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诺然

（1.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一、概念隐喻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启发

概念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由Lakoff和Johnson在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他们认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概念是在以隐喻的方式建构”“人类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1]3。隐喻是深层的认知机制，能够帮助人们组织思想、形成判断、生成语言。汉语是意合的语言，与认知语言学有着先天的亲近性。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理据性与象似性为汉语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帮助他们去挖掘和解释汉语中复杂的、看似任意的语言现象。基于汉语的概念隐喻研究，也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揭开汉民族文化、思维模式与语言生成的紧密联系，通过跨语言的对比，发现民族间的认知共性，更好地搭建语言与文化交流的桥梁。

李福印曾尖锐指出，1990年代以来隐喻理论进入我国之后存在许多研究问题，“介绍国外他人观点的多，有自身新观点的少，照搬英语原文语料的多，使用汉语语料的少；总结他人观点的多，利用汉语语料进行实证的少。使用汉语语料去赞同莱氏理论的多，利用汉语语料提出异议的文章少”[2]137。为进一步总结和了解国内基于汉语的概念隐喻理论研究现状，发现该领域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本文将就1998年至今中国知网相关CSSCI文献进行分析，以期掌握概念隐喻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发展，窥见成就与不足，为研究者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概况

本文依托中国知网数据库，高级检索截至2021年4月27日主题词或题名包含“概念隐喻”及“汉语”的CSSCI文献，共获得97条检索结果，作为本研究样本。发文量（图1）及学科分布（图2）数据来自中国知网，时间线图谱及关键词频次图表（表1）通过CiteSpace引文可视化软件绘制。

图1 显示1998年至2021年4月CSSCI文献年发文量。如图所见，2006年以前，发文量较少，1999年、2000年、2002年没有发文，九年年均发文量仅为1篇。可见该阶段为概念隐喻理论引进阶段，国内学者尚在初探摸索，鲜有成果表现。2007年至2017年间，发文量大幅上涨。其中2008年达11篇，2014年达10篇，为最高两年。十一年年均发文量为7篇。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概念隐喻理论已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成果众多，处于繁荣期。2018年起，发文量整体走低。除2021年数据不完整外，其他三年均不足5篇。2019年发文量最低，仅有1篇，略显后劲不足。

图1 发文量

图2 显示文献学科归属情况。其中，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共77篇，占比69%；外国语言文字学科共29篇，占比26%，是产出相关研究论文的主要学科。同时，中国文学、文艺理论、伦理学、心理学、新闻与传媒学科各有论文1篇，合计占比5%。可见，概念隐喻在汉语中的研究呈现语言文字研究为主、多学科延展的态势。

图2 学科分布

运用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引文可视化软件CiteSpace（5. 7. R5版），本文对97篇文献样本进行了关键词分析，绘制出时间线图谱及关键词频次图表（表1）。时间线图谱显示关键词出现的时间节点。顶层横轴为时间轴（1998-2021）。右侧#0-9为关键词聚类标签，依次为概念“隐喻”“认知”“基于语料库的”“隐转喻”“意象图式”“听觉”“共性”“指示性时间”“above”“构式”。主页面横向坐标轴显示关键词节点，关键词分别对应顶层出现时间及右侧类别标签，因此可以观察该类别历时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通过观察分析可以得出，理论引进初期，汉语概念隐喻研究议题仅局限在隐喻表达式及日常语言的隐喻研究。2004年以后议题更加丰富，理论应用更加广泛，研究内容由宏观转向具体语言现象。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发展时间较长，比重较大。“隐 转喻”“意象图式”议题讨论较多。

表1 关键词频次表

表1 为关键词频次图表，截取频次为3及以上关键词。图表中Count为关键词出现次数，Centrality为中心性，Year为关键词最早出现年份，Keywords为关键词。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中心性越高，则说明与该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议题越多。通过对关键词频次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基于汉语的概念隐喻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汉语本体研究、语言对比研究及翻译策略研究，其中包含主题的穿插，如汉语隐喻研究中涉及语言对比等。主要涉及的理论概念包括：意象图式、具身认知及隐喻映射。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为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同时也可以得出，文化因素是影响语言中隐喻表达和理解的重要因素。共性分析是语言对比研究的重点。

