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馨琳

东汉时期，品评之风流行，品评谣谚与政治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品评谣谚。格式常为“某某为某某语、谣、歌、谚”，其中谚、语只能口述而不能唱，歌的艺术性明显高于其他三者。语言格式比较丰富，既有三言、四言，亦有五言、七言，以及杂言。品评对象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官吏、经生和党人为主，也有游侠和权贵等。倘若考察这些谣谚的来源，会发现这些人物品评谣谚可分为士阶层和民间两类，且两者各有特点，对两者的差异进行考察，或许能够揭开东汉人物品评谣谚隐蔽的一面，继而深入了解东汉社会的人文风貌。本文讨论的东汉谣谚，以清人杜文澜编著的《古谣谚》（周绍良点校，中华书局1958年版）和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两部著作中的谣谚为主，其中，本文所引《古谣谚》中的谣谚不再一一注明。

一、源自民间的人物品评谣谚

品评官吏、游侠、权贵的谣谚大部分源自民间，比如“顺阳吏民为刘陶歌”就是百姓为歌颂官吏刘陶所作，“时人为周泽语”事关周泽与其妻，应是周泽身边之人所作。此类品评谣谚往往描述某件具体事件，大多能表现出真挚而热切的情感。

（一）品评对象

1.官吏

官吏是民间品评谣谚的品评对象之一，官吏品评谣谚以歌颂官员政绩居多，这类谣谚一般含有官员名号，以具体事件来凸显官员政绩，表现出百姓感激、颂扬的感情。例如，渔阳为张堪歌：“桑无附枝，麦秀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冀州民为皇甫嵩歌：“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

亦有批判官员恶政的，格式与歌颂政绩之类相同，情感真切流露。比较之下，这一类品评谣谚的数量较少。如宣城为封使君语：“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益州民为尹就谚：“虏来尚可，尹来杀我。”

还有描述官吏生平事迹的，语言平白凝练，如时人为王符语：“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时人为周泽语：“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

总之，这些源自民间品评官吏的谣谚语言凝练、朗朗上口，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情感真挚，加之东汉政府制度化地收集这些谣谚，其流传范围较广。

2.游侠、权贵等

除官吏之外，还有其他身份的品评对象。如时人为游侠杨阿若所号：“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写杨阿若“少游侠，常以报仇解冤为事”。“斫”字乃用刀斧砍之意，描绘了杨阿若快意恩仇的形象，同时也可窥见东汉游侠豪爽重义的特点。

再如权贵，时人为郭况语：“洛阳多钱郭氏室，月夜书昼富无匹。”郭况乃光武皇后之弟，“悬明珠于四垂，昼视之如星，夜望之如月”，表现了郭氏一族恩宠俱渥、富贵荣华之态。

还有天下为四侯所语：“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五侯之一的单超去世之后，左悺、具瑗、徐璜、唐衡专横于世，是故天下为之言曰，“回天”“独坐”“卧虎”“两堕”皆有肆无忌惮、骄贵无偶之意，展现了宦官专权、朝廷渐乱之象。

除游侠、权贵之外，还有时人为赞孝行、赞义行的谣谚。如敦煌乡人为曹全谚，“重亲致欢曹景完”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4页。，曹全“供事继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礼无遗阙”。

综上，东汉时期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对象比较丰富，涉及社会层面较广，上至官吏权贵，下至平民百姓，这些品评谣谚是反映东汉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二）叙事技巧

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所涉社会阶层较广，皇室所闻得以治官，今人所闻可窥见其时社会风尚，这与其纯熟的叙事技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有如下三个叙事特征。

