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明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一、20世纪初中日美术交流

甲午战争后，中国全面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中日美术交流，相似的文化背景及便利的交通使中日的交流日益频繁。甲午后，日本政府信心膨胀，意图做东亚的“领头羊”，外交政策上主张“脱亚入欧”；中国方面，孙中山、袁世凯等政治人物也在利用日本政府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但如陈振濂先生所说：“民间的文化交流具有某种‘友好’‘真诚’的品格。”[1]据水中天著《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周湘、陈衡恪兄弟东渡日本；后苏曼殊、高剑父、李叔同等中国美术史重要人物留日。仅是单方面人才输出不能定为交流，日本籍人才的参与构成了中日美术交流的闭环：19世纪晚期，安田老山到上海拜胡公寿为师，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技师用西式技术印刷古代名画并出版中日合作的铅笔画画帖，两江师范学堂聘请日本画家担任图画课程教师。随着交流的深入，双方交流方式呈现多样化。

《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2]中，日籍学者撰写著作占外籍学者半数；1913年罗振玉将所藏甲骨文汇编成书，在日出版；1926年，在中日学者双方的努力下组建了绘画社团“解衣社”及“中日艺术同志会”。

二、郑昶及20世纪初中日美术交流

因1905年科举被废及清政府对教育的重视，郑昶自幼接受西方的先进知识；同时，家乡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使郑昶备受中国传统画学的熏陶。新知识和传统文化的交织，令郑昶在近代多文化互相交驳的环境之中守故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