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2021-12-03吴莉雯王庆

安徽农业科学 2021年22期

吴莉雯王庆

摘要从农民家庭收入变化视角入手，运用访谈法、统计分析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法对庆阳黄土塬区入市成功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农业现代化背景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庆阳黄土塬区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之后，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地带动，对农民家庭收入存在积极影响，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改革前的15 701元增长至28 559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模、价格、收益分配，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民家庭收入;土地增值收益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1）22-0230-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22.05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Operation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on FarmersFamily Income—Based on a Village-level Survey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Qingyang

WU Li-wen， WANG Q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0）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family income changes， using interview metho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ethod to analyze classic cases of successful entry into the market in the loess tableland of Qingyang，to study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on farmers family income and its key fact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Qingyang participated in the pilot reform of collectively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it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greatly promoted.There i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families.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farmers families has increased from 15 701 yuan before the reform to 28 559 yuan.The scale， pric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farmers familie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Collective profit-mak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s the market;Farmershousehold income;Income from land appreciation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建设用地需求量不断增大，建设用地资源日益紧缺。为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农村建设用地加入市场机制进行配置，使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逐步完善，城市与乡村在同一建设用地市场参与交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能够在同等条件下，一样进入市场交易，在交易始末拥有同样的权利，享受同样的交易价格，建立公平公正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使国家，建设用地入市参与集体与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的同时，合理提高农户收益[1-2]。

2015年，国家将庆阳黄土塬区等33个县（市、区）纳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范围。在试点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也涌现出更多与之相关的研究，关于入市存在的困境与出路[3]、入市收益分配[4]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豐富，但基于入市权益主体之一农户的研究却并不多，关于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更少。基于此，该研究选择试点地之一——庆阳黄土塬区进行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为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政府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及推广提出可行建议与有效参考。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行至今已有4年整，在这期间得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断涌现，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前，农地向非农化转变是由政府直接征地给予农民补偿，将原来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直接强制变为国家所有，再由政府出让给企业使用，土地市场结构呈现出城与乡割裂的状态，城乡土地资源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被分隔开来的空间结构与价值区间[5]。

基于近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现状，实地取证访谈困难，该研究根据庆阳黄土塬区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数据，与利用网络途径发放问卷、电话采访获得数据相结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再加以访谈法、统计分析法，得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的关键因素。

1 理论分析与假说

不同区位环境的农业现代化势必会吸引不同规模的商户进行投资建设，相应地，其发展对农户家庭收入也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地影响。可提供大面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配套设施齐全，经济基础较好，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村落，更容易在引入工商业后，激活自身的发展潜力，整合资源，形成产业聚集甚至出现产业链，使进入该乡村的资本与乡村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得到较快的发展[6]。不可否认，乡村在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突破口，打通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之后，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高于入市之前是普遍现象，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机会增加租赁或自办厂房商铺带来的经营性收入[7]。换句话说，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实现其价值，不能只关注地块本身的价值，地块的地理位置，周边附带的基础设施也非常重要[8]。

据此，提出假说一：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区位优势更加明显，配套设施齐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更容易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扩大入市规模，显化农村土地资产，增加农户家庭收入。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民家庭收入存在较大影響，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农户的土地收益[9]。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时的价格与入市后的收益分配，将直接影响农户能获得多少土地收益。拥有清晰明了的产权，是农村集体土地能够成功入市流转的前提条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虽使用权已分配到农户个人或相应的组织，但在入市过程中，其使用权一般以集体为主体代为行使，若在此过程中，农民与集体之间没有订立相应的约束合约，其集体内部成员的利益可能会存在分配不均，财产权益难以得到保护[10]。所以，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对集体土地所有者按股份分红，建立公开民主合理的自治机构，做到土地交易决策民主、交易价格透明、后续增值收益分配合理[11]。

据此，提出假说二：农户土地收益的稳定性需要良好的土地交易管理平台、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的支持，透明清晰的土地交易价格、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的维护。

该研究选取农业现代化发展较为成功的试点地——庆阳黄土塬区作为研究范例。东门村在1950年实行条田改路，书记带领村民对水利、公路、土地进行规划改革。东门村趁着土地联产承包时期的东风，开始将工业带进村庄，全村第一个砖厂就是在这时候办起来的，在后期逐步将面粉厂、肥料厂都引进村庄创业增收，村委会在2006年引导村民自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了东门村农业股份合作社。庆阳黄土塬区东门村配套设施齐全，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发展潜力，村民对于土地改革接受程度参与意愿高，相比庆阳黄土塬区其他村庄，区位优势明显。庆阳黄土塬区怡村在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宅基地的“小证”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大证”，为后期农业产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2015年，怡村开始步入农业产业化的正轨，建设了粮经基地200 hm2以上，乡村文旅产业大量发展，之后年产值逐步实现了2 000万元以上。

