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贝贝

[摘 要] 从书籍史和知识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1922年至1949年间平民识字课本的整体出版图景及发展脉络，探讨了那一时期的识字课本是如何通过其有效的编辑活动，实现其基本的教人识字的功能。与此同时，编辑者如何把他们认定的人生必需的日常性知识，贯穿到课文的内容组织中来，在“除文盲”的过程中，实现“做新民”的政治目标。而“新民”的内涵指涉，在不同的体制时空下，又有着怎样不尽相同的政治面貌。

[关键词] 识字课本 文盲 新民 书籍史

[中图分类号] G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1） 06-0118-08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ok history and knowledge society history，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overall publishing picture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ivilian literacy textbooks from 1922 to 1949， and explored how the literacy textbooks of that period realized their basic function of teaching literacy through effective editing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how did editors integrate the daily knowledge that they believe is necessary for life into the content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and achieve the political goal of “becoming a new citizen” in the process of “excluding illiteracy”. The connotation of “new citizen” referred to different political outlooks under different systems，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Literacy textbook Illiteracy New citizen Book history

識文断字在任何文明历史时期，都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技能。自晚清开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这种生活技能的要求，越来越成为个体生存的基本刚需。晚清政府意识到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文盲现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障碍，有心为成人开展识字教育，曾组织编写简易识字课本，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废除科举为学校教育打开了大门，但面向成人的规模化的识字教育，则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扬平民主义的背景下，才得以有组织地铺展开来。“平民”作为一个有专指内涵的概念，其本身即是五四新文化启蒙的产物，它强调的是尊重普通个体的价值，思考如何通过促进个体的进步，以推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实践维度，就是开展平民识字运动，解决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成人文盲问题。其主要途径是建立平民学校，编写出版各种平民识字课本。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取“民众”的称谓代之以“平民”，虽说两者在政治意涵上有些微妙的区别，但所指称的对象则基本相同。在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提倡民众教育的政策背景下，同样出版了大量民众识字课本。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区域，因为群众路线的有力贯彻与执行，在民众教育和识字课本的编写上，更显得富有成效。本文为述说的方便，将1921年以后不同历史时空中不同主体编写出版的各种名称、各种对象的成人识字课本，统称为“平民识字课本”。本文从书籍史和知识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这一类型出版物的整体图景及发展脉络，探讨了识字课本是如何通过其有效的编辑活动，实现其基本的教人识字的功能。与此同时，编辑者如何把他们认定的人生必需的日常性知识，贯穿到课文的内容组织中来，在“除文盲”的过程中，实现“做新民”的政治目标？而“新民”的内涵指涉，在不同的体制时空下，有着怎样不尽相同的政治面貌？

1 平民识字课本的出版概况

平民识字是自晚清就被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晚清的学部图书局编辑有三种简易识字课本，对象包括“年长失学之愚民，与寒畯之家力不能入初等小学堂者之子弟”[1]，字数分别为三千二百字、两千四百字和一千六百字。1922年春，留法归国的晏阳初编辑了《平民千字课》，将识字对象限定在成人不识字者，识字数量限定在千字左右，内容上力求与童蒙识字相区别，注重与成人生活的对接，由此开启了识字课本的新阶段。该书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成人识字班使用。次年秋，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为识字课本出版的中心。该会以“除文盲 做新民”为口号，“为消除中华民国不识字之运动，以使全国人民男女老少人人认识字为目的”[2]。自1922年晏阳初的《平民千字课》算起，截至1949年，据笔者统计，共出版了平民识字课本80余种（见表1）。

由表1可知，社会文化团体、商业出版机构、党政教育机关，是编辑出版平民识字课本的三大主体。首先，社会团体首创平民识字课本，是一股重要的编辑力量。1922年2月，“千字课首先发行者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3]，晏阳初编辑。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为识字课本出版的主要力量。该会在1923—1939年间，陆续出版了《平民千字课》（1923年）、《市民千字课》（1927年）、《第三次修正农民千字课》（1931年）、《士兵千字课》（1928年）、《千字课自修用本》（1928年）、《士兵千字课自修用本》（1932年）等细分到不同身份对象的较为完整的平民识字教育教材体系。这些课本发行量十分可观，据申报1924年5月20日的报道，“后来平教会采用改进的《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在全国推广，9个月后，就已推行到20个省区，会读《平民千字课》的民众已有五十万人”[4]。至1926年5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出版之千字课，“销售计达三百余万份”[5]。

