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茹

(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关于“缺失”的话题渊源悠久，“缺失”概念的图式流变曲折漫长。“缺失”一词最初接近古希腊文表述为ЁλλΕΙΠω,源于动词ЁνδΕια；希腊文steresis，源于steresthai，主要指欠缺或被剥夺(to lack or to be deprived of )，steresis 意指由本性带来的缺失，是对完满的缺乏。“缺失”一词英文为“privation”，来自拉丁语privationem，意指剥夺，使失去(a taking away)，源于拉丁语privare,使个人化，使分开，使剥离，词源同private，引申为贫困，丧失，匮乏，艰难等，是对完满的缺乏。关于“缺失”的神话故事来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相关文献。尤其是色诺芬的《会饮》篇中，关于爱神“爱诺斯”的缺失神话。[1](P158)

哲学词典里“缺失”的本义是，“一般而言，当其物欠缺一种依照其本性它应该具有的属性时，它就处于缺失状态。”[2](P814)也即事物之本有属性的“缺失”，在此,可以明确“缺失”本身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性(entity)概念，而是实体的一个表征、一种状态。本文从“缺失”概念的本体论(ontology)哲学话语中，梳理亚里士多德关于“缺失”概念的本原构成、流变图式，以便于对“缺失”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

关于“缺失”话题，在哲学领域，最早由赫拉克利特提及，他说人不能什么都满足，人总得缺少点啥才行，这样有好处。他将它(火)称为“饱满和不足” (DK22B65)， “饱满”和“不足”是一对对立词，就是说万物的产生都是在“饱满”与“不足”对立面的冲突中进行，是构成事物运动变化不可或缺的两要素[3](P360)。在此，“不足”已经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dynamis)因素出现在理性面前。“缺失”真正作为哲学概念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亚氏在其本体论背景下，对“缺失”概念首次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一、亚里士多德“缺失”概念的提出及本原性构成分析

亚里士多德的“缺失”概念是在承接希腊本体论语境下，为破解存在(being)与生成变化(becoming to be)的哲学难题而萌发的，在“本原(primary being)应为对立”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本原”的对立意味着“本原”的构成要素不可能是一个，即“本原既不是一个，因为一个不能对立，也不是为数无限，若是无限的存在就会是不可知的”。而且，“既然本原为数应是有限的，就有理由假定不止两个”。因为，对立的双方本身不能彼此相互产生，必须有作为“第三者”的实体(entity)做对立的基础。因此，作为本原的构成元素(element)有且只有三个。[4](P15-18)

那么，“本原”是如何产生普遍性的事物以及引发事物的变化(change)呢？“在各种情况的变化里都必定有一个东西在作变化的‘基础’ (subject matter)，即变化者，而基础虽然就数而言是一个，但就形式而言则是两个。”[4](P22)因为，“变化是某一主词(‘基础和主词’在希腊文是一个词)的变化，因为只有实体不是用来说明别的什么主词的宾词，倒是别的一切都是说明实体的宾词”,也就是说，“任何变化者(变化者或指基础+缺失[变化前]，或指基础+形式[变化后]。在全部产生里，包括‘变成’和绝对产生，都必定有基础+缺失)都是合成的。包括(1)新产生的东西和(2)发生变化的东西。后者有两种含义——或为基础，或为相反者。所谓相反者，我指的例如‘没有教养的’，所谓基础，我是指的例如‘人’ ，同样我也把缺乏一定的形状、形式或排列的状态叫做相反者，把铜、石头或金子叫做基础”。[4](P23)

显然，这里的“相反者”就是“缺失”本身，那个缺失者。这样,在事物的生成变化中，就是有三个“本原”构成要素，即作为主词(subject matter)的基础(也称质料meterial)就数目而言是一个，就形式而言则是两个，即质料和相反者——缺失和对立，以及作为宾词的形式，如排列、教养或任何另外的这类可作宾词者，也是一个，因此，确切地说“本原”必须是三个。为此，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对质料(material,matter)-缺失(对立或相反)-形式(form)，或者说事物变化的公式予以明晰。正如亚氏进一步分析事物的三本原说：用类比的方法可以认识到自然的基础，因为基础对实体，也就是说对“这个”或“是”的关系，就像铜对铜像、木料对床，或者质料和取代形式以前的未定形式对以获得形式的事物的关系一样。那么这个东西(基础)算作一个本原了，定义(形式)也是一个本原，还有定义的对立面，即缺失，也是一个本原。“每一变化都是可以XA-XA'(其中X是实体)表示。A＇(或XA＇)由X产生，被说成是绝对的产生，而A＇由A产生，被说成是因偶然属性的产生，就是说由X所具有的A所产生的。绝对产生(因实体的产生)和因偶性的产生两者对立。若A＇是性质，A就是对立的(或中间的)；若A＇也是实体(和X一样)，A就被叫做A＇的缺失(στερηστs)。”[4](P23-24)

