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灿

为了了解晚清疫情资讯传播这类有形与无形交错且复杂的互动关系，近年来科技社会学家所倡议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切入角度与思考的解释。法国知名学者拉图（Bruno Latour）曾在其文中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来解释巴斯德（Louis Pasteur）①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男，1822年12月27日出生于法国东尔城，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爱国化学家，1895年9月28日逝世。如何将微生物从原先不受社会大众所重视，吸引相关人士注意，由原先劣势的地位翻转为优势，使其成为微生物代言人的权威地位。文中将微生物经由中介物质不断移转，使之成为可被众人检视的统计资料，进而说服大众影响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认为异质网络由众多的人与非人共同参与创造与维持。中介者在参与行动与联结的过程中，可能因同时处于不同网络之中，而使网络间相互影响产生变动、位移，异质网络间通过此种互动将资讯转译为其所能使用的资讯并进而扩大使用。行动者网络中，无论自然界或社会界，均需中介者的维系以稳定存在。因此，若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中介者所组成的异质网络为基础，借由行动者网络的概念呈现晚清海关检疫系统中资讯的转译与转移，即可了解时人如何将疾病及疫情观察加以转化为可利用资讯并流转于海内外加以运用。这种借由人与非人所构成的网络，解释微生物如何从无形转译为有形的统计资料、实验数据，可为本文中晚清时期各海关医官所记录的疾病如何转译成为实体讯息、知识并为时人所用提供解释。

在笔者看来，当时国内外关于晚清疫情资讯的传播可分为即时性的疫情通报网络与非即时性的知识性网络，前者以官方通令、报纸、商人群体为主，主要着重于与大众相关疫情资讯的传播；后者则以《海关医报》和国外医学期刊为主，着重于对医疗专业资讯的传递。晚清疾病与疫情的资讯网络亦由此二网络所构成。从行动者网络性质来看，这一由人与非人所构成的中介网络，借由共同兴趣、利益作为牵绊以维持网络运行。因此，网络中的异质中介者并非处于永恒且不变的状态。当有形物通过一连串中介者的转译与流转，最后创造出多重的实体以供相对应的技术网络运用。由此，本文将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索疫情资讯如何通过网络之中的众多中介者们将资讯进行转化、传达，得以为官方与民间所运用。此外，亦将厘清官方与民间如何对此网络产生回应与回馈，甚至改变海关检疫制度与系统的运作，以达网络的互通性。

一、即时性网络：疫情通报网络的建构与运作

疫情资讯的发布可被视作即时性资讯传播，以官方所发布的公告和非官方的商人群体与报纸为主。官方消息发布方面，晚清海关所接收到的资讯多来自他国驻地领事、海关与政府。当海关一旦掌握他国疫情资讯后，即会发布全国性的总税务司通令或地方性公告，通知各对外口岸严加防范，以便对外口岸得以及时因应外来疫情。通令、公告的发布除了可使国内外政府、一般大众了解疫区资讯外，对于相关医疗人员亦有警示作用。

非官方的资讯传递方面，则以商人群体和报纸为主要管道。驻地外国商行会将他口资讯带入并使当地商人、报社了解检疫资讯，而且外商间对于检疫资讯的传递速度不亚于官方公告速度，有时甚至较官方更为快速。

报纸方面，不同于前述直接与疫情资讯有所接触的管道，《北华捷报》经由晚清海关、领事、外商、《海关医报》及他国报纸，将各方所获得的最新资讯予以刊载。官方在报刊公告政策方面，海关总税务司于1875年的通令中明文规定需将海关相关收支及海事处相关重要事项通过《字林西报》《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新闻纸》（London and China Express）《日本邮报》（Japan Mail）等报公告。若仅为地方收支与海事相关事务，则于当地报纸刊登。[1]厦门关税务司华莱士（W·Ward）曾提到，检疫相关资讯公告需交由河泊司公告大众，而河泊司隶属于海事处当中，所以检疫相关资讯可借此方式传播至海内外使大众得以周知。[2]