三、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

（一）汉语本体研究

汉语本体研究主要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验证倾向，旨在运用汉语语料解释和印证概念隐喻理论，为理论提供汉语语料支持。二是工具倾向，将概念隐喻理论作为研究工具，以解释和分析汉语语言现象、寻找认知理据为主要目的。

比较典型的验证倾向研究，如李福印基于汉语语料对“思想”的隐喻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思想”是具体事物，“心”和“脑”是思维器官及“思想”的容器，结论支持了“体验性假说”[3]44。再如高航引介了意象图式理论，分析了汉语中基于重力体验的“重”和“轻”的概念范畴，结论验证了Talmy提出的力学图式理论[4]1。

工具倾向的研究较为丰富，研究范围广泛。有以具体概念隐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如覃修桂、黄兴运基于汉语诗词探究了“愁”的概念隐喻，认为认知主体的差异性和隐喻聚焦的意向性决定了隐喻始源域的选择具有“多元性”[5]24。何亮系统分析了汉语时空隐喻系统，归纳出三个根概念隐喻，即“时间是空间存在”“时间是空间移动”“时间是位移事件”，并总结出时空隐喻的十一种意象图式[6]63。有用隐喻理论对构式进行认知分析的，如高原、吴长安对“下”的空间关系构式进行了研究，区分了实体空间关系构式和隐喻空间关系构式，表明了“下”的六种隐喻义的构成[7]141。张克定探究了抽象空间方位关系构式的结构特征，认为这种构式中的具体实体和抽象实体构成了一种隐喻性的图形-背景关系，抽象实体与它物的空间关系是由认知主体以隐喻的方式来决定的[8]360。有考查语义构成和多义现象的，如黄月华、白解红探究了概念隐喻理论在多义研究中的应用，指出概念隐喻理论在系统映射方面存在缺陷，认为应从直接经验出发分析义项派生的动因，并充分考虑语言使用在义项派生过程中的作用[9]69。白解红、王莎莎研究了汉语网络流行语“萌”从日语到汉语的语义演变，认为日语词在汉语中的出现是语言互动和意义整合的结果，“萌”的语义演变是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的结果[10]139。另外，还有对语音隐喻的研究，如马利军、张积家研究了谐音歇后语的语音隐喻映射，发现熟悉度影响语音映射的通达效果，谐音线索的有无影响歇后语理解的速度和准确率[11]76。

由此可见，基于汉语语料的实证研究并不少见，且较理论引进阶段已有较大发展。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对概念隐喻理论的支持和补充，另一方面也从认知隐喻视角加深了对汉语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多数研究仍沿用英语研究套路，有对照填充汉语语料之嫌，没有形成符合汉语特点的系统研究模式。观点上以验证和支持理论为主，认知观和文化观上趋同，鲜有能体现汉语独特性的新发现。

（二）语言对比研究

语言的对比在汉语概念隐喻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研究数量较多，比重较大。可以说，对比研究是将概念隐喻理论引入汉语研究领域的开端，并一直延续至今。现有的对比研究，以汉英对比为主，兼有与其他语言的比较，包括维吾尔语、俄语、意大利语、法语、韩语等。