所以说，从事物产生的三“本原”要素论来讲，“缺失”也是其中的本原要素之一，也是事物生成变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尽管“缺失”呈现出“不持存”的偶性特征。三“本原”要素相互转化、共生一体，共同解释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及事物产生的多样性新维度，突破了之前存在论的困境——“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非存在(nonbeing)”，从而第一次在哲学上得出“非存在的存在”的基本结论，第一次提出“缺失”作为“非存在”的本原性哲学命题。在此，尽管“缺失”并不与实体本质上一样具有“同质性”的实体性本原，但是，它同样揭示了变化的实体在本体论上的性质，而且是实体生成变化的原动力(dynamis)。所以说，“缺失”尽管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概念，但是客观上又具有本原性存在论地位。只不过相对居于第一位的“实体”-“形式”-“实现者”的“强存在”，“缺失”事实上归属于从属性的、隐性的、边缘性“弱存在”，但是，仍然是一种不可漠视的、需要人类不断克服的本体性存在。

亚氏还进一步分析比较了“质料”与“缺失”的差异性关联。首先，“质料”与“缺失”尽管都是事物产生的本原要素，但是彼此又完全不同。亚氏主张，这两者中质料只有因偶性才是不存在，而缺失本性就是不存在；质料和实体相近，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自己也是实体，而缺失则完全不是这样。因此说，在这里“缺失”不可或缺，但是“缺失”是非实体性存在，“质料”的“缺失”就是“形式”，反之亦然。“缺失”充满偶性，“缺失”就是在“质料”与“形式”合成一体之前，介于二者之间的那个“居间性” (intermediate)“未定”的流变状态。“缺失”通常意义上是随着事物的生成而消除。

而且，就“形式-质料-缺失”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明确指向性的：“形式”是事物生成流变中作为“目的因”的归宿所指(end)，也就是那些“神圣的，好的，合意的”存在，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好的对立面”，即“缺失”；“另一个是它在本性上要求好的形式的东西”，即“质料”，“质料”因“形式”的“缺失”而要求“形式”，可以说，“质料的本性就是形式的缺失”[4](P28)。“缺失”是“质料”与“形式”合成的必然性“偶性” (accidential)因子，在“质料”向自身的“形式”实现过程中，因“缺失”而产生彼此分离及变化的动力因，最终，“质料”从“潜在者” (potentiality)转变为“现实者”(actuality)，“缺失”被超越和消除。

同样，从生灭变化角度看，“质料”与“缺失”也是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在一个具体事物的生成过程中，作为基础的“质料”，其“作为含有缺失者本性是可灭亡的，因为它包含有可灭亡的东西——缺失”，所以说，“质料”能生能灭；同时，作为可获得形式的潜能者，它的本性是不可灭的，它必然是不生不灭的， 相反，“缺失”本身则是不断地呈现偶性存在，生灭流变是其本性。

关于“缺失”的具体含义，在《范畴篇》《物理学》以及《形而上学》都有大致相同的论述，最完善的是《形而上学》中对“缺失”概念的含义概括。第一，如果某物本性(nature)自然应有的某种属性，它却没有(生来就没有；或以后失去)，就是“缺失”。这是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缺失”的经典含义。第二，事物或是由它自身或是由它的种，本来应有某种属性，现在没有，就是“缺失”。第三，它本来会有这种属性，可是在它本来会有这种属性的时候，它却没有，这是“缺失”。第四，被强力夺取的任何事物都被称为“缺失”(阙失)(1022b22-32)。在这几种意义之外，亚里士多德又专门指出:实际上，有多少个否定的词头开始的词，便有多少个缺失。所以，“缺失”可以指根本没有或部分、不同程度地没有。在这个极端之间有许多中间状态。[5](P114)

二、“缺失”的流变图式——从潜在者到现实者

当亚里士多德从对现实结构的静态讨论进展到一种动态讨论时，他引入了潜能与现实的区分，与质料与形式的区分相联系，并且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者。亚里士多德把潜能与现实的关系划分成两类：一类比作运动与能力间的关系，它符合潜能与现实这两词的字根意义，指诸如建筑的能力与该能力的实施这样的关系。另一类比作已生成的本体与质料的关系。它与亚里士多德对本体的讨论相联系，可以进一步划分成两类：在第一类中，质料(潜能)发展到某种形式(现实)，产生一个事物。潜能和现实因此属于不同的阶段。在第二类中，形式(现实)与近似质料(潜能)在一种意义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在多种意义上先于潜能。在他的神学中，永恒的神是纯现实的，不涉及任何潜能。“对所有这些潜能，现实都既在定义上又在本体性上在先，在另一种意义上则不。”[5](P191)如果说从静态的“缺失”本原构成图式分析看，事物呈现了“无中生有”的变化模式，“缺失”呈现的就是作为相反者的“非存在”，那么从存在意义上，“潜在者”到“现实者”的动态生成(generation)的流变图式看，事物呈现的则是“从是到是”的“有中生有”的运动模式。具体体现为：

