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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研究

2021-12-03郑维林

关键词:总体布局外部环境五位一体

郑维林

摘 要: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启之年,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营造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第一,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控制价格确保就业率,推动经济内循环发展。第二,政治上: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保持政治定力解放思想,善用意见领袖锦上添花;巩固发展全面从严治党,保护干部敢于担当作为。第三,文化上:培养专业文化人才,建设文化惠民工程;立足发展教育科学,夯实文化传承根基;转变文化贸易思路,树立文化强国形象。第四,社会上:坚持人民安全至上,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赢矛盾化解攻坚战;引领共建共享共治,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第五,生态上: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人;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走好绿色发展路;引领世界携手共治,务实合作敢担当。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外部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1]。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中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依然艰巨,加之当前国际关系动荡剧烈,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这也是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2],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一個有机统一的整体,必须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营造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我国发展外部环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把握“十四五”规划及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视角。它的科学内涵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稳步推进使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3]。2018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特征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等,这些情况的出现深入地推动世界的发展变化”[4]。新时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党中央时刻关注世界发展大势和外部环境发展变化。2014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明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5]。外部环境,是国家生存发展过程中所有外部影响因素的总和,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与安全,所谓国家外部环境就是指战略环境[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部环境历经曲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依靠人民群众,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大改善了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7]。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8]。“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它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发展大势和外部环境发展变化,通过顶层设计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矛盾,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做出的科学选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外部环境变幻莫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也没有变。由此可见,不管外界风云如何激荡,当下中国仍须弘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力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笔者力求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五个方面,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形式,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一、经济环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改革开放。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因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的重要阶段,开放型经济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愈加复杂。因此,理清思路,营造适合我国发展的经济环境尤为重要。

(一)有利条件

“十三五”期间,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平稳增长。我国经济维持在6%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比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一倍多,年总失业率也保持在4.7%以下,2019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值的16.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将是高新技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的科技投入逐年递增,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引擎。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2020年6月23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成功发射,至此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完成,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别国导航定位技术的局面,为将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后盾。

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沿线65个国家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六年来,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累计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带动了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截至目前,与我国已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有17个,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25个。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9.27万亿元,增长10.8%。此外,由我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打破了日本、美国对亚洲基建投资的垄断,“一带一路”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另外,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已增至18个,开放型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面临的挑战

2019年,我国人均GDP虽然突破1万美元,世界排名第57位,但是与全球发达国家4.825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时,按CPI计通胀年增率也在逐年提升,“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超过2.13个百分点。

自主创新道路上,基础制造技术发展缓慢,高端芯片仍是制约我国技术发展的最大瓶颈。2018年以来,中兴、华为等事件,暴露了我国在芯片制造方面长期受基础装备、基础工艺和基础材料制约的事实,高性能基础材料甚至还直接限制了国产芯片性能的优化,也折射出我国在高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除此之外,作为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经济波动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动摇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近几年美国GDP增长缓慢,2019年增长2.2%,创2016年以来的最慢年增速。今年,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规模流行,如果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势必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2018年3月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公开恶化,趋势明显,且愈演愈烈,2019年,我国对美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10.7%。另外,联合国《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3.2%,2020年世界贸易将收缩近15%。

(三)营造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兑现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十四五”规划期间,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调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现阶段的国情也直接决定了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入推进新发展理念,提升质量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强大国内市场,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稳固农业基础,协调好城乡区域发展,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丰富对外开放内涵,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另一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合作共赢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开放发展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贸易问题。未来五年,我国需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进一步弘扬合作共赢新理念,重点强调发展问题,树立好敢于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协商解决贸易摩擦,打造良好的自由贸易环境。

第二,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模范试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贸易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附加值,统筹好国际市场结构和国内区域布局,优化经营主体和贸易方式,增强我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控制价格确保就业率,推动经济内循环发展。稳定实体经济,确保就业优先,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和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巩固和发展现有的物质基础,奉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圭臬,着重民生建设,着力解决好衣食住行特别是“住”等基本生活需求,全面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充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二、政治环境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塑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与14个国家接壤,6个国家隔海相望,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因此,新时代需要继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处理好国际政治关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处理好国内政治关系。

(一)有利条件

70多年前,我国就明确提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经受住了各式各样的风险和挑战的考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港澳回归,“一国两制”取得实质性进展,历久弥坚,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持“结伴不结盟”政策,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建交国家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8个增加到180个,还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举行,再一次向世界人民宣示了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

