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高长子

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

无根而固者，情也。

大约是个初春的上午，因为家中院子里的玉兰花树结苞了。我去巷口的自来水站挑水，远远看见有个瘦高男人，很深地弯下腰去，跟收水筹的吴三婆婆问话。吴三婆婆坐在板凳上，见我挑着水桶走近，便朝我一指，对那人说，他就是王霈的满崽。又大声说，王霈被抓走了啊！

我不作声，随手将水筹递给吴三婆婆，兀自拧开龙头接水。待两桶水放满，挂好扁担钩准备起肩，那瘦高男人却将我轻轻拨开，说，你带路，我来。说罢，轻轻松松提起两桶水，低头看着我。我看他一眼，穿件褪了色的蓝布解放装，且闻到隐隐地有股汗酸气味。

我背起空扁担，在前头走。他在后头问我，好多岁了？我仍不吱声。他只好自语道，你大哥，应该有二十出头了。

刚进大门，正好碰见母亲在扫院子，一眼，彼此就认出来对方。

淑君！他叫母亲。

高长子？母亲叫他，这显然是叫外号。

我按雨苍信上的地址找来的，那高长子说。你们住的这地名古怪，倒脱靴。也难得找！母亲一愣，说，雨苍最近给你写了信？高长子立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说，没有没有，我是按先前信封上的地址找来的。

母亲这才释然，说，你不是在南京吗？高长子淡淡一笑，说，回来大半年了。

我未曾料到此人竟然叫父亲作雨苍。父亲名霈，字雨苍，是祖父起的名字，因为八字缺水。先前只有母亲才这样叫。但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这样叫，觉得有些古怪，不好接受。

我看看母亲，她倒显得自然。

就这样，我头次见到了既姓高，个子果然也高的高长子。后来知道，他与父亲都是长沙人，抗战期间又是重庆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又同在重庆盐务局供职。直至抗战胜利后各奔东西，从此再也不曾晤面，仅偶有书信来往。待到我认识时，他已近天命之年。

而那年的我，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吧。

那日，高长子跟母亲在屋里说了好久的话。我坐在院子里的阶基上翻一本破小人书。忽然听见屋里传来母亲的笑声，很意外。好久没听见母亲那样大声笑过了。

母亲八十六岁那年，曾应父亲另一位在台湾的政大老同学之约，写过一篇很短的回忆文字，其中忆及了重庆的那段生活：

……六十年前辞去已四年多的教学工作（语文、音乐、体育、美术），带着五岁的孩子，从湘西凤凰步行到辰溪，搭往贵阳的货车，转至重庆。四月八号动身，路遇暴风雨加大冰雹，雨伞吹翻。到重庆，王霈已在盐务局工作，后调南温泉。政大十期同学又同事，常来我家聚餐，都喜欢吃我做的菜，尤其是盐菜扣肉。又玩牌，外游花滩溪。有次到政大，正遇到蒋校长在大礼堂训话。散会后我们都跑到大路边，看蒋校长神气地走过。南温泉有一座大山流出两条溪水，一条是凉水，我家住凉水沟，一条是温水，附近人家去洗衣……

其中提到的蒋校长，即蒋介石。

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母亲并未具体提及某个同学的名字。但我想，政大十期的“同学又同事”里，高长子必定是其中之一吧。

父亲毕业后，抗战尚未结束。不少同学都留在了重庆。高长子与父亲在重庆盐务局同事时，主要负责“计口授盐”的工作。我问过高长子，什么是“计口授盐”。高长子告诉我，抗战时期，四川及边缘省份食盐供应紧张，且有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政府只得按每户人口多少来分配食盐。重庆因贵为陪都，每人每月一斤二两，其他市县每人每月一斤，但凭购盐证到官盐店里购买。

我便插嘴道，還是新社会好，买盐不要证。高长子却似笑非笑地说，如今有粮证，还有粮票啊。我想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高长子又说，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计口授盐的具体谋划，以父亲与他为主。但大至调查报告，小至购盐证之设计，都由父亲执笔。这样一说，母亲也记起来一些细节。说那张购盐证是淡黄色纸印的，每户一份，每份十二联，每个月只能撕一联，当月用当月的，不过也够了。那时一家四口人（后来又生了姐姐），每个月有将近五斤盐，并吃不完。后来还攒下几斤，腌了些盐菜。高长子便趁势说，在重庆时，你做的盐菜扣肉，实在好吃！

