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慧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自成立以来即主动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并伴随综合国力的提升不断扩大“走出去”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自身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好奇心，并有意深入了解中国，这考验着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一直以来，中国都十分重视国家的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把握国际话语权有效传播中国声音——习近平外宣工作思路理念探析》，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06/c_1118542256.htm。即便如此，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误解，中国几十年来所努力建设的国际话语能力仍存在诸多阻碍。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与疫情相伴而来的还有对中国疫情的政治化和污名化。作为一场全球性的突发公共事件，它的爆发给中国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提升中国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也成为了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当务之急。

一、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内涵与外延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除了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等领域的新课题与新挑战外，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常态化趋势也更加考验着国家对内、对外的治理和应对能力。在当前大疫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加有效地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避免污名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就变得十分必要。

(一)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理论阐释

在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表达上，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衡量标准。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对特定语言能力的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2)Richard D.,Brecht and A.Ronald Walton,“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7(1994)，p.532.也是“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3)文秋芳：《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兼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70年的建设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60页。对中国来说，国家语言能力是中国融入全球治理格局，提高国际话语权，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重要保障。“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家语言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四种：国家外语能力、汉语国际传播能力、行业语言能力以及国家话语能力。”(4)王辉：《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家语言能力》，《光明日报》2019年7月27日，第12版。其中，国家话语能力特别是旨于对外交流的国际话语能力对国家参与国际事务起到的作用尤为关键。国际话语能力是全球治理能力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涉及整体国家安全。话语能力影响国家安全以及国际道义的争取和维护，它与综合国力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对外话语能力是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其对外传播的深度、广度、宽度和效应涉及国家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国际话语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强大的国家实力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必要前提。但是，由于受刻板印象、意识形态、表达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话语能力不因国家强盛而自然提升。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2013年在访问中国的演讲中将“讲故事的能力”看作是21世纪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标准：“我们应该意识到，真正的赢家不是哪个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力，而是看哪个国家的故事讲得更动听。互联网世界不是看谁的海军多强大，而是看谁会更好地向别人诉说故事”。(5)[美]约瑟夫·奈：《信息时代，比谁讲的故事更动听》，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DCkK。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就是要增加话语优势，提高国际话语能力。不过，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的表现尤其明显。一个十分明显的案例就是“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这本应该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能力的强大底气和优势，但由于部分西方国家的恶意鼓吹，这一优势并没有更好地转换为话语权优势。作为国际社会中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强大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戒备，甚至认为中国对其主导地位、民主制度等方面都构成了威胁，从而使得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受限。然而，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度变革的背景下，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发出声音，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对中国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话语能力需求也逐渐提升。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能力，在建构新的国际治理格局中不断提升国际话语的能力。提高话语能力就是要用国外民众和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创造有利于发展的舆论环境，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支持中国。

国际舆论是国际社会进行话语较量的重要场域。当前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各个领域的全球治理中扮演越来越独特而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发展和深入，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抑或是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的公共产品共享，中国是名副其实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热度不减的话题和不可忽视的关键词。世界持续聚焦关注中国，尤其当国内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时，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不实言论和偏见时有发生，这时便需要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建设。应急国际话语能力是对外话语能力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应急表现能力，是紧急状态下的国际话语能力。具体来说，应急国际话语能力是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针对个别国家和利益集团利用国际舆论话语权在公共领域传递负面观点和判断，消减负面舆论的影响力，及时用外语对国内突发事件的相关关键信息进行界定和阐释的能力。(6)王辉：《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家语言能力》，《光明日报》2019年7月27日，第12版。

