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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李泽厚,在吃饭与审美之间

2021-12-03曾未来

南风窗 2021年24期
关键词:李泽厚朱光潜本体

曾未来

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在11月2日于美国科罗拉多与世长辞,享年91岁。这位上个世纪人文领域的绝对学术明星,在21世纪以后变得相对低调,他笑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

这当然只是谦虚之辞。

四十年前出版的《美的历程》,时至今日依然是畅销书籍,带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步入美学的殿堂。篇幅只有十几万字的中国古典艺术巡礼,被冯友兰盛赞“是部大书,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这无疑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

惟有高屋建瓴,方能深入浅出。

吸引无数读者的优美文字背后,是庞大的思想体系。李泽厚在不同著作里创造了很多概念,比如“巫史传统”“乐感文化”“悦智悦神”,都被追随者奉为圭臬。李泽厚在不同时期应不同需求产生过不同“本体”,比如“工具本体”“心理本体”“度本体”“情本体”……可谓美学取经路上的七十二变。

如此逍遥自得的一个学者,却提出过一个朴实无华的概念:“吃饭哲学”。

吃饭,每个人每一天都会做的事情,实在太平凡太日常了,到底有什么值得展开哲学思考的呢?又如何上升到美学层面高度呢?

事实上,美学从来都不只与美有关,吃饭也不单纯为了果腹。对吃饭行为进行深入思考,也能展开一段另辟蹊径的美学历程。

而这一切,就要从那个全民美学的时代开始讲起。

美学明星

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接受。王国维引进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本体论,蔡元培提倡美学研究和美感教育,于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本土的美学研究开展起来。其中还包括朱光潜,他一方面翻译大量西方著作,另一方面完成《文艺心理学》,构建了一个以“审美的无利害关系”和“为艺术而艺术”为核心的美学体系。

但到了五十年代,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此前处于正统地位的朱光潜及其“唯心主义”,突然间成为了众矢之的。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更多的美学家认为美是客观而非主观的。朱光潜及时自我修正,写下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试图把握主观客观之间的平衡。

当时大学毕业意气风发的李泽厚,在第一次美学论争的大环境下自然按捺不住,用一篇《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同时批判了身处议题正反方的朱光潜和蔡仪。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李泽厚,就美的客观性问题上和朱光潜产生对立,就美的社会性问题上与蔡仪产生分歧。最后得出结论,美一方面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人类社会,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美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美是社会生活中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现实的存在。”

当其他人还在为美的主观和客观争个不停时,李泽厚抛出了社会性范畴,一下子拉近了美学讨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占据了上风,这样的发言意义不凡。

只可惜这场讨论戛然而止。

直到八十年代,社会复苏,美学界才重新热闹起来,发生了第二次大论争。经历了十年动乱,一些落后的观念亟须被扫除,大家将希望寄托在了美学身上。于是更多西方当代美学著作被翻译和介绍进来,人人谈论美和自由,首届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举办。

美学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年代。

美学热,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但又是有迹可循的。

思想解放、价值重估、意义延伸,一切都从这里开始。美学发现和肯定了人的精神生活,为人文精神赋予合理性,用于建立新的秩序再合适不过了。李泽厚在《四个“热”潮之后?》描写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学热,‘热到工厂也请人讲美学,理工科学校也大开美学课,美学书刊占满书店好几个书架。”

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出圈”。

美学热的最大赢家,可能是李泽厚。

他用历史本体论视角讨论康德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初版三万册,很快卖光,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学术著作。被称为“美学三书”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更是构建出了以实践论为基础的美学体系,在学界引起了轰动。

在那个没有炒作的年代,李泽厚是绝对的学术顶流。

在李泽厚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一众理论中脱颖而出被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选中,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马克思没有留下关于美和艺术的系统理论,但李泽厚准确地捕捉到了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美的可能。在历史本体论视域下,历史是由一个个活着的人组成的,而艺术也是由一个个活着的人创造的。

如此说来,讨论“美是什么”,还得先讨论“如何活着”。

吃饭哲学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开篇就引用了《论语》里耐人寻味的一篇。孔子觉得自己没有知识,因为他对乡下人的提问一无所知,但通过正确引导,“叩其两端”,他最终还是帮助乡下人解决了问题。

如此逍遥自得的一个学者,却提出过一个朴实无华的概念:“吃饭哲学”。

在李泽厚的哲学体系里,其中一端無疑是“活着”。人活着就要吃饭,在实用理性的基础上,李泽厚提出了“吃饭哲学”。既要吃饱,又要吃好。

这当然不是李泽厚的灵光乍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吃饭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基础。马克思追溯人类劳动手段的历史,把社会发展还原成生产工具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生产满足需要的资料成为第一个历史活动。”

吃饭除了能让自己活下去,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吃饭,人类不断实践,而事业、爱情,还有其他方方面面,都是吃饱饭才能开始的。只有物质生产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开始拥有更多精神层面的追求。