此后，高长子便经常来倒脱靴看母亲了。开头两回是空手来，后来每次几乎都带点吃的。母亲先是推辞，但看看站在旁边瘦小的我，只好无奈收下。高长子于是松了口气，说，不要介意，反正我如今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我发现，高长子从来不提及父亲的近况，母亲亦从不过问高长子为何从南京回了长沙。两个人似乎都心照不宣。只有一回，高长子背了一小袋米进屋，母亲便问，如今你在长沙到底做什么事？高长子轻描淡写地回答，给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见母亲有些狐疑地打量他，高长子拍拍胸脯，说，给小工厂当小会计，小菜一碟。不相信？我跟雨苍可都是政大经济系的高才生呵。话刚出口，又赶紧捂住嘴巴。

两个人都苦笑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七口，本来全挤在一间屋子里住，热闹得很。因父亲被隔离审查，上头的哥哥姐姐先后上山下乡，两个妹妹在读小学，我呢，因病未能上初中，从此辍学，白天家里就余下我跟母亲，反而显得有几分冷清了。所以看得出，母亲也高兴高长子来，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母亲原本是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二十几岁时全家逃难至湘西凤凰，在县城里教小学，便身兼数职。小时候，还教我们唱过一首抗战时期的歌曲《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但终因父亲及子女的拖累，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工作机会。虽然事实上她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但非常忌讳别人提及这个敏感词。这是她抱憾终生的事情。

所以高长子与母亲聊天，基本上拣让她高兴的事情说。且以回忆在重庆的那段生活为主。我在一边也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时还插几句嘴，居然也未遭母亲呵斥。

高长子一直以自己是中央政大的学生为自豪，不过当时岂敢与外人道。在母亲面前高长子却不顾忌。他悄悄跟母亲说，他们政大十期，是政大历史上的佼佼者。投考那年，报名的有四千人，仅录取二百人，为二十取一。如果算总账，这录取的二百个人，等于每个都考了第一名（这个我始终没弄明白）。又说，有一回因公事随政大教务长陈立夫到陈公馆，立夫先生走在前面，谈起政大十期来，跷起大拇指表示了不起，他感到非常光彩。立夫先生还告诉他，十期考试的作文题目叫作《抗战中的青年》，录取的这二百个人，每个人的作文他都仔细读了，都做了点评。

母亲听得既紧张，又有些高兴。且告诉高长子，父亲的考试成绩，是排名前十的哦。

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极少有什么朋友交往，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就几粒花生米。但自从高长子来过之后，才知道年轻时候，父亲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上大学时，有次为庆祝双十节，班上排演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片段。因无合适女生，还居然反串女主角娜拉，高长子则扮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有天高长子与母亲扯淡，忆及此事来了兴致，忽地站起身来，拿腔拿调地背起了台词：娜拉，你真不懂事！正经跟你说，你知道在钱财上头，我有我的主张，不欠债，不借钱！

母亲哈哈大笑了。说，她也记得娜拉的一句台词，因为听父亲背过好多次。说罢故意把脸一沉，说，我们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拿去，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还我。

高长子听了先是一愣，但继而也笑了。

并且高长子还大致跟我讲了《玩偶之家》的故事。大意是，女主角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因患重病无钱治疗，深爱丈夫的娜拉只好铤而走险，伪造文书借钱求医，使得丈夫起死回生。但丈夫病愈得知后，不但不予理解和感激，还痛骂娜拉造假，毁坏了他的名誉。娜拉深感失望，将婚戒退还给丈夫，决绝地离家出走了。

我的父母也曾经有过结婚戒指，不过从我懂事起便未见他们戴过。如今当然明白，父母那时早就不敢戴了。后来因为家境日渐窘迫，索性偷偷拿去卖了，估计也没值几个钱。何况，在大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婚戒不过仅具象征意义而已，远不及在西方人心里那般神圣吧。

在生活困难时期，母亲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稍微值钱的东西。如旧毛料衣物、旧手表什么的，甚至连一只铜花瓶也被砸扁，当作废铜烂铁卖了。仅留下一对景泰蓝的鸳鸯摆设，是父母的结婚纪念物，到底舍不得。不料某日竟不翼而飞，让母亲非常震怒，她凭直觉认定是大哥偷出去卖了。逼问之下，大哥果然招供。

