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教育外交逐渐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构成部分。教育外交可以深化与对象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为教育外交提供契机，体现在国内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扩大同中国教育合作的强烈需求及“一带一路”需要多样性的国际化人才。不过，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外交有着相应障碍，包括教育体制存在差异性、教育认知不完全一致、教育规划和管理不足。基于此，中国应采取如下措施推进教育外交：加强“一带一路”教育外交的顶层设计，扩大与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机制化建设，创新教育外交模式，积极强化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教育外交;中国外交;教育合作

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主席在外访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此后，“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一百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内容丰富的系统工程，不仅涵盖能源、农业、金融、科技、环境[1]等领域，而且包含人文教育领域。应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有力地推動着以教育合作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教育外交的不断发展，加快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人文交流，最终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从当前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更多的探讨集中于教育合作机制与模式，以及教育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的职能等方面，鲜有论及教育外交这个概念本源[2]。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在“一带一路”的新政策环境下中国教育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且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教育外交的概念界定与历史脉络

随着国家间互动频次的提升和全球化的逐步发展，主要强调安全、政治等因素的传统外交呈现出新的特征，教育、经济、文化等元素在外交中的重要性渐趋增加，这为非传统外交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政策与社会条件。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之间围绕着教育合作发展迅速，且以教育外交的样式正成为各国努力营造的新亮点。

（一）教育外交的概念界定

明确的概念界定是进行教育外交研究的基本前提。哈班斯·波拉（Harbans .S.Bhola）早在1971年就提出教育外交的概念，并讨论教育外交的可行性与局限性，但并没给其显著的界定[3]。之后，不断有学者尝试着对教育外交进行界定。在加里法力亚·拉姆西欧（Garyfallia Ramtsiou）看来，教育外交是指由国家官方或国际机构发起或实施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级别的教育合作，从而服务于目标更大的外交政策议程的外交形式[4]。还有学者如扎卡里·阿布扎（Zachary Abuza）以及约翰·埃里森（John Allison）等在经验研究中，把通常的国家间教育合作，包括留学生交换等，作为教育外交的主要内容[5]。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学院、孔子学堂不属于本文教育外交的范畴。这是由于各国教育都有基础的教育大纲，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都有各国自己的既定授课内容和考核要求，而且具有刚性特征，我国的孔子学院、孔子学堂没有纳入各国的教育序列当中。总体来看，教育外交是为了实现特定外交目标，以语言、文化交流等教育合作为外在形式与手段，从而促进整体性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教育外交的历史脉络

教育外交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尽管这个概念的出现并不久远。在长期历史阶段，基于朝贡体系的主导优势，中国始终位居东亚教育圈的中心地位。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就曾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中亚、西亚教育交流的通道，且以此作为手段之一联合西域各国对付北方强权匈奴。唐代由于国力强盛，中国的教育外交圈逐步扩大，中国高僧赴日本讲学的盛况多次出现，提升了中日关系发展水平。玄奘高僧游古印度，带回600部佛经回唐并翻译1000多卷，对促进中印教育交流与国家间互通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中国将佛教哲学理论传播给周边日本、朝鲜等国家，推动这些国家佛教的发展。中国和中东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交往也逐步增加。经堂教育是16世纪明朝在教育领域的一大特色，对中国和相关国家关系的发展起到助力作用。古代朝贡体系时代的教育外交，巩固了中国在区域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推动了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进入当代尤其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教育外交范围扩展至全球，汉语教育和留学生交流逐步扩大，教育合作和培训基地逐步成立，中国的教育外交日益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教育外交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教育外交的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外交内容丰富，包括教育交流、汉语教学等多种形式。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态势下，中国教育外交在深化中国与对象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深化中国与对象国的双边关系

