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唐代书家释亚栖《论书》考辨

2021-04-15熊俊屹

中国书画 2021年11期

◇ 熊俊屹

释亚栖，洛阳人，生卒年不详，是晚唐著名的僧人书法家。他擅长草书，与同为晚唐僧人书家的䛒光齐名，惜无作品传世。后代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例如《宣和书谱》本传谓其“得张颠笔意”，因而“对殿庭草书，两赐紫袍”〔1〕，受到了不小的恩宠。然而同书在李霄远条下又谈道：“至于字法之坏，则实由亚栖……俗子之所深喜，而未免夫知书者之所病也。”〔2〕可谓贬斥至极。对此，北宋书家周越也有类似的看法，桑世昌《兰亭考》引用了《周子发帖》（即周越的法书）对亚栖的评价，曰：“盖草书法坏于亚栖也。”〔3〕这类评价与“两赐紫袍”的高超书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针对这样一位名声不小却备受争议的僧人书法家，学界的研究目前尚不够，因此有必要对其生平事迹及传世著述进行梳理和研究。

一、有关释亚栖《论书》的一般观点及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此对释亚栖的书艺水平及书法风格不作过多的探讨，仅把着眼点聚焦在与之相关的书学理论文献上。在时下通行的书学文献选集《历代书法论文选》中，收录了一篇题为唐释亚栖的理论文章，名曰《论书》。其文曰：“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4〕

此文篇幅虽然非常短小，但作为署名是中晚唐书家的少量存世文献之一，不少研究书法的学者都很重视。朱关田先生《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佛教与书法”一节中称亚栖为“中晚唐以书名世，且具代表性”者之一，且在其生平介绍后提到他“存世有《论书》一篇”，并附载全文〔5〕。王镇远的《中国书法理论史》认为，释亚栖《论书》体现的观念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与释皎然《诗式》中提倡创新、通变的创作倾向，这种创新意识“反映了禅家不立宗派、呵佛骂祖的精神，是与亚栖禅僧的身份密切相关的”。因此，王氏将亚栖及其他几位僧人书法家的理论归结为“继承了张旭、怀素以来书法表现自我的传统，力求以书道通于禅理……也可见禅风影响下的书论面貌”〔6〕。对此观点，甘中流在其《中国书法批评史》中也表示认同，并举了慧能《坛经》的一个例子，来证明释亚栖强调通变的观念是受了彼时禅宗思想的影响〔7〕。

如此看来，这篇释亚栖《论书》的来源及价值是被主流学界所认可的，可是当我们细细推究此文的文献来源时，却不得不对文章作者以及真伪情况产生质疑。

二、《论书》内容的最早出处及对相关质疑的讨论

这篇短文既不载于记述亚栖事迹最详的《宣和书谱》中，也不载于涉及亚栖事迹的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陈思《书小史》等文献里，更不载于以广博精到见长的北宋朱长文所撰《墨池编》中。其内容最早出自活跃在宋理宗时（1225—1264）的刻书家陈思编纂的《书苑菁华》一书。

《菁华》卷二载《张怀瓘论用笔十法》一文，于十条用笔方法之下，又另辟一段，引用了其他文献进行阐述。为了下文分析方便，不妨将宋刻本的此段全文录于兹：“《翰林密论》云：‘凡功书之门有十二种隐笔法，即是迟笔、疾笔、逆笔、顺笔、涩笔、倒笔、转笔、涡笔、提笔、啄笔、罨笔、䟐笔。并用笔生死之法，在于幽隐。迟笔法在于疾，疾笔法在于迟。逆入倒出，取势加功，诊候调停，偏宜寂静。其于得妙，须在功深，草草求玄，终难得也。凡书通则变者，则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永禅师、禇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是书中得仙手，皆得法，后自变其体，以传后世，故俱得其名也。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奴书，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又《笔意》云：学书之难，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而言，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也。”〔8〕

据此文，可以发现，所谓释亚栖的《论书》只是《翰林密论》中的一段文字，尽管两处文字存在小的差异，但内容十分逼似。而且，《翰林密论》中的文字看上去既与释亚栖毫无瓜葛，也没有独立成文。因为无论是引用《翰林密论》，还是下文所引用的《笔意》（即传王僧虔《笔意赞》），作者都会把篇目标出，不致混淆。如果《论书》的内容果真是一篇其他作者的独立文章，作者一定会标出篇目，以示区别，何况对方是晚唐大名鼎鼎的书家亚栖，断没有遗漏的可能。然而《翰林密论》一文已不可考，同卷中陈思收录了一篇佚名所作的《翰林密论二十四条用笔法》，文中却并没有张怀瓘所引用的段落。

