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自尼采发出“上帝之死”的哲学谶言和“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口号以来，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罗格斯中心主义和历史本质主义的批判，便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一切重要文化哲学思潮的中心内容，这也成为西方转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分水岭，并在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传向这一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中完成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换。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的突出主题即是由形而上学走向人本主义，由对理性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存在的追寻，因而形而上学体系和理性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诘难和批判。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福柯，再到德里达、利奥塔，已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一哲学背景下，黑格尔的理念和绝对精神，包括它的庞大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受到来自现代反理性哲学的空前挑战。

反映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领域，贡布里希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显著标志。近二十年来，随着贡布里希论著的译价引进，当代美术史包括书法史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贡布里希热，并成为当代艺术史及书学研究领域清理和批判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武器。

黑格尔美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艺术哲学，它将艺术视作寄寓着人的理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的东西构成真正美和艺术的中心内容。”而艺术的最高真理在于理念即绝对精神。黑格尔以此将西方艺术史，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至文艺复兴和近代划分为三种形态：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最高发展是古典型艺术，即古希腊、罗马雕塑、建筑艺术，它体现为人的个体自由与整体的和谐，并体现出理念的崇高。浪漫型艺术则标志着近代市民社会兴起后，艺术的个体自由与整体的和谐的分裂。“艺术不再是作为真理由以使自己得到实现的美的感性显现”，从而产生了主体的困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提出了“艺术走向终结”的论断。黑格尔认为哲学包含艺术而不归结为艺术，艺术过渡为哲学而不再作为艺术，就如他名言：“艺术将做好准备做哲学的婢女。”

绝对精神—理念，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最高范畴贯穿在黑格尔的整个艺术哲学包括历史哲学中，并演化为具体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成为他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和艺术史的前结构。因而精神的发展或变化也最终导致艺术的发展和变化。黑格尔上述艺术哲学被其批判者归纳为民族精神的表现论与艺术发展的历史决定论（周期决定论）—《美学》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艺术的生命周期反映了人类精神的生命周期。

黑格尔在西方现代艺术史领域的主要批判者贡布里希认为：“没有大写的艺术”“大写的艺术已经成为叫人害怕的怪物”。而黑格尔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被视为“大写的艺术”的主要精神根源。

贡布里希不认为艺术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间有必然联系，强调艺术的名利场逻辑，认为趣味、时尚才是决定艺术风格递嬗变化的直接诱因。艺术的衰落和风格变化则是由趣味的疲惫造成的，而不是由文化的发展或衰落造成的。在这其中，艺术家的个人作用超过任何外部作用，他们对艺术风格图像的试错与修正匹配决定着艺术的风格形态。

贡布里希在哲学观念上深受波普尔证伪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影响。他的艺术史图像试错修正理论便是在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从艺术史的立场来看，贡布里希的形式理论—图像学对西方现代艺术史研究自有其应有的价值。它使艺术史研究走向严格的自律。始终围绕作品本身，从而有效消除了来自社会学干扰下的对艺术作品的过度阐释，但贡布里希理论由对形式至上的阐释而走向对艺术人文精神与真理观的否定，却意味着艺术史研究的一种倒退，它对艺术史的伤害绝不在黑格尔主义之下。因而贡布里希对黑格主义的清理与反拨，只具有限制性意义而并不能解决艺术史的整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