以汉英对比研究为例，总体可分为三类：相同目标域下的对比、相同源域下的对比以及运用隐喻理论进行的语义构成和表达研究。相同目标域下的对比分析，如林书武对汉英“愤怒”的概念隐喻进行了研究，得出汉英语中表达式和概念隐喻之间都存在派生-基础的关联，汉英语言中关于某一概念约定俗成表达式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概念隐喻，也会影响修辞性隐喻的表达，具有民族性特点[12]9。再如张建理、骆蓉对汉英时间隐喻进行了对比研究[13]68；刘晓宇、刘永兵对汉英“深/浅”空间隐喻进行了对比分析等[14]743。相同源域下的对比，如覃修桂从映射角度，对英汉视觉名词“眼”的概念隐喻进行了研究，得出英汉语言中14个隐喻投射，其中8个为英汉共享，3个为英语特有，3个为汉语特有。作者认为是由于人眼在功能、结构、活动方式及人类体验上的共性，因此英汉语言中的隐喻投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又因为不同民族对眼睛的认识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隐喻投射，体现出文化对隐喻的影响[15]37。再如张玮对英汉语言中“狗”的隐喻映射进行了对比分析等[16]11。语义构成和表达的相关研究，如黄洁运用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对英汉隐转喻名名复合词的语义构成进行了分析。她分析了隐转喻名名复合词中喻体的概念结构，将第一个名词涉及比喻用法的称为前喻式，后一个名词涉及比喻用法的称为后喻式，认为可以通过两名词间的相互比较，通过两名词概念的“可排列差异”实现特殊映射，得出名词所包含的组成性的和功能性的概念结构是其语义基础，概念隐喻和转喻及二者间的互动是创造和理解隐转喻名名复合词的认知机制[17]11。再如唐树华等对汉英温度域谓语句隐喻表达的研究，分析了构式模式对隐喻生成具有的理据性和限制性[18]25；黄曼、肖洒考查了英汉习语中的设喻连续体等[19]141。

与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还包括汉维两篇、汉俄两篇，汉法、汉意、汉韩各一篇，整体数量较少，且不及英汉对比全面深入，仍有较大研究空间。

（三）翻译策略研究

样本中涉及翻译主题的论文共六篇，全部为英汉翻译研究。张广林、薛亚红从宏观上探讨了隐喻的翻译策略，认为隐喻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认知活动，译者作为活动主体应当发挥主动性，把握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根据具体语境，适当运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实现文本信息的准确传达及文化的理解和传递[20]185。权循莲,田德蓓认为古诗意象与概念隐喻有认知相似性，意象也是一种概念隐喻，通过比较汉诗意象及其英译的源域和目标域，找到相应的翻译策略，即源域、目标域相同时，采用英语对应意象源域译出；源域相异、目标域相同，转换为英语意象译出；源域空缺、目的域相同，英语对应意象加汉语目标域或加注释译出[21]127。曹灵美、柳超健提出隐喻“三位一体”认知分析法，即“认知主体基于具身体验和关联想象，将本来以字面意义表示一种物体或思想的某个词语，通过语义类比方式，用其引申义来表示另一种物体或思想，使语义发生转移，实现源域到目标域在‘象似’基础上的映射”[22]94。运用这种方法，他们对《水浒传》中“草”的隐喻进行了认知对比并考查了四个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提出直译喻体、转换喻体、直译结合释义、转换结合释义四种翻译策略。

文化观上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中西方隐喻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来源于人类共通的经验，差异则来源于不同民族的思维和认知，反映出深层的文化内涵。翻译是跨文化的认知活动，译者是有主动性的活动主体，通过隐喻的翻译可以实现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整体上，翻译研究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研究内容逐步细化、理论应用逐渐丰富的趋势。但仅有英汉翻译研究，所得翻译策略有一定趋同性，缺乏其他语言的考察和对照。

（四）其他研究主题

除此之外，样本还有涉及二语习得和教学研究的文献三篇、手势语的隐喻研究文献两篇。周健、唐玲在讨论对外汉语教材练习设计时提出掌握目的语内的概念隐喻对学习第二语言十分重要，将目的语的概念隐喻系统等同于目标语的语感，认为二语学习者只有不停地接触和使用目的语，经过听、说、读、写的训练，内化语言知识，才能获得语感[23]67。张少云提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概念隐喻的“共核”现象，即不同语言中共同或相似的隐喻表达，二语习得过程中通过母语文化的正迁移，学生可以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词汇[24]95。徐知媛、王小潞通过问卷测试探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隐喻理解策略，发现中国学生主要采取“分析型”模式，即结合语境、分析字面义并结合自身英汉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来理解隐喻，母语文化在其中起迁移作用[25]98。三篇文章均提出文化的迁移对隐喻理解的作用，认为隐喻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习得第二语言。但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未能提出可以切实指导二语习得和教学的具体策略。

