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新 夏

(1.淮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人的发展的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人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在当代中国，推进人学研究主要有四种基本路径：重新解释经典文本、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吸取中国文化优秀思想资源以及在实践中创新。

一、重新解释经典文本

当代人学研究既要以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实践为基础，又要不忘本来，继承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在理论上有所依凭，这就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理论上的依据和出发点，回归经典文本。

马克思主义人学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学说，其核心是人的发展理论，对人和人的发展的探讨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整个理论生涯。在人的发展理论萌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近代思想家的优秀价值理念，提出了对应然的“人的类特性(人性)”的理解，开启了对人的哲学层面的思考。他们提出了通过消灭私有制而扬弃异化、还原人的活动自由自主性的要求，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①。其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确立了人的彻底解放的目标，为确立人学理念提供了基础。在人的发展理论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②的概念，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制约性，确立了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和科学认识，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人的发展含义、目标和要求，指出了人的发展的社会条件，阐明了个人发展与共同体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③。阐述了人的解放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指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前提，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在人的发展理论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将对人的发展的理解同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社会条件，认为个人的全面性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并从历史发展的宏观尺度上确定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⑤，增加自由时间是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环节，并认为，一旦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消除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就将停止，人们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⑥。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百多年来，其人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分化的流变过程。从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比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意蕴和精神价值，对人的发展问题也多有关注和论述；苏俄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及其作为伟大认识工具的意义，相应地，比较忽视包括人的发展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这种倾向也影响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改革开放之前，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是对“人”的问题敬而远之，甚至否认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目的，忽视人的发展价值取向，即使谈到重视人，也主要停留在手段的意义上，而忽视了目的意义上的人，忽视了人性、人道以及人的价值、个性和权利。二是轻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需要和利益的论述，将利益和理想对立起来，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对集体(共同体)和个人关系的定位，离开人的需要和利益以及人的发展要求谈论社会的发展，轻视甚至否定个人的权利。三是忽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及倡导，未加区别地将“自由”视为一种负面的价值，并相应地无视人的“个性”的确立和发展。由于这些误解加上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人学理论和实践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结合时代和实践中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作出专门、系统的阐述。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动了社会进步，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给人生存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从而使推进人的发展成为紧迫的现实任务。正是在此背景下，人的问题开始重新进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论域中。

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回归文本，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人学思想。其所以要回归文本，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们对他们思想的解释和发挥存在着误读，忽视了其人学特别是人的发展理论。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由于时间间距、时代境遇以及立场和任务的差异，后人对经典作家思想的解释和发挥往往出现意义的“添加”和意义的“遗漏”两种情况：前者即后人在解释经典作家思想时添加了原来没有的内容。“添加”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经典作家思想正确的解释和发挥，添加了一些与经典作家思想相一致的东西，也就是通常说的发展，另一种是误读，即对经典作家思想错误的解释和发挥，添加了一些与经典作家思想相背离的东西。后者即后人在解释经典作家思想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其中一项重要的遗漏就是人学思想。由于在既往的解读中存在误读性的“添加”和“遗漏”，因而要研究当代形态的人学理论首先就应当正本清源，以厘清马克思、恩格斯人学思想之“基础”为前提，尽可能清晰地还原他们文本中的相关思想，弄清马克思主义人学原初的、本真的面貌，明确其从人的发展到人的解放、从人的解放到无产阶级解放、从无产阶级解放到阶级斗争、从阶级斗争到社会革命之间的逻辑演进关系；明确人学从显在到潜在的演变及其过程和原因，从而明确经典作家对人的问题的基本理解；明确人学思想在经典文本中与马克思主义各个理论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准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历史起点。

回归文本的第二项工作是对经典文本中的基本原理即理论内核作出深度的解释和发挥。应当看到，当代人学研究本质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态”人学思想在当代的重建，是在时代和实践基础上的解释和发挥，为此，就不是对原有的理论“照着讲”，不是简单复归原有的理论，而是要“接着讲”，即对其作出创造性发展，而其前提则是明确马克思、恩格斯人学思想中的理论内核即其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回归文本之要义在于明确并阐发这些基本原理。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基本原理，它们是理论的核心部分，是理论体系的基石，马克思主义人学亦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内核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即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目标和主体的理解；二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科学认识，即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发展条件、途径以及人的发展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鉴此，回归文本就应当梳理、确定从而回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原理。只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原理出发，坚守其理论内核，才能在此基础上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

二、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借鉴西方人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西方哲学家提出了丰富的人学思想，这些思想特别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人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同样的道理，这些优秀思想也应当成为当代人学研究的理论来源。对于批判继承西方人学的优秀思想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很好的示范，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是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已朝着几个独立的方向各自发展，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的重视和理解上大不相同，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于独特的历史境遇、社会地位、时代任务和理论视角等原因，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既存在着对经典作家的种种误读，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一点在人学领域中尤其明显。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独特优势在于：