庞大的读物市场很快吸引了商业出版资本的加入。“出版界—如商务、中华等书馆，也各在编行《千字课》，计有五十多种，但都以平民千字课为蓝本。”[6]五大民营出版机构中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都在1930年代出版了不只一种平民识字课本[7]。商务印书馆的《平民千字课》在1925年4月已印刷至23版，中华书局的《平民千字课本》在1935年6月印刷至42版。“据上海各大书局报告售出平民千字课的总数，截至去年（1927年）9月底止，共360万部。”[8]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到1930年代后半叶，政府力量正式加入到编辑识字课本的行列中来，或是自主编印发，如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印的《识字课本》（1937年）等;或是编辑后借商业出版机构印刷发行，如1933年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编的《三民主义千字课》、1936—1937年教育部编的《民众学校课本》，分别由大东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印发。

早在1922年春天，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李六如在安源进行调查，着手编辑《平民读本》，可视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编写识字课本的滥觞。“同年十月，第一至三册出版，次年五月，第四册问世。《平民读本》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大量发行”[9]。中国共产党约从1942年开始，依托各地方的出版力量，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出版自己的平民识字课本和平民读物。如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冬学识字课本》（1944年），陕甘宁边区编辑的《农民识字课本》（1946年）、《农民冬学课本》（1946年），东北书店出版的《识字课本》（1949年）等。

笔者对所经见的80余本平民识字课本的1680篇课文，通过课文题目编码，结合词频分析和语义分类的方法，对其内容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从知识类别上看，这些识字课本的内容涵盖了生活常识、政治常识、生计生产知识、科学常识、文件票据处理、名人故事、宣传识字教育、军事知识、卫生知识、历史地理知识、写信知識11个门类。其中生活常识（32%）、政治常识（27%）和生计生产知识（8%）在量的占比上位列前三。从单套识字课本的内容情况看，写信知识、算账知识、卫生知识、政治常识等是必备的组成部分。

2 千字规模的课本编辑原则

平民识字课本针对的是年长失学的成人世界。不同于学龄儿童可以在学校按部就班地进行专门性学习，成人们则整日忙于生计，之所以愿意挤出时间接受识字教育，是因为不识字在一个越来越知识化的现实世界里，时时处处都可能遭到掣肘;也可能因为自身切实感受到了文盲的身份，在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社会里，是一个莫大的个人耻辱。因此，成人识字课本在编辑原则上，必须充分考虑到成人的这种业余学习的处境，把速成性原则作为优先位的编辑安排，这就使得成人识字课本不可能是儿童识字课本的成人翻版，必须专门为成年人量身定做。在这一原则下，课本的字数就不宜过多，能应付日常应用就差不多足够了。根据傅葆琛1932年对当时出版的27种平民识字课本的统计[10]，字数在900—1300字之间的占63%。字数最少的为588字（三民主义民众识字课本，广义书局），最多的为1712字（平民读本，长沙广文书局）。为什么普遍是“千字”左右的字量？这应该是多次经验得来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千个左右的常用字，读报写信的问题，大概基本上就能自行解决了。关键是如何保障课本中选出来的千字，都是真正的常用字，这样才能达到成人识字效率的最大化。

晏阳初1922年编的《平民千字课》作为新识字课本的开山之作，在选字、体例等方面提供了范本。“选字时我们尽量搜集民众日用的文件以及中国白话文报刊，如小说、戏曲、民歌、账簿、文契、告示甚至街名、商店、招牌等。前后动员50余人，一共搜集了150万字的材料。后即统计各个字发现的次数，以发现次数多的字，选为常用字。”[11]在千字选出之后，又请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先生等，对照他们费时两年多，将我国的白话文学，如《水浒》《红楼梦》等书，及各界通用的书报，一共检查出五十余万字，从中选出通用的字数千。这种统计学方法所选的数千字中，最通用的，即得分最高的一千字，与我们由经验及研究所选出的一千字比较，竟有百分之八十相似[12]。