我的大哥，从小被祖母惯坏，极不争气。且经常欺侮弟妹，没有做大哥的样子。小时候，我经常看见母亲被他气哭。一边哭一边揍他。

但有一次，高长子送母亲二十斤粮票，母亲仅稍作迟疑，就收下了。第二天便寄给了已去湖北松滋安家的大哥。

有时候高长子来，若母亲正好在做家务，他便找我下跳子棋玩。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因为平时极少有人跟我玩，只好自己跟自己对弈，母亲亦从不理会。但只要是高长子跟我下，母亲做完事必定也会参与其中，玩两盘。母亲的跳子棋下得臭，尤其喜欢悔棋。我当然不同意，甚至与她抢夺。此时，高长子便袖手作壁上观，一味地笑。偶尔也劝我两句，说，男人让让女人，没关系的。

高长子还教我学会了唱《送别》这首老歌。且不晓得母亲居然也会唱，还唱得蛮好听。如今，这首歌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我的同时代人中间，我可能算知道得最早的吧。那时候记性好，加之词曲俱佳，两三遍就学会了。当然，是很小声地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

却不知什么原因，中间有好长一段日子，估计有一个多月吧，高长子再没有来过倒脱靴。先前每个礼拜，都会来一回两回的。我问母亲，她却有点不耐烦，说，我哪里知道？

有天早上，母亲按老习惯在扫院子。一边扫一边独自轻声地哼着《送别》。我在窗户里头听见了，觉得没唱出歌词的曲调更生出凄凉。由此觉得母亲的心情似乎不太好，却不晓得如何安慰她。

又想起父亲来，被隔离也将近一年了吧，一直未有音讯。

那时候闲在家里，我偶尔也练练毛笔字。母亲老说我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有天我兴致来了，又铺纸磨墨打算写几张。母亲在我身边经过，忽然停下，说，其实，高长子的字写得几好。在重庆南温泉，过年时，家里的春联都是他写好送来的。我便说，下次他来，让他教我。母亲却回答，那你自己跟他说。

未隔几日，好久不见的高长子竟然又出现了，还给我带了双球鞋，令我意外地高兴。母亲的态度却无异样，一如平常。看了看他，说，好像瘦了？高长子摸摸脸，说，没有吧，是胡子长了？我也看了看他，似乎瘦了些，不过不说看不出来。但胡子确乎长了。

先前，高长子来的次数虽多，但从未在我家吃过饭，母亲也从不留他。但那天，高长子主动说他肚子饿了，问母亲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一下，母亲显得有些失措，赶紧下了一碗面，放了几滴酱油，撒了葱花，还煎了个荷包蛋。在当时这可是最高待遇了。高长子连声说好吃好吃，那吸溜吸溜的声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一切恍惚又回到了先前。但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母亲与高长子之间，有什么地方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觉得，高长子在母亲面前有些无话找话，母亲呢，也很少再主动谈及什么话题。倒是高长子跟我说话，反而变得多了，也显得更轻松一些。

一日，我正打算写字，刚巧高长子来了。便跟他说，妈妈说你的字写得好，写几个字看看。高长子看了看母亲，显得很高兴，说，难得你妈妈表扬！不料母亲却说，我哪里讲过？

高长子并不计较。提起笔来，却忽然问母亲，写什么好？母亲淡然回答，不随便你。高长子沉思半晌，笔仍在半空悬着，落不下去。我便催他，写呀。

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

无根而固者，情也。

我不解其意。又发觉母亲脸色有些不对。她走近，黯然拾起那张纸来，停了片刻，竟缓缓将它撕了。一撕二，二撕四，且再撕。然后任其在手上飘落，委弃于地。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

却见高长子有几分惶恐，低声自语道，我仅仅是借用此意。如今我是无根的畸零人，但我希望跟你，跟雨苍的友情永固。

然而母亲却决绝地回答道，高长子，以后你不要再来。

我待在一边，似懂非懂地看着他们，有点害怕，便躲了出去。

又眼睁睁看着高长子佝着背，走出房门，下了台阶，穿过院子。步子有些蹒跚，消失在大门外头。

从那天起，高长子便再也没来过倒脱靴。

转眼数月过去。那一年，我的身体长高不少，也壮实了一些。完全可以出去卖点苦力，贴补家用了。最省事者，即是去火车南站推板车。虽然累，但钱赚得干脆，无非多出点汗。若运气好，甚至可顺手牵羊，捞点什么东西。尤以偷白砂糖的手法最刺激。