问题倒逼改革取得成效,平反冤假错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入人心,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9]。国内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不断巩固发展。2018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了专门负责全国监察工作的国家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体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共处分了省部级干部41人,厅局级干部0.4万人,反腐常态化机制正在形成。

(二)面临的挑战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宗教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盛行,反全球化思潮从西方发达国家爆发,美国通过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全球移民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等,制造混乱,成为全球秩序稳定的最大障碍。同时,“一带一路”和“16+1”机制引发对中国有着防范之心的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是趁机在“分裂欧洲”,负面国际舆论大肆传播,西方媒体更是致力于把中国塑造成一个负面国家的形象。

政治体制改革可谓石破天惊,针对性极强、亲和力不够。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典型的循规蹈矩、任劳任怨以及为人处世方法根深蒂固,大部分普通人民的政治思想停滞不前、因循守旧,在具体事务上表现为不敢直言、缩手缩脚、自甘认命等,导致了新时代政治改革推进速度放缓。政府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依然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吃拿卡要、假公济私,不乏存在类似云南孙小果案的司法迫害,掩盖事实真相,致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三)营造适合我国政治发展的外部环境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10]。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巩固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创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另一方面,采取内敛式发展战略,保持政治定力,解放思想,打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

第一,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政治形势变得愈加严峻。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方针,坚定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加强国际之间的宣传、交流和合作,让世界人民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也让中国的“一带一路”融入世界,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第二,保持政治定力解放思想,善用意见领袖锦上添花。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是第一要务。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解放“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旧思想,确保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实到位。走群众路线,培养意见领袖,善用意见领袖,通过舆论动员、引导达成正面的共识,夯实治国理政的民意基础,推动政治的社会化进程。

第三,巩固发展全面从严治党,保护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十八字方针”,正风肃纪,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以真实典型案例为基础,通过文艺作品等形式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做好民主政治的影视宣传工作。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不仅要时刻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而且还要兼顾注意保护干部。

三、文化环境

文化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精神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营造一个适合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集中统一的文化环境,秉承中国文化价值理念,发挥文化导向功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

(一)有利条件

国家兴旺,文化兴盛。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底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和为贵”等治国理政的思想仍在继续传承、创新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力量,夯实了文化建设的根基,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正如总书记所言,“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來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前者解决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后者为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我国历届政府一向重视文化建设,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投入上倾向基层宣传。十九大报告中有73次提到“文化”,7次提到“传统文化”,34次提到“文明”,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指明了方向[13]。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全面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法律依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生态人文价值的文化贸易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是1114.5亿美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总额占998.9亿美元,同比增长7.9%;进口总额占115.7亿美元,同比增长17.4%。与此同时,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交流机构——孔子学院方兴未艾,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62国家(地区)设立了541所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外发展的外部环境。

(二)面临的挑战

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偏小,明显低于其他行业,人均比值低,东中西部区域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公共文化资源宣传力度有限,公众对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的需求满意度评价不高。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民俗文化走弱,新时代群众文化活动少,品牌不响,知名度低,优势没能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有待提高。此外,基层文化服务队伍参差不齐,专业文化业务人才欠缺,文艺作品创作能力有限,以至于先进文化难以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效果各地差异大。

文化教育上,虽说没有真空区,但是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革命与战争,不仅造成文化断层,还与世界工业革命脱轨,又长时间侧重于人文教育的发展,致使工科教育发展滞后,基础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等起步完,尚未形成独当一面的格局,教育盲目扩招、地区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困难重重,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层出不穷。

虽然我国文化贸易总体规模持续扩大,近几年进出口贸易长期顺差,但是占GDP总量的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约4.41%,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增长快,总体上仍显不足。同时,对外文化贸易中,出口结构存在不合理、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工艺美术品等比重大,电影、电视剧等文化创意产品比重小,出口对象国主要集中在东盟、欧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贸易逆差大,文化服务缺乏思想深度,质量不高,影响力和价值引导力不大,文化大国形象蠖屈不伸。

(三)营造适合我国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文化作为软实力,推动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与日俱增。党的十八大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指标以来,文化产业整体水平明显增强,结构布局更加合理,在培育文化企业、打造文化品牌、支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等领域取得了优异成绩。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需要采取外拓式发展战略,注重文化交流,打造文化强国。