1.平铺直叙，与抒情相结合

这种叙事手法比较常见，展现出了通俗直白的语言风格、真挚而热切的情感表达，以颂扬官吏义行为主要内容。例如，汲县长老为崔瑗歌：“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灌溉，决渠作甘雨。”此首谣谚歌颂崔瑗的政绩，描述了崔瑗穿沟决渠之事，表现出百姓对崔瑗的歌颂和爱戴，浅显易懂，情感真挚。再如吴人为彭修歌：“时岁仓卒，盗贼纵横。大戟强弩不可当，赖遇贤令彭子阳。”海贼丁义等万人据吴，郡内民众恐慌，太守秋君闻彭修勇谋，便以为守令，彭修与丁义见面后与其陈说利害，丁义便离开了。“吴人为彭修歌”便作于此时，描述了彭修在紧急关头救郡内百姓之事，“大戟强弩不可当”表现了当时状况的紧急和民众的无助，“赖遇贤令彭子阳”则表达了百姓的感激和庆幸之情。

2.语言凝练，以小见大

还有一些品评谣谚语言非常凝练，通过寥寥几字便描绘出事件的面貌，并由此勾勒出主人公的道德面貌。例如，乡里为茨充号：“一马两车茨子河。”此首谣谚描述了茨充同伴马死，“充到前亭，辄舍车持马还相迎”之事，通过“一马两车”四字便描绘出了事件之状，语言非常简练，表达出了时人对茨充义行的赞扬。再如乡人为秦护歌：“冬无袴，有秦护。”此首谣谚赞扬秦护清廉爱民，简单六个字不仅表现出秦护不受贿赂，家贫过冬都没有袴的状态，更表达出乡人对清明的秦护的歌颂和怜惜，语言简单，却不妨碍真挚的情感表达。

由上，源自民间的谣谚大都凝练简单，但情感却依旧真挚，这种谣谚朗朗上口，简单却不易被遗忘，这样的叙事特征是谣谚在传播过程中的“利器”。

3.修辞手法的巧妙应用

此外，一些品评谣谚还运用修辞手法使其更富表现力，一般来说比喻使用较多。豫章乡里为雷义、陈重语：“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描述雷义、陈重之间的情谊比胶漆更为坚固，此比喻形象恰当、生动具体，使人读之心领神会。再如时人为郭况语：“郭氏之室，不雨而雷，……郭家为琼厨金穴。”将郭府铸锻之声比喻成雷声，又将郭府比喻为琼厨金穴，对郭府的豪奢进行夸张渲染，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外戚郭氏的豪奢程度，读之让人印象深刻。

除比喻之外，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还使用反衬的表现手法。一般来说，使用反衬的谣谚一般具有讽刺丑恶、不公的意味，如益州民为尹就谚：“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尹就为讨益州叛羌，率军沿途烧杀抢掠，益州民众苦不堪言。虏人进犯，民众方可承受，尹就扰民却难承受，衬托出尹就要比虏人更可怕恶劣，表达了益州民众所受之苦，以及对尹就又怕又恨的情感。还有比拟手法，常被用作称赞时人的特长，如时人为吕布语，“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以称赞吕布的勇武矫健。

由上，东汉时期民间的品评谣谚往往平铺直叙，语言凝练，有时还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法增强其叙事效果，这样的叙事特征为其社会功用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纯熟叙事技巧的渊源

1.《诗经》的影响

东汉是经学的极盛时代，其时经学教育普及，品评谣谚难免受到《诗经》影响。尤其是《诗经》中“赋”的创作手法，“赋”乃是铺陈直叙，是《诗经》当中最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相较于“比”和“兴”，“赋”的使用对于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民众来说最容易理解和模仿，这也是“比”“兴”两种手法在民间品评谣谚中很少见到的原因。