(二)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方式和程序

与其他方面的话语能力不同，作为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一部分，应急国际话语能力有其独特的运用方式和程序，主要是通过有效设置议题、舆论引导、增加传播力等方式。第一，设置议题。“议题设置通常指大众媒介基于某种目标对某一议题或者话题集中报道，以影响和引导公众的价值判断和认知倾向，从而赢得舆论的主动权和优势话语权，使舆论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7)杨安、张艳涛：《议题设置与中国话语建构》，《理论探索》2020年第6期，第41页。简单来说，应急国际话语能力体现在对于话题热度的营造上。第二，舆论引导。舆论引导顾名思义，就是对社会舆论进行一定的引导。通过媒体造势、公众言论参与等方式，形成一种对社会成员的日后行为产生影响的较为平稳的社会氛围。也就是当遇见突发公共事件时，发挥应急国际话语能力以达到增加某一话题覆盖广度、降低话题的损害烈度的目的。第三，增加传播力。传播力主要体现在传播媒介的选择和话题传播的速度上，就是说良好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能够使行为体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对外发声时更加反应迅速、即时有效。经过议题、舆论、传播等方式的共同作用，引导突发事件的国际舆情，减轻负面信息的舆论压力，平衡国际舆论，扩大中国话语影响力，保障突发公共事件顺利或更好地得到处理，从而达到设定的预期效果。

(三)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着力方向

应急话语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但是应急国际话语能力能够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到扭转的作用。尤其是在应对不实言论、扩大正面声音、减少误解方面，在防范和化解风险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话语能力建构需要话语体系支撑。“话语体系不仅是概念、话语的表述，也是一种价值追求、制度安排和行为模式。”(8)黄志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若干重要关系》，《学习时报》2017年1月20日，第1版。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创造了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等概念，占据话语高地，形成话语霸权。当前我们提出了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同于西方的概念体系。“中国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它是与众不同的，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9)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1页。建构国内有凝聚力、国际有广泛吸引力的对外话语体系，应遵循“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基本原则，即用西方可以理解的，让国际社会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表达中国话语，构建有利于国际交流的对外话语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因此，当前提高国际话语能力就是要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贯彻中国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传播力就是影响力，提高应急国际话语能力需要传播力建设。传播力建设与传播的方式、路径、客体的接受力相关。多语传播能力是增加国际话语传播、提升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影响力和覆盖面的重要手段。语言同一性影响价值认同和传播效果的优化，是开启心灵的钥匙，“能通事与通心”。采用对方熟知的语言传播能更好地拉近传播者与受众的距离。因此，应急外语能力是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核心要素，多语能力是传播力建设的重点着力方向。

二、中国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欠缺与不足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特性之一，因此，第一时间对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获取独家报道，一直以来是各媒体竞争的焦点。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各国每时每刻都会有大事小情发生。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工作者对于新闻的捕捉更为敏锐，尤其是对于一些突发性事件。对于突发性事件应急报道的激烈竞争，正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表现。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以及各国国内的突发公共事件频出不穷。所谓突发公共事件，“国际上一般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11)周锡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报道中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中国记者》2009年第7期，第4页。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偶发性降低，逐渐朝着常态化的趋势发展，因此，成为了各国治理的一项重点。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就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对国家提出的新要求，其主要是作用于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国家对外信息的表达和传播上。近些年，中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所提升，无论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故，还是当前所面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考验着中国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诋毁甚至扭曲的报道，在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欠缺。具体来说，中国在应急国际话语能力上具有与实际需求对比存在滞后性、国际舆论环境塑造的被动性以及对外发声群体储备的单一性等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与实际需求对比存在滞后性