结合入市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庆阳黄土塬区的发展的实际情况， 2015年庆阳黄土塬区首先解决了“哪些土地可以入市”的问题，严格比照“存量”和“经营性”两个条件，统计得出庆阳黄土塬区328.853 hm2入市规模中，完全符合要求的有82.894 hm2[12]。一方面，庆阳黄土塬区另辟蹊径，让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实施主体，开始摸索“委托-代理”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将土地入市主体——村集体与入市实施主体——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离开来，使农民的权益、基层民主自治都得到了合理的保障，同时集体产权主体有名无实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对于大家都关注的入市土地收益如何分配这一关键问题，庆阳黄土塬区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入市土地成交总价款作为征收基数，进行差别化征收调节金，让国家、集体、个人共享入市增值收益，在保证基本的农村公共设施管理维护成本的同时，促进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提高农民家庭收入。

2 研究区概况与样本量说明

2.1 研究区概况庆阳是甘肃省地级市，位于甘肃最东部地区，地理位置还是挺优越的，它属于陕甘宁交汇的地方，位于黄河中下游黄土高原，当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著名景点众多，交通便利，近年来庆阳对旅游业加大了宣传力度，吸引很多外地人来庆阳旅游。这里最为著名的是红色革命圣地，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曾建立了陕甘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所以留有很多革命遗址，如南梁革命纪念馆等。此外这里还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素有“陇东粮仓”之称，因此文化底蕴深厚的民俗风情也构成庆阳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根据2014—2019年《庆阳黄土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数据，庆阳黄土塬区总产值增长了235.24亿元，增长了37.22%;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2.26亿元，增长了25.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 492元增长到26 528元。

2.2 样本量说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原因，此次调研存在诸多限制与不足，实地访谈只能改为电话采访，问卷的发放由线下转变为线上，选取了庆阳黄土塬区彭阳镇宜君村、唐昌镇东门村、怡村3个入市典型村落进行调查，调研主要针对户主、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村委会进行，内容主要围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交易情况，入市后的运营情况，入市给农户带来的影响展开。为保证问卷与访问内容的有效性，减少数据误差，笔者虽不能在场对调查者进行有效监督，但已在电话采访中对问题进行反复询问、对答题时间较短的问卷进行剔除，共完成问卷70份，其中有效问卷57份。具体样本分布及各村相关数据见表1。据有效问卷调查显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村庄总产值得到极大的提升，其中文旅产值提升幅度最大，农民家庭分红收入为24 967元，入市地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2 557元。庆阳黄土塬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公告显示，虽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交易方式有出租和出让2种，但庆阳黄土塬区出让的占比高达90%，且此次参与调查的3个乡村都是出让的情况，因此该研究仅将出让的情况纳入参考。

3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3.1 研究方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前经济基础，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在入市后其运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构建定量关系，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规模、价格、分工作为特征变量，将参与入市的村集体人口、区位条件（如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等）作为控制变量，得出影响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关键因素，为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及推广提出建议。所建立的模型如下：

Y=α0+β1X1+β2X2+…+βnXn+ε （1）

式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为解释变量;β为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即待估参数值;α0表示常数项;ε表示随机干扰项。

3.2 变量选取该研究着重探究农业现代化的出让市场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所以将分析问卷得出的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且已经对被解释变量的具体数值做对数化处理。从问卷中选取了10项代表性解释变量进行村集体层面分析（表2）。

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民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处理过程中，首先采用EViews软件对选定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所有解释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因此认为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可以保留，回归结果如表3。

由表3可得：对农民来说，农业现代化的规模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产业园区对于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显著，但工业化程度影响不显著。位于成都市西北部的庆阳黄土塬区，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基础较好，其电子信息和双创产业基地、国际化都市新区都是国家扶持重点打造，经济基础较好，建设用地需求量大。自庆阳黄土塬区参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开始，至2018年7月，已完成42宗土地交易，地块面积大约36 hm 入市规模较大，拥有112个产业园区，如天奥科技产业园、庆阳黄土塬区工业创新联盟创新成果转化基地、菁蓉镇等。产业园区的大量建立，产业的规模效应为村集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与收益，也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提高收入[13]。庆阳黄土塬区在入市前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由于未形成有聚集性的工业园区，对于发展村集体与农户增收效果并不显著。

从农民的视角来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价格对其收入有正向影响。换句话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时的出让价格越高，其土地增值收益就越高，就越能提高农民的家庭收入。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制度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15年农业现代化试点工作在庆阳黄土塬区开展，由于农业现代化存在“基准定价”“规划用途”和“入市方式”的不同，庆阳黄土塬区制定了对外分配实施的“分级调节”和针对内部分配实施的“二八原则”，其思路是改变过去从农村抽取养分供养城市的分配传统，采取“分区为、有级差”的思路，使国家、集体、个人共同享受发展福利[14]。“二八原则”的灵魂在于坚持“自主决策，着眼长远”，为保证村庄的长远发展，不竭泽而渔，成员现金分红只占地块收益的20%，剩余的80%则作为村集体公积金。适当提高股份分红比例，为农户争取跟多的集体经济收益，对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有很大意义。