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同样继承了《诗经》的语言风格，如魏郡舆人为岑熙歌：“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于戏休兹！”（《后汉书.岑彭传》）此四言谣谚表现了岑熙在魏郡治政两年，颇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前三句概述了岑熙为魏郡所做之事，后三句写魏郡舆人对岑熙的歌颂。这首谣谚的语言风格和《诗经》中的四言诗颇为相似，言语直白易懂，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多章都以“我有”为首，加强抒情，且隔句押韵，达到情感真挚、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叙事技巧纯熟，有较高的艺术性，已然可谓之“诗”也。东汉人同样通过引用《诗经》之义来加强叙事效果，如“蒲亭乡为仇览谚”引用《诗经.豳风》中的《鸱枭》来表现儿子不孝顺的母亲的辛酸，“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枭哺所生”，加强了叙事和抒情的效果。总之，《诗经》对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叙事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

2.政治功用的要求

品评谣谚既可以监督官吏，也可以教化民众。监督官吏治政的品评谣谚，需要传递至官吏的上级官员处，对该官吏实施惩处或者奖励，方能完成品评谣谚监督官吏的政治使命。而对于具有教化大众使命的品评谣谚来说，需要在更广的范围传播，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化效果。在纸张还未普及的时代，谣谚往往口口相传，这意味着，为了精准、大范围地传播，这些品评谣谚就需要具备简洁易懂、朗朗上口、浓缩精炼的特点，尽量在更少的字句当中包含更多的信息。另外，为达到监督官吏、教化民众的社会功用，品评谣谚必须具备一定的叙事功能，以便对官吏的行政或者善人善事、恶人恶事进行具体的描述，以达到最终的效果。

综上，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所具备的叙事技巧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它的社会功用。在“以经治国”的制度背景下，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继承了《诗经》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点，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品评谣谚在传播过程中的政治功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叙事功能。

二、源自士阶层的人物品评

经生和党人的品评属于士阶层的互相品评之类。被品评的经生大都有在某地教授经学的经历，如鲁丕、马融，他们皆有众多弟子，由“杨震被诸儒称赞”“周举被诸儒所宗”之语可知，即使没有教授经历的经生，其周边往往也有许多儒生。以此推知，品评经生的谣谚大多出自经生的聚集地，也只在“经学圈子”范围内流行。东汉桓灵时期出现了大量士阶层互相品评的谣谚，这些谣谚皆为党人互相标榜所作，有浓厚的政治和舆论意味。这两种源自士阶层的品评谣谚以议论评价为主，格式单一，出现了“四字称赞词加姓名”的七言格式化倾向。

（一）品评对象

1.经生

品评经生的谣谚，其内容一般是称赞其治经卓越，有固定的格式，即四言的称赞词冠在人名之上。例如，京师为周举语：“五经纵横周宣光。”关东为鲁丕语：“五经复兴鲁叔陵。”大部分品评经生的谣谚格式统一，内容也比较相似，偶有一些生动的品评谣谚。诸儒为贾逵语：“问事不休贾长头。”描绘了贾逵“问事不休”且身长高于他人的形象。再如时人为丁鸿语：“殿中无双丁孝公。”诸儒论定五经异同于白虎观，丁鸿才学最高，论难最明，诸儒皆称之，此谣谚展现了丁鸿在白虎观论定五经异同时的卓越表现。

2.党人

桓灵时期出现了大量品评党人的谣谚，《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可见党人的品评谣谚大多来自党人的互相标榜。自太学流行“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以后，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党人品评之风发展到高潮。

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后汉书·党锢列传》）

“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各有谣谚品评。例如，三君：“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八俊：“天下模楷李元礼、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才英赵仲经。”

此类谣谚都以标榜党人的高风亮节为主要内容，强调了党人阵营的道德优势和政治上的高素质，有引导民意的意味。格式同经生类品评谣谚相似，以四字的标榜词冠在人名之上，四字的标榜词又以“天下”“海内”为首，再加两字的赞美之词，也有八字的品评词，如“海内珍奇胡母季皮”。