假设《翰林密论》的内容另有所本，非著者原创，而此段为传张怀瓘《论用笔十法》中的引述，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张怀瓘如何会引述晚唐人亚栖的文章，怎会提到柳公权？要么《论书》一文不可能出于亚栖之手，要么这篇《论用笔十法》本身就存在文献来源的问题。这里不得不提到此前学者对张怀瓘《论用笔十法》真伪问题的讨论，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分析所谓释亚栖《论书》一文的来龙去脉。

这篇文章与同为传张怀瓘所作的《玉堂禁经》一样，聚讼已久。有些学者在论述张怀瓘书学思想时选择了避而不谈〔9〕，更多学者只从技法论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10〕，于真伪却不置一词。

《宣和书谱》卷十九有释亚栖的小传

宋本《书苑菁华》卷二《张怀瓘论用笔十法》

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在对《论用笔十法》的内容进行概括后，提出了对文章的质疑：“本篇专论书法用笔……所论过于具体，与作者传世其他著作风格不类。后引《翰林密论》一段，举出‘十种隐笔法’，内容已出本篇之外，当为后人窜入。本篇真伪难定，文见宋陈思《书苑菁华》引。”〔11〕陈氏以文章内容及风格为推测真伪的依据，可是如何就能断言张怀瓘不会写作技法类的文章呢？如何就能以引文超出了正文的内容就断定为后人窜入？这些证据都具有弹性，因此陈氏也不得不感慨“真伪难定”。

对于陈氏的质疑，薛龙春给出了更细致的考证。其博论《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中《存疑、误传、伪托的张氏著作》一节说道：“南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二辑入《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分偃仰向背、阴阳相应、鳞羽参差等十条论用笔方法，文笔不似张氏吐属。又‘随字转变’条下云：‘谓《兰亭》岁字，一笔作垂露，其下年字则变悬针。又其间一十八个之字各有别体。’在张氏的所有著作中，从未提及《兰亭》；张氏主张顺情而不违衷，对于悬针垂露之变换，决无如此拘泥之理；而十八之字之说，更显牵强。是篇末系《翰林密论》，文中竟有‘柳变欧阳体’云云，殊为可笑。盛唐人不应评述晩唐书家，何怀瓘先为公权预言？再则，白云先生教王羲之书法的故事乃属后世伪托，张氏著作中于此类伪托文字从不加以引用，何至于说出‘王变白云体’的话？此外，王僧虔《笔意赞》乃后人伪托，‘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之语，出诸《墨池编》所收唐太宗《笔意论》，且张氏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主张‘唯观神采，不见字形’，不可能对此加以正面引述。是篇伪托时间当在晚唐至北宋间。”〔12〕

薛说以《论用笔十法》的文笔及观点不似张怀瓘，且时代存在错讹、处理文献存在粗疏等缺陷断定此文系唐末至北宋人伪托，确实比陈说更具有说服力。但是，除了引文所述书家的时代存在明显的错误外，其他依据如“文笔”“观点”都是具有弹性的，因此该文仍待考论。在这里，我们不可忽略余绍宋对《书苑菁华》一书的评价，余氏云：“此编则不问精粗美恶，一律采录……后之学者未加深察，以其必有所本，遂致所录伪书展转传播，数百年来鲜闻异论，是谬种之播传，未必非此编阶之厉也。”〔13〕这段话揭示了《书苑菁华》本身存在的文献问题。我们据此仍不能断言传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全篇都是伪作，因为也可能经过了后人的改窜，但是此文作伪的可能性的确是比较高的。

笔者无意在此辨明《论用笔十法》的真伪，只是通过该文的疑点，我们更能确定以下事实，即假使张文为真，则所谓《论书》必不为释亚栖所作，若张文不真，则该内容与释亚栖亦无甚关联，至少在最早出现该文的南宋中晚期（《书苑菁华》成书的年代），《论书》中的内容仍与这位唐代僧人无关。

一般来说，伪书或伪文的制造总喜欢依傍于前代名贤，如果作伪者的时代流传有署名为释亚栖的理论文字，怎么可能故意抹去名家的姓名，附之于其他文章之中，这样做意义何在？假使《论书》是释亚栖久佚的遗文，而作伪者因为某种原因剥去了他的姓名，但为何该内容在南宋时仅见于陈思《书苑菁华》，而于此前和当时的书目中均不见任何相关的记述？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因此，所谓释亚栖的《论书》大概率不会是其亲笔所作，而且在最初，《论书》的内容可能只是见载于已佚的《翰林密论》上的一段普通的技法论文字。