其一，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致或相通。以语言为例，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其文本一多半以德文书写，另有一部分以英文书写，此外还有少许以法文等文字书写，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经典作家处于同一语言环境中，没有语言的隔绝。语言并非外在于思想，而是思想内容和特质的直接表征，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⑦，在此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相对其他语言的使用者而言，至少在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阅读并深度理解经典作家的文本。

其二，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与马克思、恩格斯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的生产环境、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等，都迥异于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的状况，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整个社会迄今仍然在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马克思、恩格斯揭露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并无改变。主张阶级一体化的马尔库塞也不否认这一事实，他认为，虽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旅游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但是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⑧。因此，在当代与在十九世纪一样，资本逻辑具有“同质”性。西方学者身处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仍是资本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社会环境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而由于人学理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在本质上是以资本主义批判为根据的，所以西方学者的资本主义批判可以视为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批判在当代的继续。

其三，他们经历了完整的现代化进程，比较了解现代性的利弊。由于现代化的原发性或先发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所有的优缺点已经在西方学者眼前展示无余。从社会批判的角度看，现代化在推动社会进步、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也给人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即通常所说的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传统价值观失落、拜金主义盛行、信仰危机、道德失范、暴力犯罪和贩毒吸毒等现象泛滥；人的生存片面化,人的能力片面发展；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张扬、人文精神失落，科技负面效应增长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的问题；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引起环境破坏和资源危机。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和深入探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研究视角及理解方式的独特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洞察到一些其他境域和其他视角难以察觉和体认的东西，从而其研究成果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是有助于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人学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主题是批判(而不是根本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不是通过现实的革命实践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寻求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人的解放(主要是精神解放)的道路和方式，这种关注重点决定了他们理论研究的兴趣主要在于人的改变和文化的改变方面，从而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挥上特别看重的是其精神价值和人学意蕴。他们挖掘和阐发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意蕴，并结合现代性问题对其作出了深度的时代性解读。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主要关心的事情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是使人作为个人精神上得到解放，恢复完整的人性。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学”阐释回避了实现人的解放的主要问题，但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意蕴的转换，凸显了其精神、文化批判的价值。

二是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解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秉持强烈的批判意识，深植于当代语境，直接关联现实的社会问题及日常生活。例如针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有的西方思想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较系统的批判性反思，这些批判和反思既加深了对现代化问题及其原因和影响的理解，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和当代价值，他们的研究可谓认识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深度地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本质。

三是有助于反观我国的现代化问题。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后发性，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国家业已经历过的现代化过程，由于现代化的共性及其具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双重性，上述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都已在我国重现，并给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障碍。由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先发性，西方学者比较了解现代性的利弊并对现代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反思和批判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矫正现代性问题，促进人的发展。

三、吸取中国优秀人学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在于它在进入中国之后结合了中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也在于它结合且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之中，吸取了一些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表达方式，例如中国的经典作家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凭借深厚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素养，以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概念及风格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然而，这种结合也有不足，因为类似的创作多限于以中国的概念表述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形成二者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的对话。从整体上看，至少是在学术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还比较疏离：一方面，未能充分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没有系统挖掘、梳理并确认中国哲学的学术资源，缺乏自觉对接中国哲学的学术传统，因而中国文化和哲学在学术的层面上尚未全面地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研究，但这种影响却未能较深地进入社会心理层面。追溯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比较固守已有的经典的甚至是从苏联泊来的概念体系；另一方面，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缺乏文化自觉，往往从固守自身的角度判断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性质，从而取舍中国文化的思想。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有效地引领社会文化发展和精神生活，为中国人在理智和情感以及认知和价值上所理解、所认同并且所喜闻乐见，就必须真正成为“中国的”理论，成为中国主流的文化精神，为此，不仅应当回应中国人面对的现实问题，还应在理论体系概念和语言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这就要自觉地与中国文化对话，吸取中国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尤其如是。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特别关注人性的完善，对以善恶为中心的人性问题和人的道德修养的蕴意及途径进行了持续的思考，蕴含着独具特色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其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人生境界；有自强不息、厚徳载物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和威武不能屈的志向；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天人合一”以及惟贤惟德和中庸和谐等许多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智慧；有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以及气节、崇德、宽恕、谦敬、乐群、重义、慎独、善良、达观、宁静、兼善、和谐等关于个人修养和理想人格的理念,其中一些核心理念直接涉及对人的理解。

如人性的观念，中国古代哲人注重对人本性的探讨，中心问题之一是人性善恶的问题。孔子主张人性本善，爱人即人之本性，提出“仁者，爱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主张“君子不器”，反对无视人的尊严，反对将人动物化、像对待牲畜一样对待人。孟子承袭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也。人天生的本性就是善的，现实中之所以有善恶之别，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即是否保持了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天生具有“好利”“疾恶”“好声色”等情欲，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导致相互争斗，故而必须以后天的手段使人弃恶从善。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是性善恶混论，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认为“良知”是一种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铄”的天赋本性，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⑨。“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到一切事物，在实际行动和现实生活中实现良知，达到知行合一。