（二）出现程式化的原因

1.汉代科考评语影响

对于士阶层品评谣谚程式化的原因，廖伯源先生曾在《汉代考课制度杂考》言：“听考之官员人数多……俱得于每年考课时书明事实，且各人评语不得相同，则不知该如何下笔，乃以成语空泛应之，久之乃简为数字之评语。”吕宗力先生继此言曰：“东汉士人见互相称誉标榜……显然受到他们所熟悉的官场考语之影响。①吕宗力：《东汉的谣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由此可知，士阶层的人物品评谣谚受到了官场考语的影响，继而出现了七言程式化倾向。品评经生的谣谚或能根据事实而作语，展现出一些卓越经生的治经面貌，其中自然不乏互相恭维之语，而出自桓灵时期的党人品评谣谚则少有真情实感，纯为标榜而已。总之，受到汉代科考评语的影响，东汉士阶层的人物品评出现了七言的程式化倾向，缺乏真情实感，艺术性也较低，其传播范围也只限于统治阶层和知识群体中。

2.七言在东汉的广泛使用

东汉时期，七言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普遍流传，最先开始流传的是谣谚。清人杜文澜辑前四史中七言的歌、谣、谚、语共54首，这些七言没有固定的格式，也并不被称作是七言诗，而是被称作歌、谣、谚、语等。其中辑《史记》七言共有4首，辑《汉书》中七言共载9首，辑《后汉书》中七言共有36首，《三国志》中七言共载5首。《古谣谚》所载《后汉书》共87首谣谚，其中七言共35首，约占三分之二。相比于西汉，东汉时期的七言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使用，与四言、五言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其次是铜镜、石刻中的七言。铜镜是汉代常用的生活用具，镜铭是刻在其背面的铭文，内容多以祈福辟邪为主，东汉时期镜铭内容十分丰富，体式大多以七言为主。在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出版的《汉镜文化研究》一书中载有七言镜铭：“朱氏明竟快人意”，“上大（太）山兮见仙人，食玉英兮饮澧（醴）泉，驾交（蛟）龙兮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铜镜是汉人生活中常见的生活用具，篆刻七言镜铭成为了一种社会习俗，七言成为东汉时人广泛使用的注脚。此外，东汉的石刻中也存在着许多七言，如东汉初年的《孟孝琚碑》就有七言：“澹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闵如（之何）。”再如，汉桓帝时的《张公神碑歌》中亦有七言：“往来悠忽遂熹娱，佑此兆民宁厥居。”可见，七言在东汉时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语言形式。

最后是文人眼中的七言。据《后汉书》记载，文人张衡、崔骃、马融等皆有七言作品，但大多现已不存在。东汉时期，七言还大量出现在文人所作赋的系辞当中，如张衡的《思玄赋》系辞和马融的《长笛赋》系辞皆为七言，其中多抒情和说理，并句句押韵。但张衡、马融并不将此当做是七言诗，而是作为某赋的系辞。总之，七言这种文体在东汉时被文人广泛使用，但其并没有被东汉文人纳入诗歌系统当中。

综上，东汉时期，七言被广泛使用，无论是民间的谣谚，或是文人作品，都出现了大量七言，这也是士阶层品评谣谚七言程式化现象的土壤。

三、东汉人物品评谣谚的社会功用

源自民间和士人阶层的品评谣谚具有不同的语言特点，民间品评谣谚具有较强的叙事功能，士人阶层的品评谣谚出现了七言程式化倾向，两者的不同特点使得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功用。

（一）源自民间品评谣谚的社会意义

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以叙事为主，同抒情结合，加之朗朗上口，传播力较强，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较大。

1.监督官吏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其中“观”者，“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之意也，“怨”者，“刺上政”之意也。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虽不能被称之为“诗”，但却具有“观”和“怨”的社会意义。

一方面，东汉时期光武帝“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建立了一个以民间歌谣为郡国长官政绩考评的监督制度，将“举谣言”制度化，此后便开始制度化地收集民间歌谣，这样既可以供其做舆情参考，也是决策者监督评估州郡吏治和管治的情报资源。汉明帝时，荆州百姓赞郭贺廉政，为其歌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汉明帝以此赐以三公之服。汉灵帝时，公孙度“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三国志.魏书》），皆是东汉统治者根据源自民间谣谚所做出的反应，此乃“观”之意也。

