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一凡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康熙朝经筵日讲始于康熙十年(1671)，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期间共完成四书、《尚书》《周易》全书与《诗经》部分篇章的进讲。其中，《尚书》进讲采用外廷日讲与内廷侍讲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讫于康熙十九年(1680)，随后，进呈讲义被汇纂为《日讲书经解义》，颁行海内。张英既是《尚书》进讲讲章的分撰官，又肩负《尚书》内廷侍讲的职责。在《日讲书经解义》成书后，张英亦将其精研《尚书》的治学心得著成《书经衷论》。藉由这两部同源经解，可以揭橥儒臣张英如何在编纂御览讲章与结撰个人著述的过程中，传达出不同的旨趣与深意。[1]

一、《尚书》的外廷日讲与内廷侍讲

清朝经筵日讲制度由顺治确立。顺治十二年(1655)，在儒臣的反复谏言下，顺治降谕曰：“日讲深有裨益，刻不宜缓，尔等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人，以原衔充日讲官，侍朕左右，以备咨询。”[2](P714)尽管如此，顺治仍将经筵日讲制度视作“明季陋习”，[2](P630)在位时仅进行六次经筵大典，日讲亦从未坚持，形同虚设。康熙与其父不同，他对经筵日讲格外重视，极力支持，不但在亲政不久便恢复经筵制度，并且命儒臣逐日进讲长达十余年之久。在长期的日讲过程中，进讲模式伴随君主的兴趣、机构的创设和经籍的意义而微调，在南书房设立后进行的《尚书》日讲尤为典型。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末，四书日讲结束，[3](P303)经筵日讲暂休。康熙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重开经筵大典。二十日辰时，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霭进讲“曰若稽古帝尧”与“克明俊德”两节，[3](P313)《尚书》外廷经筵日讲自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