第一,培养专业文化人才,建设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力度保护现存的物质文化遗迹遗址,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培养专业、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提高文化素养,整治追逐利益、揶揄文化、提高卖座率等文化乱象,确保文化传播既不失品也不失真。因地制宜,推进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增强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开展文化活动,打造文化品牌,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第二,立足发展教育科学,夯实文化传承根基。教育乃国之大计,文化理解和文化认同要从娃娃抓起,教育脱贫则是当下刻不容缓的事,需要进一步完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基础理论研究水平,发展职业教育,创建“双一流”大学,打造学习型社会。同时,转变教育观念,加大国民教育投入,鼓励全社会共同监督、参与、治理教育领域的腐败,实现教育现代化,推动我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

第三,转变文化贸易思路,树立文化强国形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与世界各国保持友好稳定的文化贸易关系,“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统筹好国内外发展,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通过市场占比、覆盖率等,提高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文化服务出口比重,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价值引导力;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文化活动,利用好发展契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打造国家文化品牌,促进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四、社会环境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40多年来,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条件更加殷实,对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服务体系,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应该秉承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思想,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营造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的社会环境。

(一)有利条件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上升到2019年的接近40平方米;2019年扶贫扶志扶智工作稳步推进,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大幅提升,《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7.3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7.8/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6‰。儿童关爱保护、特困人员救助、殡葬移风易俗等民生工程效果显著,人民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从治标到治根再到治本的扫黑除恶持续深入,群众安全感也大大提升。

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1949年我国文盲率高达80%,经过多年努力,2014年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100%,2019年中国人口识字率为96%。截至2019年底,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4%,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2.6%,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4.8%,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补助人数增加近4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9.5%,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教育现代化初具规模,教育强国之路稳步前进,距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越来越近。

民以食为天,就业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1949年末,我国就业人口18082万,改革开放40多年就业环境一直稳定,政策和服务逐步完善,2019年末就业人口达77471万,为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源。近几年,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虽然有所下降,新冠肺炎之后更甚,但是自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劳动力供给侧改革,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已达2亿,而且党中央、国务院还高度重视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2019年,全国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24万人次,实现了高质量的就业目标。除此之外,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发展保障有力。

(二)面临的挑战

社会财富背离按劳分配原则,贫富两极分化愈甚,社会底层仇官仇富仇警察心态普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公平正义伸张之路崎岖坎坷。地方政府财政亏空,通过卖地,哄抬房价等推广病民之举,房子有价无市,人民“安”居满意度不高,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又容易滋生暴发户心态,毁坏年轻一代的三观,引发社会矛盾,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正如《国语·晋语》上所言,“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性”。与此同时,扫黑除恶尚未蒇功,社会和谐稳定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就业形势虽趋好,但压力依然存在,劳动力的供求总量、结构性矛盾突出,职业教育和培训滞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乐”业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截至2019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至59周岁)数量持续8年走下坡路,60周岁及以上人口约2.54亿,占总人口的18.1%,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四川、江苏等省已进入“老龄社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难就业与招工难并存,新興产业人才短缺,基层人才数量少。高校课程差强人意,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轨,毕业生就业期望与客观实际落差大,自我定位不明确,“慢就业”心理普遍。

虽然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总量的比例连续8年超过4%,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尚有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19年我国在世界有可比数据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0位。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差距大,教育机会不公平,占全国比重36.13%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的300万教师队伍流动性大,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基础教育中难有公平待遇,假公济私、巧立名目乱收费、师德失范等教育腐败影响教育公正。

(三)营造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15],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由于新冠肺炎和世界经济低迷等外部环境的影响,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长目标,但是明确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继续加强基础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确保民生质量;公开惩治腐败,营造公平、公正、稳定的社会环境,让全民共享社会主义成果,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第一,坚持人民安全至上,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前,中国的对外影响力持续扩大,导致国际社会的“中国热”有增无减。对此,我国需要进一步明确中长期国家安全战略,加强国内网络舆情监控和境外涉华舆情监测,健全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揭示“中国海洋威胁论”“中国网络威胁论”“中国挑战国际秩序论”和“中国经济危机论”等新的“中国威胁论”的险恶用心,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切实保障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第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赢矛盾化解攻坚战。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公正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当前,社会建设的任务就是加快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等,改善民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第三,引领共建共享共治,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构建服务型政府,制定保障人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措施,引导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进治安联防联动联管,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并举,促进社会行为规范化。以城乡社区为基点,整合各项资源,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营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发展环境。