那时，运至长沙的白砂糖一般从火车南站卸货，再用板车转运至金盆岭的三零九库去，每月数趟。一麻袋白砂糖重两百斤，一板车拖十二袋，足足两千四百斤，一点二吨重。金盆岭乃长沙有名的陡坡，长约两公里。此乃最累之活，搬运工必定要雇人在后面推，每趟一角二分钱。推至火葬场附近的最陡处，还得依赖爬坡机。

但如我等少年，往往一拥而上抢此生意。因一俟谈妥，每趟一角二不算，还可在半道上偷取白糖。即抽出暗藏于腰间的一截细竹竿（一头削尖，内中贯通），直刺麻袋深处，旋即抽出，乃得白糖一满筒矣。

某日大早，我照例去火车南站揽活。一时尿急，依了个墙角方便。刚巧碰见一辆拖白砂糖的板车，停在不远处的路口打算雇人。眼睁睁看见几人围拢上去，我那泡尿却洋洋洒洒意犹未尽。只得腾出空手一顿乱挥，徒劳地大唤。不料手在空中一僵，吃了一惊。那拖白砂糖的搬运工转脸，我一眼看出，竟然是高长子！他不是说在工厂里当会计吗，怎么拖起板车来了？高长子也认出我来。四目对视，一瞬间，彼此都有几分尴尬。

但高长子随即恢复了常态，朝我挥了挥手。我只得扣好裤扣，磨蹭过去。也再无二话，高长子肩起车扁担，弯腰，短促而有力地“嘿”了一声，板车起步了。

金盆路的陡岭变得比平时更加漫长。我埋头弓背，用尽全身气力在后面推。极缓慢地，板车在陡坡上成之字形移行。汗珠一粒一粒砸在柏油路面上，吧嗒，浸开，吧嗒，浸开，延绵不已。

至半道歇气，高长子递过来一只油漆斑驳的军用水壶，我咕隆咕隆放肆喝了几口。又递过来一条灰不灰白不白的毛巾，我接过，胡乱揩了两把，汗酸味太重。难怪头一次在巷口碰见高长子，就闻见了。我皱皱鼻子。两个人居然對视笑了。

天上，太阳猛烈地照耀着我们。远处火葬场的高大烟囱里，冒出一缕垂直的青烟。

我们两个人坐在板车车杆上，各自用草帽拼命扇风。

忽然，高长子伸出手掌，朝上勾了勾，说，把你的把戏拿出来。我本能地捂住腰间。高长子又说，拿出来。我只得从腰间抽出细竹竿，缴械。高长子接过，细细看了看，说，你们这套把戏，我早晓得了。还做得蛮精致啊。我不作声，不知他究竟如何发落。

大约沉默了两分钟。却见高长子握紧竹竿，将尖头深深刺进麻袋，再抽出来。顺手将麻袋的小破口捏捏紧。

拿去。高长子说，并不看我。忽然又说，以后再不要这样。上次我看见有人挨了打，脑壳都打出了血。我点点头。还有，高长子迟疑了片刻，低声说，我拖板车的事，莫让你妈妈晓得。

我又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未曾见到过高长子。

直至母亲晚年，我又回想此事。觉得既然过了那么久，又并非什么不可示人的秘密，遂告诉母亲，其实当年高长子不是做会计，而是在火车南站拖板车。母亲笑了笑，说当时她也不信，什么会计，一身汗酸味。又叹口气，说，要搭帮高长子，那年送了不少吃的，你才会长得那样快啊。

小学同学姚大器

哪里晓得，姚大器竟然拒不认错。且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是流氓！我就是喜欢她！我可以为她去死！

姚大器的父母一共生了七个崽女，姚大器是最末那个。头四个生在旧社会，后三个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了。再到“文革”，才知道这七个崽女的名字惹了麻烦。

他们这一辈属姚氏家族中的“大”字辈。七个人的名字分别叫作大中、大华、大民、大国、大英、大正、大器，连起来读即“中华民国英正器”——最后终成“大器”，这还得了。

他们的父亲是长沙城里一位颇有名望的老中医，叫姚光仲。湘东醴陵人，与曾任湖南省省长的程潜为老乡，且私交很好，程潜经常派司机来接姚老先生去看病。加之倒脱靴巷子里的邻居谁有个三病两痛，都习惯直接找到姚老先生家里，开个方子去中华国药局捡药便是，省得跑医院，因之口碑颇佳。何况在批斗会上，姚老先生诚惶诚恐给七个子女改了名，将“大”字辈胡乱改成了“卫”字辈，卫东、卫革、卫红、卫国什么的，算是改邪归正了。