（一）官方资讯网络的运作

晚清海关所发布的疫情资讯公告，扮演了即时疫情资讯传播者的角色①1873年，海关总税务司因南洋地区霍乱肆虐，通知首当其重的江海关、厦门关严防海外疫情传入并因而制定检疫章程，即为典型案例。。海关所建构出的消息网络直接公告中国官方、相关领事、大众，将资讯传播至报社，以报社刊出的方式，使大众得知相关资讯。疫情消息公告方面，海关总税务司会发布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予各口税务司，通令中会说明事由及建议事项，并由各口税务司在该口进行公告，使该口驻地领事、清廷官员、大众可得知并了解资讯。若是中外民众对政策产生疑虑与不满，则通过领事或清廷地方官员向海关税务司表达意见，试图影响检疫相关决策。

1907年，上海发生霍乱疫情。此次霍乱以当地小贩贩卖不洁食物为传播起因，霍乱疫情于同时间发生在天津港与门司港（位于日本北九州），两港分别指出当地霍乱乃源于上海，宁波、杭州及多个长江口岸亦受到感染[3]。日本首先于8月发布对于从江海关出发前往日本口岸的到港船只实行为期五日的检疫措施[4]。香港则紧接于日本之后对上海发布检疫通知。此通知的发布引起了上海商人的紧张，纷纷投书于总领事，希望总领事能尽快解除日本及香港所发布的上海来船隔离命令。因为当时正值丝、茶产期，若丝、茶无法销至日本、香港，上海、香港商人则会有相当大的损失；因此，除了投书至上海总领事外，商人们亦投书香港、日本领事，期盼能尽快解除检疫通知[5]。最后，直至9月后才陆续发布检疫解除通告[6]。从这一事件可了解到，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的商人，当面临船只需停泊数日实行检疫甚至是无法入港的困境时，他们所求助或请愿的对象则是外国领事而非海关官员。因为检疫取消通知是由领事发布，所以常有商人遇事不向海关官方请愿，反而向各相关领事请愿的事情发生。

即时疫情通报的网络中，除了疫区所在海关会发布相应警告通知外，其他海关间亦会利用电报传递疫情相关资讯彼此提醒，以达到及时防堵疫情的效果。1872年，江海关收到来自港英政府的一份电报。内容为：“企业号轮船悄悄离开本口，船上藏有一名天花患者，疑有其他患者于该船上。”借此提醒江海关，若该船入港时，应对其多加注意[7]。尽管最后船只还是入了港，但医官哲玛森率先登船察验，并证明该患者并非天花患者。这一例子也反映了海关之间会即时传递相关资讯予以他港，使他港在船只到港前有所准备并做好防范措施。

（二）民间资讯网络的运作

民间资讯的传播方面则以商人群体和《北华捷报》等地方性报刊为主要传播途径。商人群体网络会将各口所接收到的资讯以电报、报纸或船运进行传递，使其他港口对于该地疫情有所了解，进而衡量对疫区商贸的态度如何，以做出符合其最大利益的决定。当一地所发布的公告命令有损于商贸时，商人则会向领事请求，并试图以间接的方式影响海关的决策命令。晚清海关亦会以保护洋商在华商业利益及在华洋人安全为由，对洋商课以额外税收，用于兴建、维护检疫及医疗设施，间接地与商人保持相互关系。这种向商人、租界征税的措施由于直接关系者多为洋人，因而获得在华洋人赞助。在这一互惠过程中，海关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而商人在资讯网络中除了加速资讯传播的广度外，也会通过中外官员、商会与工部局对海关政策的颁布与实行形成影响。

报刊网络的运作方面，无论商人、领事还是海关均会通过报纸发布或取得即时相关疫情资讯。报纸因消息取得源自国内外多方管道，因而成为官民取得资讯的媒介。1881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各口订购《北华捷报》《新闻纸》《日本邮报》《陆路贸易报告》等报刊供各口作为参考之用[8]，未过多时，即规定《北华捷报》及《陆路贸易报告》除了发送于各口税务司外，亦将转送至北京总税务司办公室、伦敦五任所秘书办公室、中外头等值事人等处[9]，促使资讯可广泛流转于海关各口。其中，《北华捷报》是中国本土报刊中，唯一由晚清海关官方指定订阅刊物进行资讯传播，流转于晚清海关单位间的民间资讯。因此，阅读者除了一般华洋人士外，亦包含晚清海关雇员及海外相关单位。而除了官方资讯传播外，《北华捷报》亦时常载录商人、商会相关资讯，其中亦包括关税与海关征收额外费用作为设施兴建、维护之用。由此可知，报纸在通讯不便的时代，除了扮演多方面即时资讯提供者的角色外，亦具有官民沟通平台的功能。