为了验证编出来的识字课本是否切合实用，1922年春，晏阳初将先编出的两本识字课本在长沙进行了现场实验，“召集一千目不识丁的人，聘请一百有经验的教员，看于四月内每日一时半（星期休课，四月共199时），能否读完平民千字课”[13]，试验结果相当不错：“我们是本年阳历三月中旬开班。四月后有一千二百学生，读完千字课，七月十五日毕课试验，竟有九百六十七名考试及格。”[14]这样的试验，后来在烟台、嘉兴、武汉三镇等地亦有进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编写和修订《平民千字课》的过程中，还多次登报征求社会意见。在1926年5月27日的申报广告中，述及了这样做的缘由：千字课须以平民日常生活必须的文字为要，但各地情况并不相同，“非得各省分会之合作代为搜集不可，倘局于北京或任何一隅，不但不能代表全国，亦与本届改编千字课之原则根本相违反，有此种种原因，不得不央请贵会同仁就贵处或贵省各外县代为搜集此类材料，以为编辑之根据。”[15]

3 日常生活进入文字世界

对绝大多数初学者来说，识字都是一件费时费力的繁难工作，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应用，直接感受到识字带来的立竿见影的便利与好处，识字者就难以产生坚持下去的持久动力。从学习的兴趣方面来说，学习者也只有在识读过程中与日常所闻所见打成一片，才会在熟悉的事物与场景中激发进一步学习的热情。就像儿童识字课本必须要照顾到特定的儿童世界一样，成人课本也要充分考虑到哪些方面的日常，才是成人真正感兴趣的内容范围。很显然，成人的日常世界与涉世未深的儿童世界有相当大的不同。既然是成人，都有相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当他们因为不识字而被排除在某些日常社会活动之外，比如人际交往中的读信写信、经济活动中的记账算账等，这种局外人的感觉，让他们深感缺憾，也是他们最有兴趣解决的人生困境。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写信是每套平民识字课本的标准配置。如《市民千字课中》第一册，有父与子的通信。“父亲：我现在平民学校读千字课，已经学写信了，我的身体很好，请不必远念。儿新华”“新华我儿：收到你的信，知道你进平民学校，读书不满一月，就学会了写信。我很高兴。望你有始有终，把四册都读完。合家都好，勿念。父字。”[16]《三民主义千字课（第2册暂行本丙种）》中，“大姊：近来村里出天花的小孩很多，不知道你那里怎样？天花传染很快，又很危险，母亲叫你不要放外甥出去玩儿，还要快快替外甥种牛痘，免得传染天花。弟四海上 五月十七日”[17]。通信的需求源于近代社会人们离地离乡日益频繁，求学、求职、战争及自然灾害，都可能造成平民人口的迁移流动，导致写信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技能。

同写信一样，算账和各种票据的处理，也是每套平民识字课本的必要组成部分。《平民千字课》的第一册，就有基本的加减法和九九乘法口诀。该书的第八课“又来算一算”，“一尺布，九尺十寸长。一斗米，十回用升量。半斤菜，本就是八两。十一角小洋换大洋。用尺量布。用升量米。用称称菜。用小洋算大洋。”[18]票据方面，如《平民千字课》的第一册二十三课“东升开发票”;《农民千字课》的第二十课“各种票据”，如“典地契”，“夏时民典地与许子方，立了一张契，契上写的是……”[19];《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丙种）》中的“借据”一课;《老少通千字课》中的“收条”一课等。当时报刊中常登载某地农民由于不识字而被富人骗去地契、房契的新闻，记账算账、识读票据，在经济交流生活日益频密的近代社会，成为平民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生活技能。