另一方面，对于民间的非掌权者来说，品评谣谚是当时极为重要的一种议政形式，它直接反映部分群众对某一官僚、某一特殊政治现象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反映了被压迫阶级最直接、最现实的政治愿望。如南阳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是故南阳百姓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把杜诗比作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也把治政清明、造福一方的官吏比作是父母。这些品评谣谚言简意赅地表达出百姓对地方官政绩的评价，反映出百姓对可以造福一方的官吏的感激和爱戴之情，此乃“怨”之意也。

品评谣谚的“观”和“怨”之意，促生了民间品评谣谚的叙事功能，而这样的叙事功能又反之强化了“观”和“怨”——布衣议政的政治功能，同时也调动了官吏治政的积极性。

2.教化乡里

《毛诗大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同样具备教化乡里的功能。绝大多数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有相当多的民间品评谣谚带着东汉民间所崇尚的道德印记，而这些带有其时道德印记的品评谣谚在流传过程中，便将这种道德印记传递至大众，达到教化乡里的目的。例如，敦煌乡人为曹全谚“重亲致欢曹景完”，这样的赞颂“孝顺”品行的谣谚在民间传播的过程当中，自然有“成孝敬”之用。

除正向的教化之外，亦有一些规劝人们勿要作恶的谣谚，如关中为游殷谚：“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贵神之灵。”游殷为胡轸所害，“殷死月余，轸得病，目精脱，但言伏罪，游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9页。，颇有作恶即遭报应的教化效果。

这些品评谣谚展现出的精炼叙事的特点无疑加强了其教化功用，在流传过程中，简单扼要的表达更能击中人心，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二）党人品评谣谚的社会舆论效应

一般来说，士阶层品评谣谚本是着眼于品评对象治经成就，旨在提高经学影响力，但东汉后期宦官为祸朝政，士人阶层开始集结起来，出现了大量的品评谣谚，这些谣谚具备强有力的舆论作用。七言句式具备较大的容量，字词组合的方式较三言、五言也更丰富，可以承载更完整的品评内容，同时这种句型的结构也更容易模仿。另外，七言单句拥有巧妙的语音特点，对于听者而言，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提取出最重要的信息，七言既便于歌唱，也便于传播。

总之，七言品评谣谚具备句式容量大、语音巧妙的特点，扩大了东汉末期党锢之争中党人所造成的舆论效应。更具表现力的七言格式歌谣谚在这场舆论战中大放异彩，士人互相标榜的大量格式相同的七言在统治阶层极具舆论效应。党人首先通过互相标榜主导议题的设定，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拥护反对宦官的李膺、陈蕃和王畅，确立了议题的正当性；其次，可以承载品评完整内容的七言格式使得党人所设定的议题内容更加清晰明了，着力点也更加准确精准，标榜四字赞美之词也使得党人群体更具道德优势，占据更有利的政治立场；另外，党人用大量简单易记的七言谣谚创造了可悲可泣的英雄故事，传播自己的政治观念。以此，党人借用七言格式的品评谣谚引导了民间的舆论走向，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关注。

结语

东汉人物品评谣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源自民间或源自士阶层，由于谣谚的来源不同，且各有自己的设定和品评对象，因此两类品评谣谚有着不同的表达特征，背后的社会功用也大相径庭。源自民间的品评谣谚品评对象比较丰富，以官吏为主，这一类谣谚贴近百姓生活，情感真实而热烈，具备监督官吏和教化乡里的社会意义。源自士阶层的品评谣谚的品评对象以经生和桓灵时期的党人为主，出现了七言程式化倾向，这一类品评谣谚在情感表达方面比较逊色，但长于舆论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