中国的发展崛起给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和紧张，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质疑和意识偏见。这就使西方每逢重大事件指责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规定动作”，在突发事件发生之时表现尤为突出。面对这种具有针对性和敌意的局面，中国不断运用其自身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的响应和造势。但由于经验不足，现阶段中国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水平仍落后于对外交往的实际需求。以媒体报道为例。当前，信息流通渠道不平衡发展，世界主要通讯社被美欧等西方国家垄断，其巨大的传播覆盖面时常左右国际舆论的总体态度。西方知名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取中国信息、了解中国情况的主要信息渠道，在非洲表现尤为突出。许多非洲国家发展落后、信息闭塞，由于媒体行业发展缺少资金支持和人员储备，当地人获得的消息都是经过欧美媒体加工过的“二手信息”。这种媒体信息传播的不对称导致国际舆论格局的不平衡发展，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西强中弱”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部分西方社会性媒体流露出强烈的排华情绪并做出辱华行为，含有诋毁、抹黑、污名化中国的报道、社交账号以及评论大量出现。世界多地出现疫情后，国际舆论聚焦中国，抹黑中伤持续升温，美欧等国及利益集团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心，持续攻击中国，从病毒的源头等问题入手，无视科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抹黑中国积极抗疫的努力，并对外宣称要对中国进行追责和索赔。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更是为了转嫁本国政府控制疫情不力的责任，将祸水转嫁于中国，以中国公布疫情不及时、隐瞒疫情发展态势为借口，公然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将疫情政治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舆论攻势，中国大多依赖国内媒体反驳报道，但反驳的声音很难进入国外普通公众的认知渠道，尚未覆盖国际主流社会和媒体。国外主要社交网站如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等的中国官方账号作用有限，海外媒体的协作支持优势不够明显，这些均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外交压力和舆论风险。

(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的被动性

突发性公共事件国际影响大，关注度高，西方媒体利用其在国际话语上的优势争相报道，并以此作为展示实力、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契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上尽管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英文官方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平台设置疫情防控专题页面，发布每日疫情信息，解读政策措施，介绍中国抗疫进展，普及科学防控知识，澄清谣言传言”，(12)《〈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全文)》，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81801/1681801.htm。但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主动塑造能力和引导能力仍显不足。疫情开始阶段，西方媒体尤其是欧美媒体利用自身的话语霸权，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对疫情的各种事实进行任意截取、选择性加工甚至是侮辱。比如，《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刊登的将五星红旗丑化为病毒的辱华漫画，以及诸多媒体肆意渲染将武汉封城的决定视为“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的行为等。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刊登的文章《冠状病毒危机就是中国制造的，但没有人会说出来(The coronavirus crisis was made in China, but no one will say it)》更是借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2月11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文章断章取义，通过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抹黑中国：造谣中国武汉医院12月中旬时拒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抹黑中国央视媒体派去湖北和武汉报道疫情和揭露问题的记者是官方用来报喜不报忧的“政治宣传特工”，污蔑中国对疫情信息存在隐瞒等。从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报道的响应情况来看，当前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的营造上存在被动性，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报道，很多情况下中国都是采取“发现失实报道—予以回应澄清—加大国际版宣传力度”这样的处理模式。这虽然能够缓解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曲解，但效果的持续时间较为短暂，一旦出现新的事件就要重复上述处理模式，无法达到减少不实报道、营造有利于中国形象的国际舆论环境的目的。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所处的被动应对、发声不够或者声音不响的国际舆论环境，一旦得以延续只会使中国的国际话语丧失主动权。在不实信息的充斥和来自国际社会的猜测和质疑中，出现“失语”现象，让反华势力乘虚而入，带来舆论压力和防范风险，增加事件处置的难度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三)对外发声能力及作用的欠佳性

除了对内需求的滞后性和对外国际舆论环境的被动性，在中国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建设上的又一不足是对外发声能力及作用的欠佳性，主要表现在应急国际话语的储备能力不足和应急国际话语多元行为主体作用发挥不够两个方面。

目前，中国的应急外语能力和多语传播的机构与人才储备能力不足问题凸显。这就导致了用外语率先发声、主动发声的力度不够，为配合官方外交主战场其他机构组织用多语种进行正面回应的载体和传播平台稍显无力。中国现有的国家级媒体多语信息发布平台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社、中国日报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外文局、中国网等，还有国家机构、各级政府、国家文化企业的多语种网站等官方的多语信息发布平台等。疫情发生后，尽管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中国驻外使馆和驻外大使们在社交媒体积极发表意见和评论文章，有效应对不实信息，表达官方立场和态度。但是，其余主体在应急国际话语的表达上力度不够。一些人民团体、政府门户、海外企业、对外交流机构、高校、智库等官方网站出现多语信息更新滞后、事件发生后不及时“发声”、甚至是在相关社交媒体尚未开通账号等情况。其他机构和组织的多语发布平台数量有限，联动多语信息发布的机制尚未建立。可见，加强应急国际话语储备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