吃饭问题还真是个根本问题。

马克思关于吃饭问题的阐述,提出事物发展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很好地传达了他的唯物史观:“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手指甲和牙齿撕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李泽厚举例予以说明:原始人不会渴望巧克力,现代人一般也不欲望茹毛饮血。

实现了“吃饱”的诉求,就会开始“吃好”。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人类在维持和改善生活质量上作出的努力,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铁器、机器,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一路高歌猛进。

人活着就要吃饭,人存在就要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这就是唯物史观。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李泽厚旗帜鲜明主张脚踏实地发展生产,着力解决人们以吃饭为首的一切物质生活问题。吃饭哲学,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是现实需求也是时代需要。等大家都吃饱饭,社会环境早已为个体提供了创造历史的必要条件。

李泽厚的“吃饭哲学”认为,人类首先以生存为目的,其根本在于把握事物的“度”。所谓“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

“度”不存在于对象,也不存在于意识,它是在实践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实践工具,是建构历史进程本体的重要依据,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的相处原则。“实践”是“度”的最终归宿,也只有在“实践”中,“度”才能建立并实现。

和“吃饭哲学”相对应的是“实践美学”。作为方法论,“度”是连结“吃饭哲学”和“实践美学”的桥梁。

阔别美学领域多时的李泽厚,前两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有人美学”,可视为“实践美学”的上位及延伸,包容一系列沿着人的线索展开的美学探索。这个名字和“吃饭哲学”如出一辙的美学概念,构成了李泽厚哲学体系的另外一端。

有人美学

在李泽厚提出“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那场经典战役中,“实践”是他的主要武器。

朱光潜混淆了主观意识与社会实践,蔡仪忽略了实践在美的创造中的作用,只有他清楚认识到实践是人类在意识和目的指导下对外界事物的改造:“具有主观目的、意识的人类主体的实践,实际上正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

《美的历程》从上古一路讲到明清,每个章节都是先从时代背景和人的生活谈起,结合作品展开艺术形式或艺术风格的探讨,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作品或某一艺术思潮或趣味、风格会被社会所接受和流行的原因。

为什么唐诗和宋诗有不同的味道?为什么宋元以来山水画占据画坛的主要地位?为什么六朝以瘦削为美而唐代以肥硕为美?为什么现代家具和古代家具或欧美家具在审美上有所差异?

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实践行为,就能在实践美学里回答这些问题。

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密不可分,而人的本质又和自由息息相关,因此能推导出“美是自由的形式”这个重要命题。这里的自由,不是漫无目的的自由,也不是不切实际的自由,而是掌握客观规律后在物质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自由。

“如果说,现实对实践的肯定是美的内容,那么,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

于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于是南国文化中孕育出楚汉浪漫,在时代动乱下产生了魏晋风流。其中好的作品都体现出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度”也成为了固定的审美形式保存下来,比如唐诗、宋词、元曲。

“有意味的形式”最早由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他主要针对视觉艺术中线条和色彩的组合让人产生审美情感,构成审美形式。贝尔称之为艺术的根本性质,却给不出具体的解释,多少有点陷入循环论证。

从“吃饭哲学”到“有人美学”,多么有趣的一条思想路径。

对此,李泽厚作了补充说明:审美客体“有意味的形式”来自人类的物质实践,因为里面积淀了生活的内容和意义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和线条。而审美主体的感受也是因为积淀了特定的观念和想象“审美感情”。

比如三足鼎这个形状结构,并非模拟或写实,既不是两足的鸟,也不是四足的动物,是造型本身带来的稳定。

审美功能和意义在此刻重叠,这个自由的形式便有了意味。

从当时千奇百怪的青铜器具到如今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似乎所有的形式都和实践有关,都能产生意味。这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实践美学以实践为本体,过分重视审美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忽视了其特殊性,容易混淆了审美实践活动与一般实践活动的区别。

李泽厚也在不断对“实践”一词的内涵作出调整。

在“吃饭哲学”时期强调物质生产,到后来有意识区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实践行为,只有狭义的才与审美有关,广义的则“几乎相等于人的全部感性活动和感性人的全部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从实践本体论转向情本体论。他提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以情为本体,美是情感化的形式。

很难说情本体是否背离了工具本体的实践美学。当然,关于美的讨论从来都是充满矛盾的。至少情本体依然能将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捆绑在一起。

2019年,李泽厚新写了一篇《作为补充的杂谈》,作为其“美学作为第一哲学”专论的补充。文章提到,今天的环境和三十年前有很大差别,个体欲求速增,人际关系淡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等概念应运而生。他将这些都纳入“有人美学”的范畴。

从“吃饭哲学”到“有人美学”,多么有趣的一条思想路径。

李泽厚先生驾鹤西去,但關于美学的讨论,永远不会停止。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还在读初一的李泽厚走上一座小山,看山花烂漫、春意盎然,突然陷入了深思:人终有一死,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追问人生之谜感到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且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性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与不大的心理原因。”

后面的一切好像都是从这个瞬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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