由于成人课本都是以成人中的文盲者为对象，编辑者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心态，这使得他们把他们认为的一个普通人应知应会的知识内容编辑进来。比如说卫生观念与卫生知识。照通行的看法，平民由于在生活中缺乏卫生常识，对疾病没有正确的认识，造成中国广大底层民众健康状况恶劣，因此，大量卫生知识的传播，是识字课本的又一特色。《市民千字课》中，“食物要新鲜，食器要清洁……”“衣服能合身……只要常洗换”“房屋要清洁……”“街道常修整，家家扫干净……”[20]《农民千字课》中，“一个人要爱干净，牙要刷干净，手要洗干净，面要擦干净。爱干净的人，都不易生病”[21]。此外还有《冬学识字课本》中的“村民卫生公约”、《三民主义千字课》中的“预防传染病”等内容。平民识字课本的卫生知识涵盖了食物卫生、衣服卫生、房屋卫生、街道卫生等。

4 不尽相同的“新民”意涵

对“文盲”的界定，在中国平民教育开创者晏阳初看来，不仅仅指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彻底文盲，也包括那些略识文字但基本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也就是说，扫盲教育不仅是扫文字之盲，使其具备识文断字的能力;也要扫知识之盲，使其做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民”。由于编辑主体的身份角色不同，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尤其是体制时空秩序不同，编辑者想要塑造的“新民”，会有其不尽相同的预设与想象，各有其努力的重点与方向。从历史的整体来说，大致呈现了三种形态的“做新民”意涵，即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的公民塑造，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教化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革命群众培养。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由热心教育救国的新知识分子群体组成。这群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秉持建立民主国家的理想，致力于推广平民教育，培育现代公民。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不仅是使一个不识字的工匠成为一个“读书人”，或是把一个淳朴的农民塑造成懂得科学知识的人，而且，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聪明才智和有进取心的中华民国公民[22]。故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识字课本，识字是基础，进而再由识字延伸到其他内容。这种思路在课本的编辑旨趣中清晰可见（见表2）。

为培养新民，晏阳初将平民教育分为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即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识字课本在内容编辑上，亦按照上述设定，形成了较为规整的三位一体。如果说识字教育和生计教育，更多地是关注个体层面的生活能力和知识权利，那么公民教育则是有意识地将群己关系的思考，带入到对平民的观念塑造当中，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民族与国家中的权利与责任，把原先仅限于个人范围的自我意识，扩展到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对国民身份的认知，“国民是什么？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怎么做？尽爱国的责任。责任怎样尽？先公益，后私情，有公战，无私争。”[23]另外，在课本中还通过对国家地域、物产、历史、名人等的讲述，在平民认知中建构对国家的想象。这些内容共同构建了平民的政治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们过去不曾意识到的、充满着强烈的现代意味的崭新世界。

而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编纂的《三民主义千字课》，既直接将“三民主义”冠于民众识字课本的名称当中，在编辑的旨趣上，也特别强调政治信仰对民众塑造的重要性，将其置于识字功能和常识教育功能之上：本书编辑目的：甲.使乡村民众信仰三民主义，并培养乡村民众的国民道德。乙.使乡村民众能认识并运用日常生活上必需的文字。丙.使乡村民众获得关于农事和日常生活的种种常识。这个顺序的安排，明显不同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民间文化团体的编辑原则，体现了鲜明的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图。千字课中的国民教化，还通过塑造多种政权象征达成，如对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国都南京、作为国父形象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国家的重要政治节日如双十节等一系列意象的建构，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接纳新政权，认同新国家。这样的民众，是国民政府希望见到的“新民”。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亦有大量成人识字课本的编辑出版。这些课本的政治意味更加浓烈，课本中塑造的各种身份的革命群众，就是“新民”的直接化身。這些革命群众可以是保卫家乡的民兵，如《冬学识字课本》第二十课《民兵》：“各村都有民兵，民兵打日本保卫家乡，保卫生产。民兵的武器，有地雷，手榴弹，土枪，土炮。”[24]可以是拥军支前的百姓，“自从你前年参加了八路军，咱们一家人都努力生产，二年来家中的光景越过越好了。……希望你在前方努力打敌人，不要挂念家里。以后常常来信吧。”[25]也可以是参加合作社生产的积极分子，“合作社成立以来，共集了六百股，合农资六万元，现在已满半年，共赚利三万元，除公积金和志愿奖励金外，下剩一万八千元，每股平均分红利三十元，请在本月十日持股票前来分红”[26]。