二、非即时性网络：疫情知识网络的建构与运作

除了即时性发布疫情相关资讯网络外，亦有非即时性质的知识传播网络。这一网络则以医官借由专业期刊对资讯的刊登，作为主要传播途径，而这一网络所传播的资讯则更突出专业性和导向性。换言之，非即时性网络资讯是对即时性网络资讯的继续深化，对其追根溯源、探求病理，进而形成一种研究并将其转变为知识进行传播。

以专业性质为取向的《海关医报》和医学期刊方面，两者亦会对疫情资讯有所记录；然而，相对于通令等即时性资讯公告，《海关医报》由于一年仅发行两次，于疫情发布的速度上较通令为迟。此外，若对《海关医报》内容进行分析，则可发现，《海关医报》在疫情资讯方面，多为对当地疾病及疫情进行即时观察、统计、分析并书写成报告，再予以整理、发行。在《海关医报》的目标读者群方面，曾有介绍《海关医报》的专栏写道：“《海关医报》所提供的主要对象为医师，一般民众若想取得《海关医报》，得向牛庄、天津、芝罘、九江、宁波及上海地区有登记之执业医师取得。”[10]因此，一般民众若想取得疫情相关资讯，需经由特定港口的执业医师。这也说明《海关医报》仅在各口岸医官间流传，除了取得有一定难度外，文中的专业度还造成一般民众在阅读上的困难。因此，其主要读者群并非为想了解检疫动向的一般大众，而是对于疾病流变与治疗等方面有相关资讯需求的医疗从业人员。

《海关医报》发行地区方面，从赫德于1882年所发布的通令中，明确规定了未来海关出版品内容、印刷目的及流传方式：“……统计、特刊、杂项系列（不包括其他系列，但是除了海关系列的《海关题名录》之外）可对大众销售，并且对赠送名单上的人，免费赠送……除了上述赠送的对象外，也要送三本到各地方海关，一本给税务司办公室、一本给大办公室、一本给外班阅读室、三本送给总税务司、十本给伦敦办公室税务司、五本给同文馆、一本给总营造司、一本给巡工司……总署系列包括总署档案馆中的机密出版品，不可销售、展示或是出借给任何人，这些出版品直接送到北京的总税务司手中，只有他可以使用。因此，统计、特刊、杂项系列是给大众、海关系列给海关使用、办公系列给执掌该关的关员、总署系列给总税务司。当总税务司下达许可令后，第一批出版品将送十本给伦敦办公室税务司；当所有的地方分关的出版品送出后，再送给赠送名单的对象；剩下来的出版品分三部分：一套留存造册处，一套送到上海、香港和日本销售，最后一套送给伦敦销售……”[11]

目前虽无法确定出版品赠送的完全名单，但从《北华捷报》《英国医学期刊》（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柳叶刀》（The Lancet）等报刊中出现的出版品赠送清单可知，造册处会将《海关医报》出版后送至国内外文报社及相关研究的出版单位，并送至上海、香港、伦敦及日本地区销售。此外，由万巴德传记以及驻北京医官德贞（J.Dudgeon）的相关记录中亦可知，英国热带医学学校及各口医官均会留存《海关医报》以备日后研究之需。所以，无论研究单位、医疗人员还是报社，均会对《海关医报》予以留存并将资讯转化为各方所需的资讯，从而促使资讯得以传播于社会各阶层。

期刊方面，英国医学界颇具知名度的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期刊》及《柳叶刀》均借由《海关医报》的赠予及医官的投书来获得中国疾病相关资讯。医学期刊除了对《海关医报》内容进行摘要、讨论外，亦不时刊登来自部分医官对于驻地疾病相关观察、治疗或研究的资讯。这种由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方式，不仅能够吸引本国医学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注意，对于医官自身在本国的名声亦有所助益。