手势隐喻研究中，李恒等先后对中国手语十类情感隐喻及汉语使用者的时空隐喻手势进行了认知研究，发现手语和汉语共享容器隐喻及方位隐喻，中国手语和汉语认知模型相通，都受中国文化影响[26]54[27]38。与语言一样，手势也是人类认识和感知世界之后形成的产物，与认知和思维活动密切相关，手势隐喻的研究能进一步扩大概念隐喻理论的验证范围，提供视觉依据，同时还能通过与语言的对比，揭示经验与文化的影响，因此具有研究价值[28]。由于手势语的特殊性，目前研究手势隐喻的学者较少，除手语研究外，鲜有其他手势语研究出现，仍有待进一步发展。

（五）研究方法

早期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省法和理论分析法。当前则呈现出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研究态势，其中又以语料库法使用频率最高。束定芳认为语料库法顺应了认知语言学对自然语篇和语言结构真实用法的研究需求，能够体现出研究对象的出现频率、分布及语素间的共现类型，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观察语言实体的变化范围[28]。因此，语料库法适合进行的语言认知研究。此外，语料库的恰当选择也极为重要，应尽量选择规范的、典型的、具有权威性的语料来源，以便获取通用的、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如覃修桂对“眼”的概念隐喻研究[15]37，选取的英文语料来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英英·英汉美国成语大辞典（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等，选取的汉语语料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等。特殊语料也应选择在相关领域中专业性强、行业规范性高的语料来源。如陈敏、谭业升关于英汉“并购”隐喻的研究[29]16，选取的英文语料来自金融时报网及纽约时报网，选取的汉语语料来自人民网及中国经济网，都具有较高的行业权威，所得结论更具说服力。

除此之外，心理学的参与也使实验研究法越来越多的应用到概念隐喻研究中。如王锃、鲁忠义采用迫选法、无关任务法、记忆任务法进行了三种实验研究，从不同维度考察了道德概念的垂直空间隐喻[30]538。实验研究法可以帮助隐喻研究者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通过观察、实验、统计、测量等方式对命题进行科学探索，得出更客观、可靠的结论。同时，实验研究具有可重复性，便于研究者对研究进行观察和反思，对实验成果进行检验。实验研究法提高了语言认知研究的科学性，但在研究中也容易忽略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因此，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语言实验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可将实验研究法与其他方法搭配使用，互为补充，共同佐证。

四、反思与展望

总的来说，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基于汉语的概念隐喻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议题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也不断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首先，虽然使用汉语语料进行的实证研究增多，但仍沿用英语研究套路，英汉对比研究也占据较大比重，与其他语言的对比较少，难以避免语言研究领域的英语中心主义。英语中心主义，即将语言学的共性特征等同于英语的特征，在理论建设中排除文化和历史的作用[31]41。这将导致西方研究理论及研究框架被直接套用到汉语研究中，忽略了汉语的特征及社会与文化的影响，造成削足适履，限制并阻碍了汉语研究的发展。因此，研究者应建立起基于汉语的学术视角，在汉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用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去解决汉语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进一步扩展语言对比视野，加强与其他语言的互动，汲取不同观点、获得更多语言依据。

第二，现有研究中理论研究比重较大，应用研究相对薄弱。认知隐喻研究对第二语言教学等应用领域有重要意义。通过语言对比研究，可以挖掘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隐喻表达的共性和差异，寻找认知理据，为二语学习和教学提供理论参考。另外，通过理论研究，也可以加强研究者和二语教师对隐喻能力的认识，扩展教学思路、改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隐喻能力的培养。

第三，近年来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如心理学领域的具身认知观被引入隐喻研究，成为热议话题。具身认知认为人的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强烈的联系，它强调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以及认知主体的感知、运动能力与环境的交互作用[32]41。具身认知观下的隐喻研究，不仅强调人的感知和经验，还将环境及文化等因素涵盖其中，是对传统认知观的延续和补充。心理学、文艺伦理、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融入为汉语概念隐喻研究开辟了更多元的研究视野，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