1949年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编辑、东北书店出版的《识字课本》，其最后一课的课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课文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率劳动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实行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27]全篇重复了四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将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民族的命運紧密联系起来，以此形塑普通民众对未来新中国的美好想象，也形塑了对民众自身“新民”的自我想象。

5 结 语

民国时期平民识字课本大量编印的背后，有其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人们社会交往空间扩大了，人口区域流动频繁了，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内容，都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它无声无息却又无时无处不在地影响到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不得不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中作出相应的人生调整。不识字的文盲多处于社会底层，他（她）们不仅同样切身感受到时代潮流裹挟的力量，更由于不识字，在应对时艰方面可能更显得步履蹒跚。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一批有人文关怀的知识精英，投入到平民扫盲的工作中来，通过开办平民学校、编写识字课本，以帮助社会上广大的不识字群体更好地走出困境。后来商业出版机构和政府组织从各自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出发，也加入到扫盲课本的编印工作中来。本文把这些课本作为一种书籍史类型，整体性地描述了该类型图书在1922年至1949年间编辑出版的一般概况，考察了谁人在编，如何去编，以及这些课本的发行、传播和接受的大致情形。

编印这一类型书籍的共同目标，都是把教人识字写字作为其最基本的文化功能。编辑者普遍认定，如果在识字过程中寓含人生常识，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受教者的学习热情与动力，还能在扫文字之盲的同时兼顾到扫常识之盲，是一举两得的高明做法。因此，如果把这些文本从头至尾通读一遍，我们就能看出在那个时代，人们是如何界定所谓的人生基本常识，在1922年至1949年的时间跨度内，对这些常识的范畴认定又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于这些课本很多是按照不同的职业身份分群分众编辑，因此，透过对这种农民、工人、士兵、妇女、市民等不同身份的区分中，更可以认知那个时代是如何定义职业常识的。正是从人生和职业常识历史认知的意义上，使得后人对这一类型书籍的研究与解读，有了知识社会史方面的价值。

确实，一个人如果熟练掌握了最常用的千余字，从原先的大字不识到能写信记账，无疑可看成是他（她）人生的一个巨大飞跃，但即便如此，这还只能算是脱了文字之盲，还不能说他（她）就是完全意义上的“新民”。新民之“新”，在晏阳初等具有民众关怀的知识精英的设计架构中，还应包括脱知识之盲、文化之盲和观念之盲。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各种主义盛行，不同政治立场的民众识字课本编纂者，把他们认为应该灌输给民众的“主义”，融入到了课本的内容组织中，平民主义主张的中华文化教育促进会，三民主义主张的国民党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的共产党政权，都在各自编纂的识字课本中留下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记。这些殊分的印记，作为民国时期多元政治生态的映现，使得识字课本一类型的书籍具有了政治史方面的史料价值。

注 释

[1]本部章奏：奏编辑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大概情形折[N].学部官报，1909-01-03

[2]朱君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之经过[J].新教育，1923（7）：499-500

[3][6][8][11][12][13][14]晏阳初著，侯且岸选编.平民教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17，220，154，207，37，40，42-43

[4]济南平民教育大运动[N].申报，1924-05-20

[5]平教总会征集修改千字课资料[N].申报，1926-05-27

[7]如商务的《识字课本（1—4册）（新时代民众学校）》（1929.8）、《老少通千字课（1—4册）》（1934.9—1935.2）、《人人读（1—8册）》（1933.10—1934.1）;中华的《民众识字课本（1—4册）》（1931.1—1931.3）、《民众千字课本（1—4册）》（1930.3—1933.2）等。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党史资料（第三十四辑）[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史，1990：108

[10]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60

[15]平教会总会征集改编千字课材料[N].申报，1926-05-27

[16][20][23]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市民千字课（第一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25-56，17-23，47

[17]教育部国立编印馆.三民主义千字课（丙种第2册暂行本）[M].上海：大东书局，1933：24

[18]朱经农，陶行知.平民千字课（第一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8

[19]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农民千字课（第2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51

[21]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编辑部编.农民千字课（第三册）[M].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1934：37

[22]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1919—1936[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140

[24][25][26]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冬学识字课本[M].晋绥边区行政公署，1944

[27]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编.识字课本（第2册）[M].长春：东北书店，1949：40

（收稿日期：2021-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