那么，既然所谓《论书》大概率不是释亚栖所作，也与之无关，为何两者之间会产生联系，两者之间又是怎样产生联系，并且使得后代许多文献的记载对“释亚栖作《论书》”深信不疑呢？这可能是由于后代学者对前代文献存在一些误读。限于相关材料的稀少，我们只能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并朝着合理的方向进行一定的推测。

三、“释亚栖《论书》”的出现及原因推测

自陈思《书苑菁华》之后，涉及所谓《论书》内容的文献便是元代郑枃《衍极》的刘有定注。与郑枃同郡且同时的刘有定有感于《衍极》原文过于简古，广为征引进行疏证，所征引者亦足称赅洽。其书及注大约作于延祐七年（1320）之前，因此书正文前有一篇元人李齐作的《衍极序》，落款时间为“延祐七年庚申秋九月”，便可推知，此书成书时间大概在陈思《书苑菁华》后六十年至百年。《衍极》卷四《古学篇》“二僧跚若后矣”句下有刘注曰：“释亚栖，洛阳人。尝对御草书，两赐紫袍。自云：‘凡书通即变，若执法不变，号为书奴。’”〔14〕这是笔者所见的将短文内容与释亚栖联系起来的第一篇文献。刘有定注必有所本，但注者没有交代此条的参考文献，就像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所批评的，“注中于出处，或出或不出，遂致旧说与自说猝难辨别，不知何以歧义至此”〔15〕。因此其来源不得而知。且注中所引并不是目前所见的《论书》全文，仅是短文中的三个短句组成的一句话。

在文献缺失的情况下，我们既不知道是否是刘有定根据此前某文献所记载的“释亚栖《论书》”全文，删削择其要而成了注中引的句子，也不能确定是否此前存在释亚栖的相关记载，即是载有其说过这一句话云云，而所谓《论书》，只不过是伪托者根据亚栖这一句话敷衍而成文。但是，我们如果考察刘有定《衍极注》的一般体例，会发现刘氏征引文献时，通常喜欢略而言之，有时不会照录全文。譬如《衍极》卷二《书要篇》于“萧相国、张留侯谈笔道，钟太傅著论，可谓格言矣”句下，有刘注云：“萧、张论笔，略曰：‘笔者意也，书者骨也，力也，通也，塞也，决也。’钟太傅《笔骨论》，略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又《衍极》卷三《造书篇》于“语其细而遗其大，赵伯暐之《辨妄》所以作也”句下，有刘注云：“（孙过庭）撰《书谱》，自书之，其略曰：‘自汉魏以来，论书者多矣……’”〔16〕亦是概括而言的明证。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前一种推测，即刘有定根据所看到的题为“释亚栖《论书》”的前代文献，删削择要录于引文之中。

可是，刘氏所看到的前代文献很可能也是伪托的。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于《衍极》条下有云：“原书及注征引之书，六朝以前半出伪托，俱未能别择，又采石室素书、发墓破冢诸无稽之说，以炫神奇。”〔17〕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亦同此说，对刘注的粗疏之处进行了批评〔18〕。笔者上文所举的“萧、张论笔”及“钟太傅《笔骨论》”，只要对文献的来源稍加考察，便可确定为伪托之作，而刘有定不能辨析，悉数载入注中。故刘注对于释亚栖这一条文献确实也有可能不辨真伪，见而采之，但无论真伪如何，所采者皆是有所本的。

《衍极》之后，元代苏霖编纂的《书法钩玄》卷二中明确有“释亚栖《论书》”一条，并于后载录所谓《论书》全文〔19〕，其内容几与通行本《书论选》上的《论书》文字完全一致。这是目前所见的将《论书》作为独立的一篇文章的开始。考《书法钩玄》大约成书于元统二年（1334），因苏霖于书前的《序》中交代了著书缘由，并于落款处写明了时间为“元统甲戌中元日”，故可推知其著书时间应为此前不久。苏书为前代书学相关文献的选集，又与《衍极注》成书时间相距不远，因此很可能他们所根据的《论书》是同一来源，只不过一为略而言之，一为全文照录。虽然我们不能找到二书所本的文献，总而言之，至少在元代时，释亚栖已与所谓《论书》的文章内容发生联系。