在当今国际体系下，随着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领域已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国家间双边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大幅提升。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逐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频率不断增加。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中国教育外交一方面可增加中国与对象国在教育领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可极大地促进彼此的民心相通，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推进。当前，各国均把将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希望，培养国际化人才日益成为各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抓手。中国可以依靠教育外交提升与各方的教育合作水平，并以此促进彼此关系的升温。毕竟，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外交不同，教育外交并不涉及军事安全、国家主权等敏感议题或牵扯各方发展大计的问题。教育外交这种以教育为依托的合作形式，能够使各方在较为轻松、舒适的氛围中交流，推动国家间关系健康发展。

（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长期以来，中国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中国明确提出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又特别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6]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外教育援助力度，无条件向非洲等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书本捐献、教学楼援建、教师培训等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相关国家的教育基础设施，提升了其教育水平。中国还利用政府教学金等平台，与对象国开展人才培养、智库交流等多种教育合作，用实际行动支持对象国的人才培养。一方面，通过留学生交流，使得外国留学生最真实、最直接感受来自中国的亲和、互助和友爱。另一方面，依托教育援助模式，确保受援国教育教育自主性的提升，将中国负责任、讲义务、重担当的特质充分彰显。教育外交与软实力的价值高度契合，可以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当今国家间竞争具有总体性与综合性特征，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层面，还涵盖教育、文化等软实力领域。中国可以教育外交为依托，不断增加与相关国家在语言学习、联合办学以及留学生培育等方面的教育互动，拉高中国的亲和力和文化辐射力。通过教育融合到文化融合，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7]。中国学校利用自身的優势与国外学校在联合办学等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如云南财经大学和泰国共建了曼谷商学院、苏州大学和老挝建立了老挝苏州大学、同济大学和佛罗伦萨组建了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了友好教育桥梁。其中，国外办大学分校教育外交互动典范当属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教育课程包涵中医学、国际商务、汉语言文学等专业，主要是服务当地华人居多，得到了马来西亚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被赞为“一带一路”上的璀璨明珠。2018年3月，厦门大学张荣校长指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未来将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输送更多高素质国际化人才。”[8]

（三）增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倡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等舞台上多次呼吁各国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倡议被全球多数国家所认可，各方纷纷和中国建立互利共赢、命运与共的教育合作关系。2014年5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指出鼓励双方在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加强合作。2015年11月，中国同新加坡签订了《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开创中国和东盟教育合作新模式，拓宽新领域。作为人文交流的一种表现形式，教育外交呈现积极发展态势，中国通过教育援助、教育交流等方式为一些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前往中国求学，其中不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中国政府通过设立奖学金，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中国学习建筑学、通信工程、计算机、汉语等系统教育知识和理论，培养了留学生的专业技能。多数留学生在中国顺利毕业后，将回国参与到本国的基础设施及各领域的经济建设中，包括部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友善的教育外交行为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的教育外交提供契机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教育外交在促进中外交往与关系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继续成为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这种新的政策环境为教育外交的发展提供内外等方面的契机。

（一）国内支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

2015年3月，中国推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9]2016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教育部分别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强调中国愿意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中国将“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并在未来三年每年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2500人”。[10]中国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积极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教育合作。2016年中国共选拔226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赴34个国家，设立卓越奖学金项目与“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总数不少于3000个奖学金新生项目[11]。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为促进中国教育外交的开展，中国在学历学位互认、行政审批项目、留学问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2014年11月，中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促进了两国在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教育外交的催化剂，是中国教育在更大舞台、更高层次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扩大同中国的教育合作意愿强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教育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振兴本国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以为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奠定人才基础。2013年6月，就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夕，中东欧国家和中国达成《中国-中东欧国家教育政策对话重庆共识》，中东欧国家表示愿意加强同中国的教育合作，提升中东欧地区的教育水平[12]。随着双方在教育上的密切合作，中国—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于2014年9月正式成立。2015年8月，柬埔寨副首相索安在出席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表示，“柬方将大力推动东盟各国与中国深化教育与人文交流合作。”[13]2016年11月，中国向巴勒斯坦教育部援助办公教学用具后，巴勒斯坦教育部长萨伊达姆表示，“巴方愿与中方在教育领域展开合作，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活动和合作。”[1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参与同中国的教育合作为中国开展教育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外推力。