可惜事后非但他本人记不清哪个是哪个，家人及邻里更无一人记得清，也索性没打算去记。最终不了了之，仍称其旧，再也无人去做计较。

姚大器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姚老先生先后娶过三个堂客，七个崽女分别系三房所生。前头五个我不知道谁生的谁，仅仅知道姚大器与他的细哥姚大正是最后的堂客所生。还知道，姚老先生前头两个堂客都死了，最后的这个堂客，巷子里叫她姚三娘子，比姚老先生要小二十几岁。

说出来恐怕没人相信。直到四五岁了，姚大器还要吃她妈妈的奶。有一回，我俩蹲在他家大门口看蚂蚁子搬家，看着看着，忽然间他起身跑回进院子，一把掀开正在纳鞋底的姚三娘子的衣襟，捉出一只奶子吧唧吧唧便吮起来。那只奶子又白又肥，给我的记忆委实深刻。

我跟大正、大器两兄弟都玩得可以。大正比我大两年级，性格内向，成绩好，话不多。大器与我同龄，性格外向，成绩不好，话多。我跟他小学同班同学，更合得来。合得来并非我的成绩也差，而是大器为人果然大气，还舍得替我打架。固然我也经常让他抄抄作业。

大约八九岁时候，姚大器一对眼珠子忽然发黄，精神亦有些萎靡。姚老先生看了一眼，脉都没拿，旋即开了张方子，要姚三娘子去捡药。姚三娘子着急得紧，问大器得了什么病。姚老先生有点不耐烦，说叫你捡药就去捡药，多什么嘴。姚三娘子遂不敢再问。后来当然知道了，大器得的是黄疸型肝炎。

始料未及的是，坏事对大器而言变成了好事。那两年正值过苦日子时期，政府对肝炎患者每月有二两白糖的指标（水肿病每月则有一斤黄豆的指标）。于是姚三娘子每日舀一小勺白糖，冲半碗白开水，权且当作营养品给大器喝。大器呢，每每捧着这半碗白糖开水站在屋门口，两头张望。只要有细伢子过身，便很夸张地喝起来，且发出巨大的吸溜声，以此为炫耀，其实每次仅仅吸入很小很小一口，以保持其可持续性。

大器唯独对我不错，让我尝过若干小口。当然不能让我端碗，主权必得由他掌控。每次仅将碗沿小心翼翼凑近我的嘴唇，控制其吸入量，点到即止。

这样一来，巷子里的细伢子几乎个个都想得肝炎。我呢，每天总要偷偷照几回镜子，且用力将眼皮撑开，看看眼珠子发黄了没有。无奈镜子里的我虽然面黄肌瘦，眼珠子却从来没有黄过，甚至还有几分贼亮。

既无患肝炎的荣幸，当然也就没有白糖吃。解馋的办法，便只能偶尔泡碗糖精水喝。此物乃一种半透明的小颗粒结晶体，通常装在一个有橡皮盖的小安瓿瓶内。那时候，普通百姓家家户户，糖精为必备品。我家每天要煮顿稀饭，母亲朝锅里撒上两三粒，使劲搅匀，一人盛一小碗。味道虽不及白糖，且毫无营养，但毕竟有股甜味，也多少可省出些咽稀饭的酸菜、酱萝卜。有次我想过盘足瘾，竟然偷偷将好几粒糖精直接舔进嘴里，结果满口苦极，全部吐了出来。

至小学毕业前夕，我终于得了场大病，骨结核。可惜此病并无白糖配给，令我大失所望。且手术后卧床半年方愈，再无机会读中学。姚大器呢，亦因成绩太差，竟然连民办中学也没考上，也只得辍学。于是一对失学少年镇日几乎形影不离，浪迹街头巷尾，尽干些无聊勾当。

