演变有其内在科学原理，任何族群的传统民俗均可以，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断更革，但必须依据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习俗本身做出深入的研究和全面、客观的评价，再针对流弊严重的习俗实行有针对性的措施，徐图改之。就和琳、张荫棠二人而言，虽然他们所处时代与思想观念有较大差异，但二人均缺乏对民俗文化的科学认识与正确理解，故不能对藏俗形成全面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去取，只是立足自身的思想观念来对藏俗进行简单评判，改良时又有流于主观臆断之嫌和简单禁止之弊，从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因而虽用心良苦却事与愿违，难以取得实效。虽然这种不足是他们的时代局限所决定的，但却是后人应该吸取的教训。

民俗改良必须立足于深层背景和内在机制的深入分析与更革。民俗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内在机制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移风易俗，必须要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入手，只有改变其养成、生存的社会土壤、思想观念等，才能事半功倍，纯用行政命令则治标不治本、不可持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然也重视观风施政，但总体对民俗还是比较忽视的，更没有深入分析民俗深层机制和原理的科学意识、理论与方法，和琳、张荫棠也是如此。和琳、张荫棠二人的藏俗改良缺乏对形成藏俗之内在机制与深层背景的深入分析，改良活动仅止于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和告示，乃至动用强制措施，革除风俗本身，故其革新流于表面，不能做到对症下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失败便不可避免。如西藏之一妻多夫制，植根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差役制度，要改变这种习俗，需要从改变经济状况和制度着手。西藏之丧葬习俗，有着深厚的自然环境与宗教思想背景，只有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才有可能改变这种习俗。而这些对和琳、张荫棠而言，是难以完成的历史任务，故其改良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前车之鉴是我们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深刻吸取的教训。

民俗的改良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综合工程，必须以科学合理的制度为保障。民俗的形成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传统作用下经历漫长历程的复合工程，民俗的改变也不是朝夕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淡化、革除的过程，而封建王朝的人治制度设计注定带来人去政息的结局。和、张二人作为封建王朝官员，其施行的藏俗改良，常常以主管官员的意志为转移，缺乏一以贯之、长期有效的科学措施和制度保障，因而必然随着主管官员的离任而改弦更张，其昙花一现的改良自然难以真正实现移风易俗。这警醒我们，要改易陈规陋俗，避免人去政息，必须在科学研究合理规划的基础上，依托法律法规，辅以持续不断的宣传引导，建立科学规范的长效机制，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才能最终毕其役于成功。

[注释]

①就笔者目前所见清人文献，其后仅《康輶纪行》记载弃患之习：“蕃最恶病。虽父母，瘟痘皆出之于野，云在家恐传染也。死则焚之。”见姚莹：《康輶纪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第30页。

②对于张荫棠所行藏俗改良之性质，陈鹏辉博士曾著文详述。参见陈鹏辉：《张荫棠遭弹劾考释》，《中国藏学》，2012年第2期，第129-134页；陈鹏辉：《普适伦理：张荫棠劝导藏俗改良的文化诠释》，西藏民族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陈鹏辉：《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③张荫棠的生平事迹，详参马忠文：《清季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家世、宦迹与交游》，《学术研究》，2019年第6期，第110-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