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强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为有效治理食品安全犯罪，我国延续着从严打击、提前预防的刑事政策，食品安全领域的刑事立法一直延续着扩张处罚范围、加重刑事处罚的内在逻辑。但需指出的是，这种刑事立法思维若走得太远，势必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亦难收到实效。当前需对这种思维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思，食品安全领域的刑事立法应回归理性，其扩张应在遵循刑法理论的基础上恪守一定的限度。

一、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扩张

总体上看，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扩张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1979—1997年的刑法体系

我国1979年刑法未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对这一领域的犯罪，是由当时的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进行调控。其中主要涉及以下条款和罪名：（1）1982年《食品卫生法（试行）》第41条规定：“违反本法，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者致人残疾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根据不同情节，对直接责任人员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一百一十四条或者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1979年刑法第187条、第114条和164条分别规定的是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和制造、贩卖假药罪。食品安全案件以制造、贩卖假药罪等罪名定罪处罚，其依据是当时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原则。所以，该法虽然将危害食品安全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却没有确定独立的食品安全犯罪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