通常，国际话语行为主体包括官方和非官方主体(民间的公众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也可以是机构和个人。除了官方发声，相应的高校、智库、对外交流机构、海外企业等也应当明确其自身行为言论的引导方向和传播效力。这不仅是国家国际形象塑造的影响因素，更是国家应急处置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从上述分析可见，当前我国国际话语行为主体的作用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比如：中国海外企业的国际话语传播责任不明确，其在当地对外传播渠道没有完全被打开，发声不多且偏小偏弱，主动作为及对国外公众的关切及时回应能力明显不足。另外，自媒体的媒介素养不够，其人际传播作用优势不明显。相关智库“仍然存在较大的需求—供给差，智库国际话语权的资源并不充分，供给不足，对资源的运用方式也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对他国决策和国际议程的影响方面”。(13)张骥、方炯升：《中国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分析》，《国际展望》2018年第5期，第84页。国内公众对应急国际话语认识能力不足，其普遍缺乏公共外交理念，未能树立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荣誉感，忽视了公共外交、个人交往以及网民的言说能力等方面对国家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基于不同行为主体的性质、特点与优势，使其能够自觉地、能动地发挥应急国际话语主体作用，尤其是增强非官方主体、公众个体的发声能力，是我国提升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题中之意。

三、提升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中国对策

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间艰苦卓绝的领导，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实现了全方面的提升，“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14)《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http://www.gov.cn/guowuyuan/zfgzbg.htm。这一系列的成绩给中国对外交往和参与全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疫情的历史时期，鉴于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常态化和中国对国际话语权的需求，中国应该提升其应急国际话语能力以应对复杂国际形势下可能出现的种种偶发、频发、突发和常态的情况。针对当前中国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欠缺与不足，各方应该从国际话语内容、国际话语传播方式和国际话语应急准备能力三个方面有的放矢地进行应对。

(一)建构和充盈多样的国际话语内容

应急国际话语的内容建构是提升话语传播能力和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话语内容是国际话语能力的价值基础。话语、理论和方案都是国际话语的建构行为。中国的国际话语能力目标是贡献中国特色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案，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其中，议题的设置能力是构架国际话语能力的核心。议题和话题既有宏观，又有微观。宏观主题层面应淡化传播主体及内容宣传和政策普及色彩；微观的内容应该强化具象的、贴近受众生活的元素，并采取有创意的表现形式，提高讲故事的能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无论是“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举措是公开透明而负责任的”“中国动员”“中国速度”等宏大叙事，还是“尽职尽责的医生故事”“守护城市的警察、外卖员、环卫工人的故事”“病毒无情人有情——国际社会的慷慨援助故事”等具体事例，都是充分考虑了传播对象和形象建构目标后的成功选题。这些既是对方想要知道的，也能明确表达立场，“出发点是中国，落脚点是世界”,(15)李小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页。避免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二)拓展和创新国际话语的传播方式

中国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提升一方面需要创新应急国际话语传播方式，增加传播效率和效果，增强国际舆论引导。讲故事要与传播方式创新相结合，需要中国使用更具说服力的表达技巧和沟通传播创意，既讲述对方想听的，也表达自身的立场和观点，让受众感觉到被尊重，从而产生认同、理解和支持。首先，应用带有“中国元素”的话语表达理念和价值观念。话语中多使用中国哲学思想、成语典故、人文历史等内容，做好对外应急话语的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价值。其次，借嘴说话，借筒传声。针对国际上恶意侮辱的话语应利用国际人脉，邀请对华友好的有影响力的国际友人发表评论和贴文，集中力量抨击对华负面舆论。重视在华外国人的传播主体作用，他们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能够澄清真相，反驳谣言，发挥了解中国的窗口作用。最后，直面挑战，积极回应敏感问题。在此次抗击疫情斗争中，西方媒体经常就敏感话题大做文章，如“中国最初隐瞒疫情事实”“8名披露信息医生被禁言”“防控措施能否真正奏效”。面对这些问题应直面回应，不遮遮掩掩，讲事实、讲数据，以理服人，让国际社会体会疫情的复杂和中方的不懈努力。

