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建辉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调动工作，不论是去条件优越的城市还是去偏远的山区，只要一接到上级命令，他二话不说即刻就去赴任。

1966年，我们家从北京迁来西安，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到原总后西安办事处所属的一个部队担任政委。这一年的3月，“社教”运动开始后，西安办事处随即抽调了120名排以上干部组成“社教”工作团，由副政委阎子庆和我父亲带队前往位于秦岭深处的宝鸡凤县，协助当地政府开展“社教”。当时我5岁，上面还有3个哥哥1个姐姐，虽然家里还有许多生活上的事需要刚上任不久的父亲来料理，但父亲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要随队去宝鸡凤县了，家就交给你了。”一到凤县，按照事先的分组，大家都下到了公社、大队与当地群众一起开展“社教”工作。父亲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除了参加“社教”工作，还为当地的群众、学生作了多场革命传统报告，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宝鸡地委根据“军地结合”的工作需要，任命父亲担任了凤县县委副书记（挂职）。

1977年8月，全军后勤系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合。根据总部的命令，兰州军区组建了4个后勤分部，父亲被任命为第27分部政委。当时的第27分部是由原总后宝鸡基地兵站和安康基地兵站合并后组建而成的，而新组建的分部地址就位于宝鸡兵站所在的秦岭山中，于是父亲再一次投入了秦岭的怀抱。

当时，我们家还在西安，但父亲一接到命令就和母亲商量，要把家搬到宝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