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波

(山东开放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西晋是一个速盛骤衰，战乱频仍的朝代，共有四代君主：武帝、武帝次子惠帝、武帝第二十五子孝怀皇帝、吴孝王晏之子孝愍皇帝。西晋政坛上始终存在着四股主要政治势力：一是传统的封建君主；二是逐渐形成的门阀士族；三是分封的宗王；四是掌权的外戚。其中除武帝一朝外，其他三朝都飘摇于外戚宗王之乱中，中间更有士族势力的逐渐扩大，是以君主为傀儡的外戚宗王和士族的联合统治。这四股政治势力既联合又斗争，而且在不同的时期内力量各有消长，一直贯穿了西晋52年的统治。西晋“二十四友”文人集团是一个以权臣贾谧为中心，以几个贵戚为首，以一些具有文才声望的中层士族为主体，通过交游唱和等形式进行活动创作的文人集团，主要代表人物有陆机、潘岳、石崇、左思、欧阳建等，其中欧阳建作为重要成员，其作品有《言尽意论》《答石崇诗》(四言)和《临终诗》(五言)两首和著名的玄学名篇《言尽意论》。本文通过对欧阳建身世及作品的考述研究，力求全面考察西晋文人集团与士人风气的基本状况。

在《晋书》上，欧阳建的传记附于《石崇传》，曰：

欧阳建字坚石，世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辟公府，历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甚得时誉。及遇祸，莫不悼惜之，年三十余。临命作诗，文甚哀楚。[1]

从这个简短的记载中可见，欧阳建从家势、谈吐、文采等各方面都是“甚得时誉”的，被称为“渤海赫赫，欧阳坚石”，在注重名望的西晋，这些对于他自己的人生仕途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而实际上，从他三十余遇祸以前历任的诸官来看，他的仕途确实是非常顺利的。对于欧阳建卒年三十余的记载，最近出版的曹道衡、沈玉成著《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欧阳建事迹、年岁》一文提出了新看法，认为《晋书》记载欧阳建终年三十余并不准确，他们认为欧阳建以三十岁出为山阳令，元康六年(296)为冯翊太守，至永康元年(300)不幸被杀，应该已届不惑之年了。[2]本文认同此论。

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欧阳建与石崇、潘岳同时为赵王伦、孙秀所杀，以往多认为这是欧阳建等为贾谧“二十四友”集团成员所致，但是，从欧阳建“及遇祸，莫不悼惜之”来看，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的，以下我们列举一下《晋书》有关史料加以考辩：

及贾谧诛，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1]

初，芘为琅邪内史，孙秀为小史给岳，而狡黠自喜。岳恶其为人，数挞辱之，秀常衔忿。……俄而秀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夷三族。[1]

曹道衡、沈玉成著《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欧阳建事迹、年岁》中早已对这些史料提出了疑问和看法：

据《惠帝纪》，元康元年(291)九月，“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梁、雍二州军事”，六年五月徵还。伦为征西，时玮已被杀，且都督关中位尊权重，亦非区区太守所得“迎立”，于文理为不通，纵六臣荒陋，当不至此，其为传钞窜入无疑，《晋阳秋》所记同善注。[2]

在上文中，二位先生详细考述了《文选》张铣注关于欧阳建欲迎立楚王玮之不切史实，此为确论。但是，对于欧阳建三人之死因，他们指出《潘岳传》和《石崇传》中的矛盾记载“颇为可怪”但是没有详论，本文便欲对此“可怪”之事从几方面加以探究：

其一，从以上资料可见，贾谧被杀，“二十四友”溃散，其中在欧阳建、石崇、潘岳三人中，潘岳和欧阳建的官职并没有变化，只有石崇“以党与免官”，但是仅以免官而言，可见也并非什么重要的政治党羽。联系陆机、陆云兄弟和刘琨兄弟的继续升官加爵来看，“二十四友”集团无论是在赵王伦、孙秀眼中，还是在时人眼中，都是没有什么政治威力的。因此，赵王伦为政治需要而杀三人的观点并不能成立。

其二，从记载可见，三人都是与赵王伦、孙秀有私人恩怨的。欧阳建因匡正之言而得罪赵王伦，石崇因绿珠而忤孙秀，潘岳更因早年“数挞辱”孙秀而遭其“衔忿”。《晋书·卷四·惠帝纪》：“秋八月淮南王允举兵讨赵王伦，不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汉王迪皆遇害”，又《晋书·卷六十四·淮南王传》曰：“坐允夷灭者数千人”，可见，当时被淮南王之事牵连的人非常多，而欧阳建三人应该是在这数千人之列的。而且，从最后被杀前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对这突变一无所知：

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曰：“吾不过流徙交、广耳。”及车载诣东市，崇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1]

岳将诣市，与母别曰：“负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邪？”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1]