明万历刻本《衍极》

明王氏书苑本《书法钩玄》

另外，苏书所录文献的真伪也很成问题，这点不断受到后世学者的批评。如《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略具梗概，未为该备。其去取亦未精审。”〔20〕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亦云：“是编盖仿《法书要录》《墨池编》《书苑菁华》而作，凡六十五篇。其所取材于三书外不多，既无一定义例，又不甚按时代为次，盖元时坊本也。其不知伪托，任意钞录，益无论矣。”〔21〕仔细查看苏书目录，的确会发现收录了许多已确定为伪托的文献，和《衍极注》一样，二书对真伪考辨的忽视直接使得后代的文献因袭而来，导致至今还有学者相信包括释亚栖《论书》在内的文章是可以信据的，此二书为此需要负一定责任。

四、明清文献中《论书》的因袭及伪托合理化

元代之后，关于所谓释亚栖《论书》的文献记载忽然多了起来，大抵是受到《衍极注》及《书法钩玄》的影响。虽然诸文献之间大体是陈陈相因，来回抄撮，鲜少有编撰者自己的考辨，但某些重要文献对所谓释亚栖《论书》的传播，使得此文的存在越来越被广泛接受。

在明代中后期，如嘉靖时书家陆深的《俨山外集》，万历年间彭大翼辑、张幼学增订的《山堂肆考》，唐顺之辑的《唐荆川先生稗编》等类书，均录有所谓的“释亚栖《论书》”一文，后二者虽为评价颇高的类书，然皆不加考辨。有趣的是，陆深《俨山外集》卷三十八《书辑上·典通》录之为：“凡书通即变，晋唐名书各变其体以传世，若徒执法，终非自立之体也。必也旁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22〕似亦概括而言之，然“必也旁通点画之情，博究始终之理”一句，实是孙过庭《书谱》中语，不知为何乱入此段中，殊为乖谬，诚如余绍宋所言：“前三篇（《典通》为第二篇）摘抄前人所论六书及各体书笔论，摘抄前人所述笔法俱甚陋略……大抵皆习见之书，知其前列各书未曾一一遍引，特列之以炫其博耳。”〔23〕

到了清代，康熙时编纂的《渊鉴类函》及嘉庆时编纂的《全唐文》等大书均录有《论书》，显然是从前代文献中抄撮而来（如前者明言所录出于《山堂肆考》），这种官修大书使得伪托文献的传播更加广泛。除此之外，艺术类专门文献如冯武《书法正传》、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书中皆因循辑录此文。由于此二书名声亦不小，传播亦广，于是在书画家群体中也逐渐接受了所谓的“释亚栖《论书》”。因此，当代的某个通行选本对此文不能加以分辨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结语

综上所述，所谓释亚栖《论书》一文，大概率不是晚唐亚栖的亲笔，一开始也与亚栖无关，而应是南宋后期至元代中期的好事者因为某种缘由伪托于亚栖名下，经过元明清一些重要文献的传播，使得原本易辨的文献在后人眼中逐渐变得可信起来。

我们对书学文献进行辩伪，并不是要否认其文本存在的价值，譬如蔡邕《笔论》、卫夫人《笔阵图》等，虽然早已认定为伪作，但对于书法技法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辨伪的目的在于知晓如何更加严谨地运用文献，如果确定了《论书》不可能产生于晚唐释亚栖之手，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之置入“晚唐书论”或“禅风影响下的僧侣书论”等议题中进行探讨，而至少要放在《书苑菁华》的时代中加以考量。随着书法文献的研究愈加精细化，对于文献的整理、考辨必将会成为最基本的工作，在这个前提下，书法史的一切研究课题才能找到更加精确的深入途径，不至于落入牵强比附的误读中。

注释：

〔1〕佚名：《宣和书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年版，第174 页。

〔2〕同上，第167 页。

〔3〕桑世昌：《兰亭考》，长塘鲍氏刻知不足斋丛书本。

〔4〕释亚栖：《论书》，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版，第297—298 页。

〔5〕详见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9—221 页。

〔6〕详见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4—125 页。

〔7〕详见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2—183 页。

〔8〕张怀瓘：《论用笔十法》，陈思编纂：《书苑菁华》，宋刻本。

〔9〕如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姜寿田《中国书法理论史》等。

〔10〕如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梁晓军于首都师范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张怀瓘书学思想研究》、阮弦于广西师范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张怀瓘书法理论研究》等，都在没有对文献进行基本辨析的情况下便开始分析其书学思想。

〔11〕陈滞冬：《中国书学论著提要》，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年版，第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