有两年不知什么原因，全国各地城市忽然开始大量供应伊拉克蜜枣，且带有指令性质，长沙亦然。小古道巷与晏家塘的拐角有家南货铺，墙上赫然贴着一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门面却局促。店主只得摆两条板凳在门口，将长方形的木条盘搁在上面，伊拉克蜜枣堆得如小山一般。这种蜜枣既大且甜，惹得细伢子禁不住偷，但屡屡被店主现场擒获，暴揍一顿栗壳。但大器偷枣自有绝活，从未失手。把戏说穿了其实简单，先将双手故意插在上衣口袋里，绝不抽出，做老实状。手既未抽出，样子亦天真无邪，店主当然不会疑心你偷。其实口袋的里布早被大器撕了个破洞。仅稍稍弯一下腰，让衣服下摆遮住条盘，眼睛却看着别处，暗自将手从口袋破洞里伸出，狠狠抓上一大把，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

此法屡试不爽，我亦多次如法炮制。只是大器弄得姚三娘子百思不解，兒子好端端的衣服口袋，为何老是破了个洞，且补好又破，补好又破。至于我的衣服口袋呢，本来已破烂至补无可补，早就形同虚设，固然偷枣更加方便。

多年后方才得知，伊拉克盛产的这种蜜枣，原本主要出口至欧美国家。因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该国发生军事政变，与西方反目成仇，受到欧美诸国经济制裁，致使赖以出口创汇的蜜枣卖不出去。其时我国恰与伊拉克建交不久，为拉拢该国反帝反美，遂大量进口积压的伊拉克蜜枣，以纾解其困境。不料后来坊间却有传闻，说此枣吃多了会得肝炎，心下还有些暗喜，偷枣遂偷得更加猖狂。但眼珠子还是死活黄不起来，我终究与肝炎无缘啊。

没过几年，小南货铺里的标语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变成“要斗私批修”，且字更大，更加显眼了。伊拉克蜜枣却于不知不觉间悄然遁迹。

一日，大器忽然满脸兴奋地跑到我家，说他决定了，要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当知青去。我有些意外。那两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然如火如荼，但大器跟我一样刚满十五岁，文化程度亦都是小学毕业，实在算不上“知识青年”啊。

但大器缠着姚三娘子，死活要去。说大正去得，我为什么去不得？姚三娘子说大正十八岁了，还是高中生。你呢？连初中的门都未进去过！大器说我不管，我就是要去，我要当知青！姚三娘子便哭起脸来。她舍不得大器这个满崽。不料这件事被街道知青办听说了，就有女干部马上登门，软硬兼施地做姚三娘子的工作。说姚大器同学既然积极要求上山下乡，做家长的怎么能拖后腿呢？你这种思想有问题啊。你说大器才十五岁，那刘胡兰当年也是十五岁，就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了啊！

那时候，家庭成分有问题的人，最害怕别人说自己思想也有问题。姚三娘子听女干部这么一说，只得一边流泪，一边同意了。这边厢，姚大器却高兴得跳起来。那女干部便赞许地拍了拍大器的肩膀，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批知青去的地方是江永。江永是个好地方，我去考察过，富庶之乡哦。头上柚子碰脑壳，地上红薯绊哒脚！

但凡年轻人，大多向往一种未知的、令人刺激的新生活。尤其不安分者如姚大器，更是如此。这应当是他闹着吵着要去下乡当知青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但因腿疾，终究没有去成。

姚大器走的那天，还特地跑到我家来与我道别，且送给我一个日记本子，说是街道知青办送的纪念品。我说你自己留着，在乡下写写日记。他却大大咧咧地说，我又不是雷锋，写日记做什么？你成绩好，会读书，你留着吧。我便收下了。

然而就在当年八九月份，湖南某县发生了针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严重迫害事件，江永黑五类出身的知青受牵连，下乡才大半年的姚大器，便随着逃亡知青的队伍又瘦又黑地回到长沙。

后来我问姚大器在江永当知青生活到底有不有味。大器说有卵味，吃都吃不饱。我说不是有红薯吃吗？大器白我一眼说，连吃三天红薯没问题，问题是连吃三个月你试试看！我想了想，觉得大器说的也是。

那时长沙城里各派组织武斗正酣，美其名曰“文攻武卫”，几乎抢夺尽了所有机关、厂矿民兵连的枪支，甚至连地方军区或武装部的枪支都敢去抢。姚大器和一些返城的知青，加入了长沙知青造反派组织“红一线”。因为他年纪比别人都小，加之没什么文化，写标语刻蜡纸什么的都做不来，就更不用说写批判文章了。顶多会推推油印机滚筒，印传单。但他手脚麻利，印得又快又好，且也乐意做小跑腿。至于跟着比他大的知青开卡车出去搞枪，则更加让他兴奋。