建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对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正向影响。目前以庆阳黄土塬区东门村为首的大部分村集体已经建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其作为土地资源融资的主体，给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缺位，资金匮乏，集体内部成员的利益可能会存在分配不均、财产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使农民的土地租金收益得到了保障，有利于提高農民家庭收入。

村集体对于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农民家庭收入呈现出长期可持续的正向影响。以庆阳黄土塬区宜君村为例，该村的固定资产投资多为大型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开发投资，一是在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大量就业机会[15]，农民可由此得到新的工资收入，从而提高工资性收入，农民家庭收入也得到提高。在固定资产建设完成后，可以提高该村的服务品质，吸引更多游客，促进消费，农户可以通过商铺经营出租提高经营性收入。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地块与城中心的距离对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第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资本并不像商品房或商场的需求资本，需要土地有较强的城镇化辐射作用;第二，庆阳黄土塬区位于成都平原，即使距城区较远，资本所需的交通区位条件也依旧良好。所以距离城区较近，城镇化辐射作用强的地块也难以使农户获得比城郊地块农户更高的土地出让金以增加其家庭收入。

地块附近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农户家庭收入存在正向影响。相比于距离区中心更近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能够吸引资本的加入。对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投资资本来说，无论是建设工厂还是投资文旅产业，便宜的地块价格本就比距离区中心更近的区位条件更受青睐。相同的区位条件，郊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块，如交通状况良好的公路，完善的水电基础设施，则更容易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扩大入市规模，显化农村土地资产，增加农户家庭收入。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根据对庆阳黄土塬区发放的57份有效问卷，运用访谈法、统计分析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庆阳黄土塬区农业现代化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

（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模，包括是否形成聚集性产业园区、其工业化程度均对农民家庭收入呈现正向影响，但前者影响明显显著;同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价格、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集体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对于农民家庭收入呈现正向影响，且后者带来的影响长期可持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地块与城中心的距离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庆阳黄土塬区经济基础较好，工业化水平高，集体土地需求量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效应影响显著，产业聚集程度和相应的产业配套设施完善程度的提高，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农民在享受土地分红的同时，拥有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从而使农民家庭收入得到显著提高。假说一得到验证。

（2）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正向影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价格与入市后的收益分配对农民家庭收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庆阳黄土塬区东门村成立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是明智之举，其为维护庆阳黄土塬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市场环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明确了土地入市的主体，有利于土地交易的公开透明，使农户收益分配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较高的地块入市价格与收益分配，也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假说二得到验证。

5.2 建议依据实地调研与建模得到的结论，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根据资本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需求，加强偏远地区地块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其工资性收入，不仅为农户带来出租经营厂房、商铺的经营性收入，还可以将非农就业机会少的村集体的年轻人留在乡村，同时保证乡村的耕地面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助力。

第二，提供政策支持，促进工业产业园区发展，拉动产业聚集效应，除带动集体经济的发展外，还能为农户提供大量长期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使发展福利惠及除入市地块外的周边村庄。

第三，建设例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功能公司”的第三方委托代理机构，使集体产权主体既有名亦有实，成为能够实际运作的实施主体，最大程度保障农民的权益。同时，第三方委托代理机构的出现使规模化产权便于清晰界定，交易底价与交易机制向公平透明发展，反向鞭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平台的不断成长与完善。

第四，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是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环节。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既要维护国家与集体的利益，在保障基本的农村公共设施管理维护成本的同时，也要保障农户的收益，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做到社会公共福利与农户分红比例的平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显化集体土地资产，优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源配置，增加产权收入。

参考文献

[1]

马凯，钱忠好.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市场失灵与其政策矫正[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3）：65-69，80.

[2] 谭荣，曲福田.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J].管理世界，2006（12）：50-59，66.

[3] 吴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的困境与出路[J].广西社会科学，2016（1）：96-101.

[4] 王小映.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收益的分配[J].农村经济，2014（10）：3-7.

[5] 王克强，赵露，刘红梅.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运行特征及利益保障制度[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12）：52-57.

[6] 史常亮.土地流转对农户资源配置及收入的影响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8.

[7] 何芳，龙国举，范华，等.国家集体农民利益均衡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调节金设定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9，40（6）：67-76.

[8] 张新前，胡日东.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5）：29-33.

[9] 徐志刚，宁可，朱哲毅，等.市场化改革、要素流动与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化[J].中国软科学，2017（9）：38-49.

[10] 刘宪法.“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C]//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土地卷）：第八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6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