中国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多样化的传播路径，拓展传播渠道。自拓展过程中，应发挥社交媒体传播主渠道的作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话语传播和交往方式。多渠道、多主体的话语传播让话语空间向多维度、多层次扩展，传播行为从集体性向个体性转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社交媒体让个人能够成为国家话语传播主体，任何社会性话题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交流，这会消解传统媒体时代公领域和私领域界限分明、国家话语具有完全国家主体性和相对封闭性的态势。当前国际话语传播呈现多元主体性的特征，除了政党和政府之外，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都是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主体。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好每个人的故事”，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国家话语的行为主体和传播国家形象的新兴主体。官方主流媒体应当拓宽海外传播的层次和渠道，与境外媒体合作报道，合作选题策划，让应急国际话语传播覆盖海外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建设还应当重视自媒体的媒介作用，尤其是“网红”的舆论引导作用。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利用“网红”自身超高的人气、吸引力和号召力，传播正能量，遏制谣言。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为提高社会公众的媒体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及对外传播意识共同努力。

(三)提升国际话语应急准备能力水平

在当今世界，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提升急需应急国际话语准备能力的增强。国际话语准备能力包括应急外语能力和应急外语人才的储备能力。应急语言能力的提高应建设长效机制，“在国家应急管理的预案和相关法律法规中，可加入应急语言预案、体制机制、法制的相关内容。比如，可加入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预案的基本内容，或者以附则的形式专门建立更加明晰、详细、操作性强的语言应急预案”(16)王辉：《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应急语言能力建设》，《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6期，第17页。等。让语言与应急的领域深度融合，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不同领域保持联系与合作，立足领域的专门需求，加大应急语言的储备。按突发事件的不同环节，即准备与预防阶段、监测与预警阶段、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和事后恢复与重建阶段的工作重点进行储备建设。(17)王立非、王铭玉、沈骑等：《“应急语言问题”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3期，第77页。从应急外语能力和应急外语人才储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各领域的多语术语库、词汇库等，对重要词汇进行内容的阐释，建立对外翻译标准化数据库，加强对应急领域的术语库、语料库研究，以满足突发公共事件对外语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实应急外语人才储备。对外话语传播需要大量除英语之外的多语种人才，提高应急国际话语准备能力就要整合多语种人才资源。因此，可以按突发事件应急的领域(反恐、维和、救灾、援外等)加强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和培训，推进“多语种+”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完善多语种应急国际话语翻译人才的高层次、高质量培养模式，建立多语种语言人才资源库并将应急外语人才储备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储备的高度。

四、结语

应急国际话语能力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能力对外维度的体现。突发公共事件的增加对于一国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鉴于传媒的发展历程，在国际话语的传播和主导上，还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国际话语优势不足、国家形象屡屡遭到抹黑等背景下，中国的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十分必要。现阶段，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其新兴大国地位不完全匹配，实力优势未能完全转化为话语权的优势。

机遇与挑战并存。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给国家带来重大人力、物力、财力损失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公共卫生治理、应急话语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次疫情暴露了应急国际话语能力不足所导致的问题，将使应急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成为未来国家治理十分关键的一环。提高应急国际话语能力，是中国有效应对国际负面舆论，增加话语国际公信力、政治感召力和行为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中国应该在提升应急国际话语能力的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将其作为精神支点，“既要加强价值自觉，坚守价值自信，也要积极传播中国价值精髓，在国际价值话语场中扩大影响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成世界‘价值典范’”。(18)王越芬、张世昌：《价值自信：国家话语能力提升的精神支点》，《学术交流》2017年第3期，第71页。在此主线的引领下，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实现有效互动，以提升国际话语能力尤其是以应急国际话语能力为契机，有效促进全球治理能力的主导力及引领力。这就要求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应该就中国国际话语内容的建构、国际话语的传播方式的更新、国际话语应急准备能力水平的提升贡献出各自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