（一）境内知识网络的运作

将疫情、各口岸疾病进行知识性传播方面，则以《海关医报》为主要途径。各海关按照当时出版品分送制度将《海关医保》发送至各地，境内分送对象清单虽不完全明确，但由各方记录可知，医报除了分送至各口海关留存外，亦会送给各口医官及报社。例如，北京医官德贞就曾提到，各口医官由于医疗研究所需，多会将《海关医报》予以收藏，以作为日后研究之用[12]。因此，《海关医报》中常见医官引用其他海关医官在医报上所记载的例子、记录，医官们对医报的运用除了参考外，亦有引证的用途。此外，医官之间也会通过《海关医报》了解其他口岸疾病、疫情，并对此做出回应，以达到医官间对于疾病资讯的业务交流。

此外，报社在知识性传播方面，多以摘要为主。报社在收到《海关医报》后，编辑会不定期地将《海关医报》上的内容化繁为简地摘要，使关心此类资讯的各界读者可在不易取得此刊物的情形下，通过报刊摘要的方式得以了解各口岸卫生概况，并转化为对其可用的资讯，兼具非即时资讯传播的角色。部分《北华捷报》的投书也会将《海关医报》中的案例、描述作为实际例证，以支持其自身主张或论述。1883年，一名作者撰文讨论上海租界内的火灾，文中除了将原因归纳为中国人的脏乱外，就引用《海关医报》中江海关医官哲玛森对于“租界内有脏乱的地方即有中国人”“中国人对于疾病细菌有良好的治疗能力”的言论作为支撑，期望工部局对中国民众居住区进行整顿与重建[13]。由此可见，除了一般疫情资讯会援引《海关医报》外，对于当地公共卫生等议题，也会被人引用作为参考依据。尽管《北华捷报》对于知识性资讯的运用不如医学期刊深入，然而却能借由报社编辑、大众等非专业人士与医官、医师等专业人士作为媒介，达到传播部分知识性资讯的功能。因此，报纸的功能可以说除了主要的即时性传播功能外，也具有部分非即时性资讯传播功能。

（二）跨国知识网络的运作

除了在中国境内所建立起的知识网络外，也有跨国知识网络的运作。这一网络运作则以医学期刊为主要传播媒介，而国外医学期刊对于中国疫情的情报来源则多为在华西医。

海关医官作为将各口疾病转化为文字资讯的转译者，除了将所观察到的信息通过《海关医报》传递外，也会以个人与本国研究者合作的方式，将观察转化为本国所好奇并欲探索的热带医学研究。首先，在医官个人方面，医官自身于驻港执勤时对本国少见或未见疾病予以观察、研究并将其所观察到的资讯传播至本国的医学期刊上，使本国同业了解其在异域的发现。1878年，万巴德于厦门诊治了一名患有动脉瘤的葡萄牙患者，患者病情好转后就返回淡水（今台湾地区新北市淡水区）。可未过多时，该患者因主动脉瘤破裂死亡，淡水关医官对其进行解剖，并将此讯通知万巴德。信中除了告知死因外，还告知了他在患者肺部发现某种寄生虫。隔年，万巴德在一名湿疹患者的痰中发现可疑虫卵，他想起不久前死亡的葡萄牙患者肺部亦检出寄生虫，因而请求淡水关医官寄送葡萄牙患者遗体中所发现的寄生虫样本，以供进一步研究。当万巴德将送来的样本用显微镜进行化验后，发现样本中的虫卵与中国患者身上的虫卵形状、颜色与大小均相同。他认为是吸虫，但不确定是否为新品种，因而将样本送回英国，请求当时英国著名的寄生虫学者寇博（Thomas Spencer Cobbold）为其验明虫体。最后，寇博证明此虫体为新品种寄生虫，将其命名为肺吸虫。研究一经刊登，随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及后续的讨论观察。

