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梦茹 崔云霞 徐 璐 朱永青 李伟迪 曹炜琦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经济和市场手段被用于防止环境破坏和促进生态保护已有很长时间[1-3]。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由最开始用于抑制负的环境外部性(环境破坏)逐渐发展到了用于激励正的环境外部性(生态保护)[4-5]，包括生态服务付费、环境服务付费等形式[6]。发达国家已制定了一系列生态补偿制度，如欧盟的生态标签制度、哥斯达黎加的碳汇量认证及碳汇交易制度等。我国也尝试了一些生态补偿制度，如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碳排放交易制度等。2014年我国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1条明确规定了生态补偿制度，但后续进展不大[7]。然而，完善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促进生态补偿制度法制化，对于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需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补偿制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被视为是保护生态环境、平衡上下游利益、贯彻《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政策工具[8]。虽然全国各地都在有序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尚未上升到地方立法的高度，全国更无统一的具体立法。因此，加强生态补偿制度的地方立法研究，既是地方生态补偿实践的迫切需要[9]，也是为国家统一立法探路。目前，仅有苏州市与无锡市将生态补偿制度进行了立法，其中苏州市早在2014年就出台了《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已实施多年，而《无锡市生态补偿条例》出台于2019年，还不是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