石崇从被收之初以为是因为绿珠而得罪，到最后临死之时认为是被家财所累，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茫然不知所由的猜测状态当中，试想，如果他曾密谋图伦等，拟或伦等宣布其谋乱之罪，石崇必然有所表示，何能终无一言涉此？而且，如果石崇自知计败，那么潘岳被收也为必然，又何以对潘岳后至有“卿亦复尔邪？”的惊问，可见，二人当是被仓促杀害后又诬以附逆之名的。此之推测，从欧阳建的《临终诗》中可得其证，其诗曰：

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紘纲，投足不获安。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上负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顾所怜女，恻恻心中酸。二字弃若遗，念皆遘凶残。不惜身一死，惟此如循环。执纸五情塞，挥笔涕汍澜。[3]

人的悲伤，莫过于面临自身的死亡，而欧阳建的《临终诗》可谓是面临死亡最为深刻的思索和最为悲痛的真情流露。对于此诗所表达的生死之痛，陈祚明谓之曰：“哀痛至此，尚复何言，血泪俱流。”[4]陈延杰云：“坚石《临终诗》甚哀楚，似王仲宣。”[5]对其痛也理解甚深。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首诗中“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潜图密已构，成此祸福端”的理解却存在偏差：何焯《义门读书记》曰：“‘抱责守微官’，以匡正有隙，‘潜图密已构’二句，劝允事未行。”很明显，何焯之理解是受到《石崇传》的记载而来的。那么，到底“潜图密已构”的主语是欧阳建等人还是赵王伦等人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后文义：从开始“伯阳适西戎，孔子欲居蛮。苟怀四方志，所在可游盘。况乃遭屯蹇，颠沛遇灾患。古人达机兆，策马游近关”等句来看，欧阳建对于自己不能见乱引退、达观远祸而自责，显然属于比较被动的躲避不及，而不是主动出击、计谋不成的遗憾。“咨余冲且暗，抱责守微官”却应指因直言匡正得罪赵王而“抱责”，因此，“潜图密已构”很明显应是指赵王伦等秘密设计，陷害于己。而后文中，“恢恢六合间，四海一何宽。天网布紘纲，投足不获安”更是倾诉了自己动辄得罪，天地虽宽，难以逃脱的无奈！而在这种无奈当中，他只好将一切归结于命运：“松柏隆冬悴，然后知岁寒。不涉太行险，谁知斯路难。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穷达有定分，慷慨复何叹”，其中“真伪因事显，人情难豫观”显然是写自己被诬之事，而事到尽头，辩解已无用，只好归于“穷达有定分”了，但是欧阳建对于“真伪因事显”还是怀有期待的，那就是死后得到正名，这个在后来也确实很快实现了：

冏于是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王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解系、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1]

同时《晋书·解系、解结传》也载此文，从文中可见，欧阳建等之遇害与张华、裴頠一样，都是“无罪而死”，而从“百姓怜之”再联系欧阳建传中所谓“及遇祸，莫不悼惜之”来看，欧阳建等之冤死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欧阳建等人之死，显然不是贾谧的原因，它实际上是一次借机报复，公抱私怨的冤案，由此也可见“二十四友”文人集团的性质和当时名士备加遭难的社会现实。

欧阳建之诗作，除五言《临终诗》外，还有一首四言《答石崇诗》。石崇有《赠欧阳建诗》残句：“文藻譬春华，谈话如芳兰”，[3]其中对欧阳建之文采理辩加以称赞。而欧阳建此诗当是对此诗的回答。这首诗从赞颂其舅石崇起，历数了石崇任官之政绩，并表达了自己与石崇深厚的甥舅之情，特别是在最后其对于石崇“人乐其量，士感其敦”的赞扬，对于反映石崇慷慨好士这一方面的性格还是比较客观的。钟嵘《诗品》称其诗“平典不失古体”，[5]信矣！

除诗歌作品外，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也是西晋一篇重要的玄理杂论。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借违众先生之口驳斥了“言不尽意”论。首先，他指出物与理的存在不依赖于名和言，名不能给物增加什么，言也不能对理有所作为，即所谓“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其次，他指出理是靠言表达的，假如言不表达理，人们就无法交流。物是靠名识别的，名不分辨物，人们也就无法识别事物，即“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由此论证了名、言对表达物、理以及交流思想的必要性。最后，欧阳建认为物发生变化，名也要随之变，理有变化，言也要随之变化，即所谓“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通过以上三点，推出“言无不尽意”的结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肯定了物和物之理不依赖于名言而独立存在，揭示了名和物、言和理在变化中的统一，具有重要价值。在这场“言意之辩”的论证过程中，欧阳建《言尽意论》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还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如“有无”“本末”“一多”“言意”等等都是被成对提出来的，内容涵义也更丰富明确了。

综上，欧阳建作为“二十四友”文人集团中重要成员，英年遭祸，其生平和诗歌创作都具有一种悲剧性，但是，也正是这种震撼人心的悲剧性，最为集中和深刻地体现出了西晋士风和诗歌的特点。欧阳建之被害与裴頠之被害都是当时那个混乱时代的悲剧，但这并不能抹煞《崇有论》与《言尽意论》中“重名教”思想在社会功用层面上的意义，也体现出了“二十四友”文人集团的共同命运和西晋时代政治文学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