（三）“一带一路”需要多样性的国际化人才

“一带一路”在投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需要不同类型、各异特长的人才，这些都需要依托教育得以实现，这给中国的职业院校、民办高校、外国语院校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一般而言，职业院校和民办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注重对学生技能的培养，学生与企业交流的机会更多。各方可利用其比较优势，展开校企合作，通过学校与企业的对接提高“一带一路”人才的质量和效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语言方面有明显差异，这使得“一带一路”对小语种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成为外国语院校合作的有利条件。此外，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推进，国内外一些符合条件、实力较强的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基础上走上国际教育合作道路，如华中师范大学与伍伦贡大学合作成立华中师范大学伍伦贡联合研究院，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和马来西亚大学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随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办学项目的增多及境外办学的兴起，约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多个国家陆续邀请中国参加境外办学。作为中国教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教育合作能增加彼此在教育方面的认知和了解，加快中国教育外交的“走出去”步伐。

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教育外交的障碍

尽管“一带一路”为中国开展教育外交提供诸多契机，有着一系列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推进教育外交的有利环节，不过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教育外交也面临着多方面的障碍性因素。

（一）教育体制存在差异性

教育外交的重要抓手是教育合作，教育合作的成功开展与教育体制的匹配度密切相关。由于历史经历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在教学方式、培养模式、学校属性及政府与学校关系等教育体制有较大差异。如在办学特征上，印度是世界上较早施行公私并行办学的国家，目前已经形成了外包模式和基础设施模式等多种较为成熟的类型，私立教育在印度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的学校由国立学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社会组织或宗教团体创建的学校构成，在教学学制方面，俄罗斯的基础普通教育的学制比中国多两到三年，在教育管理方面，俄罗斯教育管理机构由联邦教育管理机构、联邦主体教育管理机构和地方教育管理机构组成。教育体制领域的异质性必然对教育合作和交流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各方在开展教育对接工作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沟通，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存在着讨价还价式的妥协与谈判。在一定意义上，这会影响中国通过教育方式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交关系的目标。

（二）教育认知不完全一致

一是学历、学分、学位等方面的互认问题。迄今，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签订了不同类型的《教育交流合作协议》，体现了各国对深化教育合作的支持态度。不过由于各方在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学历、学分、学位等方面互认的进程变慢，中国依然未能与部分沿线国家互认大学学历、学分和学位。如在职业教育方面，当前中国还不是《悉尼协定》的成员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在专科学历和职业资格方面还未实现互认。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与中国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国家有39个[15]。但其中涉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少，这不仅没能满足部分沿线国家和中国教育合作的期望，而且给各方人才流动和留学生就业带来诸多困境，也增加其选择留学中国的担忧，不利于中国教育外交的均衡、稳定和持续性发展。二是对国内学校的辨识度的有限性。目前，美欧美国在教育品牌和教育项目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诸多国家的高层次人才或掌控政府精英主要毕业于欧美名校。根据2017年9月《世界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公布的数据，世界领导人获得学位位列前五名的国家为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其中每7位就有1位毕业于英国[16]。同时，欧盟的“伊拉斯谟项目”和美國的“富布莱特项目”在全世界教育体系产生广泛影响。然而，中国教育在海外的辨识度还不高，和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诸多海外重要的人才、精英对国内学校的辨识度仅限于清华北大，在很多华人眼中中国最有名的高校也主要是这两所大学。三是非通用语人才的短缺。目前“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主要以英语、法语等主要语种为媒介，非通用语使用的现状与教育外交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仅官方语言，“一带一路”沿线就有40多种，这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沿线国对华教育认知的一大阻碍。