有一天上街，我看到一辆嘎斯51从黄兴南路呼啸驰过，满车厢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驾驶室顶上还煞有介事地架着挺机关枪。且看见姚大器威风凛凛地站在驾驶室门边的踏板上，一手紧抓后视镜支架，一手擎面红旗。内穿海魂衫，敞怀，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军装与红旗均被迎面的疾风吹得肆意飞扬。

站在马路边上的我，内心不由得生出几分自卑。

就是当天晚上，姚大器忽然悄悄找到我，说，我搞了一样好玩的东西，玩不玩？我当然好奇，问他什么东西。他把那件假军装潇洒地一撩，吓了我一跳。皮带上竟然插着一颗木柄手榴弹。我说是真的么，哪来的？他说当然是真的，从南区武装部抄来的！

这一下我也来了兴趣，说怎么玩？他说找地方丢呀。我说往哪里丢？他说你想想啊。我想了半天想不出。忽然姚大器把脑壳一拍，说有了，往井里头丢，不会有危险。我想确实。于是隔天两人起了个大早，偷偷来到倒脱靴巷口的井边上。姚大器说你丢还是我丢？我说还是你丢吧。其实我知道，姚大器就想自己丢，我的胆子远没有他大。姚大器再无二话，抽出插在皮带上的手榴弹，用力旋开军绿色的金属后盖。

我凑近一看，端口还覆盖着一层半透明的油纸，便说，这恐怕是防水用的。姚大器說应该是。随即用指头捅破油纸，小心翼翼取出带着一小截绳子的拉环。看见他的手微微发抖，我的心也剧烈跳动起来。姚大器用左手将手榴弹悬在井口上方，闭紧眼睛，右手将拉环一扯，几乎在同一时间松手，手榴弹掉进井里去了。只听见“咚”的一声，却迟迟不见动静。两人面面相觑，紧张得要命。可冷不防脚下突然一震，旋即从井里发出一声沉闷得可怕的声音。我俩朝井下看去，只见井底的水仿佛煮开了一般，咕噜噜朝上直翻滚。两人不敢再作停留，撒腿便跑到巷子里去了。

不过数秒，挨井边住的几户人家门都开了，露出一张张惊恐的、不知就里的脸。我跟大器躲在巷子拐角处，扪嘴大笑起来。

后来发现还有比我们胆子更大的家伙。有天下午我跟姚大器去西湖桥沙石码头游泳。这是长沙城南湘江段最适合游泳的地方。两人刚刚游到一艘运卵石的驳船船尾，抓住舵叶歇憩，岸上忽然有人朝河里大叫，躲开躲开，要炸鱼了啊！话未落音，只见另外一人已高高举起一枚手榴弹，成弓步，做投掷状了。一时间尚在河里面的人吓得四散游开，纷纷躲在好几艘驳船的舵叶后面去了。岸上那家伙拔掉引环，将手榴弹朝江中拼命一丢。数秒钟后，“轰”地腾起一股尺余高的水柱。泡在水里的我躲在舵叶后面，骤然感到肚皮一震，吓得半死。事后才明白，这是爆炸引起的冲击波所致，总算有惊无险。

须臾间，江面上果然浮起十数条肚皮朝天，长不过一两寸的嫩子鱼来。

但大器返城时间并不长。因其时有大量知青滞留长沙，毕竟给社会造成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且难免对下一批知青上山下乡产生负面影响。于是政府开始大肆宣传“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同时强制知青返乡。到最后，甚至公开抓捕仍旧逗留长沙的江永知青，有的派出所先后竟抓了一百余人，然后用大卡车遣送回江永。当然江永方面也承诺，但凡回乡者，每人发五块钱，一担谷。

于是，在长沙待了几个月的姚大器，不得已又回到了江永。谁料此番一去，与家人竟成永诀，且背后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

某天黄昏，姚大器带着与他相好的一位女知青去水库边玩。那女知青开玩笑说，你会抓鱼么，我想吃鱼。姚大器二话未说，上衣一脱，从数米高的石坝上一个猛子扎下去，此后却再未现身。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打捞上来，双腿却被几缕水草紧紧缠住，费了好大的劲方才解开。在场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第一，平时姚大器水性甚好，也在水库里抓到过鱼。第二，水库里哪来那么多的水草呢？