五、生态环境

健康中国,需要美好生态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既能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又能满足人民对美丽中国的需求,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打赢蓝天保卫战”[16]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再一次阐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也为全球生态安全和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四五”规划期间,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恪守生态底线,探索绿色、节约、低碳发展道路。

(一)有利条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生态环境问题也因此上升为政治问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7],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18];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对生态文明建设做了系统部署。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也为下一步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生态文明建设惩治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依法查处了1466个黑加油站点和644个柴油超标加油站,消除黑臭水体2513个,累计排查涉重金属企业13994家,实施重金属减排工程261个,完成长江入河排污口60292个、渤海入海排污口18886个的排查,并在工业园区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实时监测。同时,禁止洋垃圾入境,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垃圾分类,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推动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和勘界定标,全面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生态环境宜居指数上升,人民的蓝天幸福感和绿色获得感不断增强。2019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87.08万吨/日,无害化处理率99.2%,第二届中国生态文明奖表彰了35个先进集体和54名先进个人,建设了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市县84个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23个。生态法律和资金保障有力,2019年完成了21项部门规章立改废工作,制、修订了96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中央财政拨款532亿元环保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各地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还设立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推动中国生态环境投融资改革,为美丽中国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面临的挑战

我国自然资源总量大,人均占有量少。截至2020年3月11日,中国森林覆盖率达22.96%,比全世界的森林覆盖率低近10个百分点。生态文明建设虽有成绩,但从整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2019年,全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数未过半;酸雨区面积约47.4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5.0%;生態质量一般,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51.3;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单位面积排放量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等。

经济结构优化程度尚有待提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仍占主体地位,有效利用率低,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够,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水平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雾霾、沙尘、水源枯竭及污染、草原退化等生态问题突出。地区经济建设缺乏系统考虑城乡区域自身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容量等因素,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在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进程中,城乡环境基础设施或不全或落后,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物的治理速度慢,环境负荷量大。

全国近岸海域水质一般,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轻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按照《耕地质量等级》(GB/T 33469—2016)评定),镉是其中影响全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首要污染物。分布在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西藏西部和新疆大部的生态质量总体较差,全国受威胁的高等植物有3767种,受威胁的脊椎动物有932种,受威胁的大型真菌有97种,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215种外来入侵物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此同时,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森林灾害、草原灾害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三)营造适合我国生态发展的外部环境

生态兴则文明兴,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加快改善环境质量,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丽生态需要,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控制碳排放,坚持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强化主体功能区的作用,提升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对能力,形成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格局,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塞罕坝奇迹”,打造美丽中国,正所谓“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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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人。所谓“生态文明”是指“文明生态”,即整个文明的和谐圆融、良性持存、全面发展的状态[19],它的核心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人”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社会人”片面追求人际和谐,不仅会造成生态危机,而且也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生态人”则是“具备生态理性,在自觉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追求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的个人或群体”[20]。从人学基础上看,培育生态文化人是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在全社会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全员参与,全民行动,协调推进“生态、人与社会”的综合发展。

第二,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走好绿色发展路。生态文明社会不仅需要打赢绿水、青山、蓝天、净土保卫战,实现污染防治的目标,也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产业体系,落实好科学治污,提高治理成效,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推动生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以“绿色发展”为核心,建设好绿色产业带,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提高自然灾害防御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切实防范重特大污染事故发生,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

第三,引领世界携手共治,务实合作敢担当。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既是我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要求,也是我国展现互利共赢合作共享战略,加快转变为世界强国的机遇。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携手世界各国推进全球治理,敢于担当,务实合作,从周边外交入手,处理好全球治理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找全球治理的平衡点,在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全球生态文明守则”,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老子《道德经》上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环境变化多端,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当下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强,国际话语权仍处于弱势地位,参与全球治理又容易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质疑等。因此,需要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顶层设计,统筹规划,营造好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统、全面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内秀于心,才能外毓于形,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8][9][10][11][12][14][15][16][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4:176.

[3] 王少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与哲理[J].科学社会主义,2019,(4):68-73.

[4]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8-09-04(2).

[5] 習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

[6] 刘建飞.新中国70年外部环境变迁[J].理论视野,2019,(10):84-90.

[7]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1).

[13] 宋明昌.深刻领会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的重要论述[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11-17(1).

[1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7,(21):3-22.

[19] 龚天平,何为芳.生态-文化人:生态文明的人学基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9-24.

[20] 张兵生.“生态人”假设: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N].山西日报,20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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