（三）教育规划和管理不足

首先，缺乏系统与完整的规划。应该说，在联合办学或国外办大学分校方面，如何在当地创办合规的教育机构并非难事。但是在持续办出特色和声誉方面中国教育外交还在起步阶段。大国尤其是强国都希望拓展域外影响力，尤其是文化影响力，其中教育是一个主要方面，靠大面积发放奖学金或者目的性的奖学金模式是否可以持久是一个问题。此外，尽管教育外交在高等教育层面进展迅速，但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方面还存在短板。2019年，全国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分别为28.12万、21.26万、特殊教育学校2192、高中阶段教育学校2.44万、高等教育学校2688，毛入学率与在校生发展态势较好[17]。不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主要聚焦高等教育发展，较少涉及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服务相关内容。在实际运作中，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更多被视作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少将其提升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高度。况且，相比实力较强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在留学生教育、海外联合办学、建立海外分校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偏弱。由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融入“一带一路”还处在早期探索时期，目前国家对其整体规划、服务和境外办学指导相对缺乏。

其次，成本和收益存在差距。在当前国际教育中，国外教育资源、排名和各项指标仍占据主导地位。近些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快速增加。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数据，1978至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累计656.06万人[18]。然而教育外交方面我国输出的学生数量远远高于吸收的留学生数量是不争的事实。如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为66.21万[19]，来华留学人数为49.2185万[20]。在教育支出方面，我国的经济投入也较大。根据智研咨询公布的《2021-2027年中国留学行业市场全景评估及发展前景展望报告》，2014-2019年中国留学教育中央本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呈增长态势，2019年中国留学教育中央本级公共财政实际支出92.49亿元;2020年中国留学教育中央本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86.93亿元。这些表明，我国教育外交在魅力、价值和吸引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和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五、中国开展教育外交的相应对策

基于中国面向沿线国家推进教育外交面临的种种困境与现实问题，为了促进教育外交的更大成效与服务于总体外交战略大局，中国应充分利用教育外交这张重要的“名片”，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模式创新、深化合作等路径出发，采取相应针对性措施，从而有效推进教育外交的发展。

（一）做好“一带一路”教育外交的顶层设计

有力的顶层设计与有为的制度构建强调全局意识和整体观念，可以有效地进行关系治理，使其处于相对稳定的可控轨道。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要实现教育外交的有序推进，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以协调不同部门与不同区域的利益关系。一是可以考虑成立“一带一路”教育外交办公室，挂靠在教育部，一方面协调与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国家汉办等涉及教育的单位，另一方面与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市做好对接工作，落实好此前与签订的“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通过“一带一路”教育外交办公室的从中协调与干预，各个地区的不同高校有针对性地发展与邻近国家高校的接洽与合作，真正发挥好“一带一路”教育外交重要载体的角色。二是可以适当考虑从“丝路基金”中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助力“一带一路”进程中的留学基地建设、留学人员吸纳等教育对外开放平台的运营，并将奖学金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倾斜，提升“一带一路”背景下教育外交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三是推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种教育外交形式均衡发展。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的交流、对话和对接，助力双方在教育领域的民心相通，使其成为教育外交的基础保障。同时，依托职业教育的专业性、职业性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职业培训机构，为沿线国家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性、应用型人才支持，助力其职业教育或培训能力提升。四是将教育品牌建设纳入“一带一路”总体设计蓝图中。因为教育互动其实和人口流动、经济互动等因素是紧密相连的。美欧日正是通过成功的教育合作或项目吸纳了国外优质生源，促进了与国际社会的教育流动、学者沟通和文化互动。中国可加快教育特色学科建设，建立更多具有标示性的教育品牌。顶层设计的加强有助于在“一带一路”建设下开展教育外交的持续性。

（二）扩大与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外交及教育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追根溯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不利因素是双方教育体制方面的差异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友好的协商，搭建相应的教育合作机制，以求同存异的精神推进教育外交的发展。中国应与沿线国家及地区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领域积极搭建相应的制度平台，进一步推动学历学位认证标准的连通与互认，推动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及认证制度，并力促就业市场的从业标准统一。基于语言在教育外交中的重要性，国家需充分利用和发挥好外国语院校的人才培养优势，构建和落实语言互通协调机制，推动更多沿线国家非通用语在华的专门性人才塑造。如依托四川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学院在西部的地缘位置和宏大的国际视野，整合学校外国语的语言优势，弥补“一带一路”对非通用语言人才的缺口，通过试点试验提升教育外交机制化水平。