那位女知青叫吴娟，则跪在水库边上捶心恸哭，痛不欲生。且大喊，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他啊！

其实吴娟的年龄比姚大器要大三岁。姚大器那年刚满十六，吴娟却已十九岁了，乃长沙某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彼此年龄与文化程度皆不般配。但究其两人所以相好，却令人思之慨然。

吴娟单眼皮，乍一看并不漂亮。但经得看，且发育得非常好。可惜家庭出身为官僚地主，性格内向且自卑，也不太与人交往。姚大器却偏偏喜欢她，情愿听她使唤。久而久之，吴娟便将他当作弟弟相待。姚大器喜欢替她做些力气活，吴娟便包了他的衣服洗。有空也结伴去赶墟。

但世上男女因缘并非顺理成章，且往往出乎意外。

那日两人赶墟归途，忽逢大雨。这倒无事，淋雨回队，洗澡换衣便罢。但事情似乎没有这般简单。当天，因为是去赶墟，吴娟特地换了件浅蓝碎花的确良衬衣，蛮好看。哪知遭雨一淋，浑身湿透，衬衣便紧紧贴在身上，分明勾勒出一副玲珑剔透的体态来。加之奋力奔跑，饱满的胸脯更如脱兔般上下跳跃，乳晕亦隐约可见。姚大器无意一瞥，喉头顿时发紧。但吴娟毫无觉察，且边跑边笑，催姚大器说，快点快点，回去洗澡换衣！

两人落汤鸡一般跑回队上。姚大器将吴娟送至屋里，从井里汲上满满一桶水，替吴娟提至屋外那处简陋的洗澡棚子。吴娟拿上衣服与毛巾，毫不介意地进去冲澡了，仅仅将门虚掩。且在里头大声说道，姚大器，你也快点回去，莫感冒了呵！

彼时的姚大器早已耳热心跳，近乎发蒙。蓦然间如有鬼使神差，他走近洗澡棚子，猛地一脚，将门踹开。

一具美妙的、无与伦比的、青春勃发的胴体，顿时展现于他的眼前。

姚大器如遭雷击，一动不动了。

吴娟一时也惊呆了。她愣愣地盯着对面这个莽撞的大男孩，她心目中的弟弟。继而失声大叫，姚大器，你这是干什么？

姚大器仍僵化了一般，两眼发直。不料背后突然遭狠狠一击，他一个踉跄，倒翻在地。抬头一看，眼前竟是生产队长。活该他恰巧挑担粪桶路过，见此番情景，二话未说，便一扁担砍来，且将他劈头盖脑一顿臭骂。又随即喊来几个人，将姚大器五花大绑，押去了队部。

吴娟仓皇地用衣服裹住身子，将自己关进屋里，号啕大哭起来。

结局可想而知。且有一些女知青强烈要求，将小流氓姚大器扭送县公安局法办。幸亏那位队长尚存几分恻隐之心，觉得姚大器毕竟年纪太轻，平时也不似对女人动歪念头的人。何况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便想放他一马，开场批斗会，让其在社员大会上作个深刻检讨，若当场知错认罪，则松绑放人算了。

哪里晓得，姚大器竟然拒不认错。且在台上歇斯底里地大叫，我不是流氓！我就是喜欢她！我可以为她去死！

这样一来当然犯了众怒，人群里顿时喧哗起来。随即有几个当地社员，摁住姚大器一顿猛揍，现场几乎失控。却见吴娟突然疯了似的冲上台来，用身体紧紧护住姚大器，大哭着喊道，你们别打了，姚大器是我的人，我也喜欢他！

一场闹剧，最终如此这般不了了之。

却谁能料到，姚大器竟一语成谶。不久之后，他果然因吴娟而死。

多年以后，在一次友人的聚会上，我偶然认出了姚大器的哥哥姚大正。很高兴他也认出我来，虽然两人均已鬓发萧然。其时他已是师大历史系的副教授。闲聊中姚大正告诉我，他正在重修姚氏家谱。我对此类事情虽无兴趣，但还是愿听他说说。他便从提包里翻出一沓打印稿，这里那里指给我看，最后手指停在一行字上，说，这是他们姚家的字辈排序，且逐字念给我听：

承继先贤德，廷翰世泽长，光大贤明启，万代照明芳。

又说，可惜我们家大字辈兄弟姊妹七个，最小的大器死得最早。说罢，神色不无黯然。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