由此例可知，医官身处于实验室与研究资源不足的地区，对于当地所搜集到的新发现往往无法进行处理与进一步分析，仅能以有限器材与人力进行观察与记录的工作，将疾病发现化为统计数据，再寄送需经详细化验及研究的样本、数据至本国研究者手中，通过本国实验室进行精确化验与确认来弥补所在地区实验室资源不足。由本国具有公信力的权威人士通过设备资源充足的实验室为其研究与发现进行验证，从而获取本国学界对其研究的注意力，进而提升他在本国医学研究领域的名望与地位。在此过程中，本国会将统计数据、病历与样本与其殖民地所发现的类似病症相对照，对其定义、研究、命名，进而加速本国对于异域疾病的知识性研究与防治的进程。

除了医官个人外，《海关医报》亦是海关医官对中国探索医学新知的对外桥梁。《海关医报》中的资讯通过期刊摘要的转化，传递至其他地区，使他地医师可掌握相关资讯。除了摘要外，期刊中的研究亦不时引用《海关医报》内容。中国的疾病借由一连串的位移与转译后，化为对本国热带医学研究者有用的情报与资讯，使其可调整卫生政策与治疗方式，以确保国民在异域的健康。然而这种管道却并非处于对等状态。在英国的医学期刊中，虽时常可见驻印医官、卫生官员对于《海关医报》的直接运用，但位于中国的医官将他国疫情运用于中国疾病研究上，则多以海外医学期刊作为资讯来源，而非直接运用殖民地的官方医疗报告。此外，中国医官对于治疗方式的掌握，除了本国医师提供外，有相当程度的资讯来自医学期刊。1882年，哲玛森从《伦敦医疗记录》（London Medical Record） 中拜读了美国医师汤玛斯（Gaillard Thomas）的良性乳腺肿瘤切除术研究。隔年，哲玛森即利用这一技术为上海地区的五名女性患者施行了无菌胸部肿瘤切除术。哲玛森在术后将此过程书写在《海关医报》及《英国医学期刊》中，证明新手术方式的有效性。因此，医学期刊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异域与本国医学界交流的平台，在传递资讯方面亦扮演了多方流通的角色，使资讯得以广泛地流转于医学界。

三、结语

以行动者网络理论深入探索这些看似独立的资讯网络与中介者，就会发现看似单纯的检疫讯息传播，背后却有这些中介者间的交互作用，使看似个别且独立的网络，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网络，进而影响了检疫卫生制度的决策、港际贸易的运行及西方医学的进展。

在即时性资讯传播的网络之中，晚清海关系统、医官及《海关医报》作为讯息传递的中介者，将讯息予以广泛传播，除了对海关检疫政策及其因应措施产生影响外，也对西方热带医学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其中，当海关官方所发布的疫情或制度影响到商业时，与检疫有利害关系的商人、外国驻清官员在得到资讯后，会向海关表达意见，海关官方则会适时调整规则或制度。相应的，当官方建设检疫站、清洁站需要赞助及维护费用时，他们也会通知商人，使商人提供海关建设上的经济援助。尽管海关医疗服务对象为华洋大众，但其主要任务是以健康、医疗作为外商在中国贸易的后盾，进而使洋商在中国的商业发展得以深入内地。

在非即时性知识传播网络中，报社多以摘要为主，部分内容会取自《海关医报》中的案例和描述作为实证，借以支持自身主张或论述，进而将相关的讯息尽量地大众化。跨国的讯息传播则以海关医官及《海关医报》为主，通过国外医学期刊作为中介者进行知识性的传播。海关医官方面，医官借由其在驻港执勤时对本国少见及未见疾病予以观察、研究，并将所观察到的资讯除通过《海关医报》流转外亦会将其形成论文刊登在本国的医学期刊上，使本国同业了解其在未知异域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非即时性资讯网络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疾病研究的进展，并使身处异域拓展在华事业的洋商得以获得本国医疗保护。海关医官以身处于异域的角度及观点，凭借着在本国所得到的技艺训练，将疫情通过《海关医报》与个人研究进行一连串中介、位移与转变。双方的网络互动立足于利益的交换、对于未知异域的好奇心理、热带医学研究的必要性，这一中介网络虽处于不稳定状态，然而在此过程中，中介者的能力、特性、利益或兴趣不断被重新界定、安排和赋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