同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应有积极主动塑造议程的能力与意志，需推动双边、多边及跨区域的教育合作框架形成，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阿大学校长论坛等合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進行机制的整合，形成相应的教育协作体系。可以提出有建设性的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公约，鼓励建立新的学术交流平台与学生交换机制，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资源共享，最终达到教育共同体的形成。这些制度性的方式和措施为“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外交提供了保障和制度支持。

（三）创新教育外交模式

一是确保教育外交的层次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实力、文化特征和经济政治现状方面差异性较大，因此教育外交应该分层次推动，避免“一刀切”。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教育合作较为成熟，可在教育项目、教师交流等环节继续深化彼此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中东欧、中亚和西亚非洲的教育综合实力或教育资源相对薄弱，中国可向其宣传自身的学费优势和教育优势，增加这些国家学生来华学习的动力及对中国教育的期待和文化价值认同。二是在联合办学或国外办大学分校层面，要探索和丰富这方面的教育外交，可以学习、借鉴和吸收美国等部分国际名校海外分支机构拓展的成功经验。从发放奖学金或者目的性的奖学金模式等教育外交形式的本质可以看出，大国尤其是强国之间的教育竞争，其实是人才的竞争。应该说，教育外交不是政治外交，涉及人才的培养，各国都很重视。长期以来，美国、日本、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吸引了大量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并为其所用，并为之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深入研究。三是注重教育公平理念。美国签署的《2014—2018教育战略计划》将公平视为重要战略，反对教育歧视，主张增加对学生教育机会和关怀。为促进教育公平，日本建立了雇佣制度，将教育资源向最需要的学生群体倾斜。英国在2016年签订了《教育全面卓越》文件，提出让不同背景和不同区域的学生充分享受到教育的公平精神，提倡向贫困区域优质教育资源。2019年，法国将强制接受义务教育的最低年龄设置为3岁，从而确保教育公平得到更好保障和实施。四是注重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和教育投资回报。如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美日欧奉行培养质量至上原则，使留学生和本土学生在班级安排、知识获取、资源共享等方面同等对待;推行有效管理机制，增设专门性的留学生协助与咨询管理机构和服务;严厉的奖学金和录取标准，确保特别优秀和能力突出的学生实现教育诉求。这些是美日欧成为高层次人才的首选的重大缘由。应该说，美日欧的教育体系、教育质量、教育内容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过其注重公平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育服务、教育管理增加了教育人才的获得感，值得中国教育外交参考和借鉴。

（四）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

国际组织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主体，也是中国教育外交可以借助的合作力量。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可以依托联合国及其下属的教科文组织、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等机构为平台与媒介，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共同促进教育环境的稳定及世界教育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国际组织对于参与“一带一路”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与中国纷纷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就地区层面来说，在“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着东盟、南盟、阿盟、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等一系列区域性国际组织，目前中国已和这些地区国际组织共建了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今后，应继续加强与这些国际组织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形成整体推进的规模优势，进而服务于“一带一路”及中国外交大局。另外，中国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的协商与合作，加快这些融资机构把相应资源投入到教育领域，推动沿线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大计。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能极大地推动中国教育外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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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搜狐网.“高教政策研究报告称，世界每7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就有1位毕业于英国高校”[EB/OL].https：//www.sohu.com/a/193305928_99948980，2017-09-20.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005/t20200520_456751.html，2020-05-20.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9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14_505447.html，2020-12-14.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3/t20190327_375704.html，2019-03-27.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2019-04-12.

[20] 中國产业信息网.“2020年中国出国留学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出国留学生人数及疫情的影响分析”[EB/OL].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101/924932.html，2021-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