又如民本的观念。“民本”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及有作为的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主张的一种观点，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认识到民众对江山社稷的作用，敬民、重民、爱民、贵民、安民、恤民以及修善德行、约束自我、慎重处理民事和国事。明确提出民本思想的是孟子，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观点是民本思想的源头。民本思想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但其中具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强调了民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专制权力，客观上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持了社会稳定，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团结。

再如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是小天地，二者是相通的，因而人的一切行为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认为，天与人本是合一的，天是自然，人则是自然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限制了人原来的自然本性，使之与自然不协调，因而必须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使人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认为，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和根据，人心中天生就具有道德原则，人类修身养性的目的就是去除外界各种名利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天人合一”引申意义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谐共处。

这些优秀价值、道德原则和人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人学多有相通或相似之处，如人本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念，天人合一观念之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性、良知等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之于人的素质提升和人格的培育等。这些优秀价值、道德原则和人生智慧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念内在契合，无疑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独特的思想资源。

应当看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形成于旧时代，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并且即使是思想精华也具有历史的或阶级的局限性，与当代生活和实践在时代的间隔上相去甚远，因而不能不加分析、不加取舍地直接古为今用，即不能照搬古人，而应当通过与时代和实践相结合对其进行现代的转化，作出创造性的新阐释。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人文精神和价值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阐发运用，才能凸显其当代性而超越时代局限，在现实中将其融入当代中国的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及社会生活，在理论上将其融入当代人学理论中，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四、在实践中创新理论

实践创新是人学研究的主渠道，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决定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实践创新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主渠道，而实践创新又具有双重含义，既在于结合国情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又在于在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在理论上有所推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和实践是包括人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以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人学思想的形成和演进一直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的，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分析特别是资本逻辑批判的结果，因而问题意识是人学研究的根基。在当代，人的发展条件和面临的问题较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有直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问题，才能找准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现实方位，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人学。

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人学应当从当代人的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给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提供新的条件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制约甚至阻碍人生存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表现各异，但都分别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心灵的矛盾，是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面对的主要障碍。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既是由人的因素所致，又直接制约着人的生存发展，因而必须通过人自身的改变来解决。对这些问题及其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提出应对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人学理论关照现实所应有的担当和当代中国人学创新的主要途径。

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人学应当从人的发展的要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正是这种理想的要求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或矛盾，才构成为“人的发展问题”：一方面，人的发展的价值取向、目标和要求是理想的，反映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诉求；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却往往与理想之间存在着距离甚至与之相背离，这就出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学研究既要从问题出发，又要从人的发展要求出发，进而从制约人的发展的因素与人的发展要求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出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发展要求与制约人的发展障碍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人学研究的切入点。

在当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美好生活需要对人的生存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也给人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学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论著对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不平衡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但问题在于，相关研究中也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缺憾，这就是尚未对有关人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哲学层面的系统阐述和透彻说明，因而对问题的把握缺乏学理上的彻底性。就此而言，从现实问题出发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而应是就事论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既要直面具体的社会现象，更要探究其背后间接的、深层次的原因，即对人的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从学理上给予深度的追究和阐释。在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涉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当前制约人生存发展的问题涉及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取向、定位需要、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等价值观、人生观问题的理解和选择。正是对这些问题理解和选择的失误，才导致了一系列“不平衡发展”问题的产生。

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人学应当在分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证实和发展理论。在时代和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分析和解决人的发展现实问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顺利地说明了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从而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呈现了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例如，马克思曾将作为未来财富尺度的“自由时间”分为“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由于生产力及其他社会条件的束缚，这一前瞻性的认识在以往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当代，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事较高级活动”即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以及休闲活动开始成为现实，马克思对于未来人们理想生活状态的预期便得到了新的证实，其结果是进一步激活这一重要思想。二是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这就提出了通过改进理论从而发展理论的要求。在当代，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化，给既有的人学理论提出了新的难以直接回答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削足适履而应当量体裁衣，即通过改变理论来解释问题，其结果将是提出新的观点或方法，进一步发展理论。由此可见，只有在解决人的发展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引出新话题、得出新认识，从而深化和拓展人学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人学研究虽然有多种路径，但各种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却是不同的，其中回到文本是前提，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吸取中国优秀思想资源是参照，而面向实践是根本。基于这一理解，在当代中国，作为当代实践和社会生活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原始文本，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解释和发挥，而是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总结实践发展的新成果。就此而言，实践创新是当代人学研究的主渠道，对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现实问题的解答是人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理论创新的切入点。

还应当指出的是，人学研究路径是多样的，每一种路径都不可或缺而且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在理解并处理各种路径之间关系时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越路径依赖以及消除路径之间的隔绝甚至相互排斥，在各种路径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使每一种路径在当代人学研究中各自发挥独特的作用，并能够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③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99、422页)。

⑤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14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7页)。

⑦参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

⑧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⑨参见肖箑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