(一)“缺失”作为潜在者的不完备性呈现——作为现实者的尚未展开，“缺失”就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种不完备的(incomplete)(1047b1-2)、可能性存在。可以说，“潜在者”与“尚未完成的现实者”，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述，因为“运动(movement)乃是能运动事物作为能运动者的潜能之实现”，也就是说，“运动是潜能事物的实现，只是当它不是作为其自身，而是作为一个能运动者活动着而且实现的时候”。[4](P68)同样，变化必须是从变化者的原状态变向相反的状态，尽管变化中的物质呈现两种状态：即“物之为‘存在’原有二义，变化即潜在之‘存在’物成为实现之‘存在’物”。“所以一事物不仅可以偶然地由‘非存在’而成为‘存在’，也可说一切事物之出现无不出于所固在，只是它先未实现，仅为潜在而已。”[5](P249)确切地说，“变化”是“潜在者”在存在维度上的展开，“变化”的目的恰恰是对“潜在者”包含着的存在的“程度最大化”——它使这个存在落实为“现实者”。而“变化”自身恰恰是对这个存在的不断彰显，“变化”并不是以对“潜在者”中的“缺失”的消除为目的，而是以对“潜在者”中的“本性”和“存在”方面的发展和实现为目的，同时，“现实者”作为对本性的完全实现，必然伴随着对“本性之缺失”的消除这一事实。但“缺失”并不是变化之本质，“变化”本质是对“潜在者”中包含着的“本性”和“存在”的发展和推进。[6](P191)

(二)“缺失”在作为“潜在者”向“现实者”的转化中，呈现的唯一特征就是“动变”(motion)，但不是“动变”本身。在潜能与完全实现之间，别有一级事物，亚氏称潜能的这种实现过程为动变。就是正在现实化，实现过程中，比如正在学习……等，动变结束时也就是完全实现时，“潜在者”成为“现实者”。“所谓动变，就是潜在事物(比如砖石)非以其原身份(砖石不作为砖石)而以其可动变身份(砖石作为可建筑材料)转成为完全实现(房屋)。”[5](P238)事物与潜在事物并不相同，动变是事物作为潜在事物而进入完全实现，动变结束于事物的完全实现。动变被看作是“未定”，就是实际流变过程中，诸多因素引发的不确定性。“是因为这不能归入事物之潜在或其实现；因为可能成为某一量与实现为某一量都不是必然会动变的，动变可拟想为实现，但未完成；动变虽出于潜能之进行实现，却也不完全。所以这很难捉摸动变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把它归之于‘缺失’，或‘潜能’，或‘实现’，可是明显地，均不适宜。所以剩下的唯一安排就得依照我们的意见，归入我们所叙述的实现活动——这是一级难于察见而可得存在的实现过程。”[5](P238)所以说，“缺失”在“动变”中呈现的就是一种实现(actualization)，一个“尚未完成的”实现或者正在进行的过程(process)。

(三)“缺失”的能指就是“潜在者”本身，“缺失”的所指就是处于缺场性的现实者。可以说，“动变”的结果就是“缺失”的能指与所指在现实中的统一，也是“缺失”的消除。潜在者的“缺失”正是现实者，也就是说，作为“潜在者”，它的“动变”方向就是他目前的缺失者——现实者。在此也暗含着事物运动的内在目的性规律，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是任意的、更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其内在的本质(essential)决定的，其特有的“形式”决定其“缺失”的内容，其“缺失”本身就是其生成的动力和方向，这反映了亚氏典型的本质(基础)主义理论旨趣。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现实者”的“缺失”是“潜在者”。因为，万物在生成的发展轨迹中，本身就蕴含着消失毁灭的衰退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作为质料与形式的合体——一个具体的实体，一旦实现了其自身，就必然要毫无疑问地趋向它的“缺失”所指的下一步：从有到无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作为现实者不断退却，流变衰退。“由否到是这种矛盾的变化是产生，绝对的这种变化是绝对的产生，特定的这种变化是特定的产生，例如，由非白的东西到白的东西的变化就是白的东西的产生，由绝对的不存在到存在则是绝对的产生，所谓绝对的产生我们是说一事物的诞生，而不是说它变为这种或那种特定的事物。由是到否的变化是灭亡，由存在到绝对不存在的变化是绝对的灭亡，变到对立之否定一方的变化是特定的灭亡，这种区别正如产生的情况是一样的。”[4](P132)这是亚氏对毁灭的少有的正面阐明。总体上说亚氏是一个生成论者。

另外，亚里士多德对于运动与变化也做了区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K)十一专门对运动和变化做了区分：每一运动是一个变化，每一变化不一定是运动。本体之变如生成与灭坏只是变化，其他范畴之变如变位变才是运动。不过亚氏于全书中不常作此分别，往往以κïνηστ一字包括运动与变化，通说本体与其他范畴。作为潜在者的“否(缺失)”的动变不一定就是运动(movement)。(由于缺失的非实体性，它的存在状态就是‘无处之处’)亚里士多德对此专门有论述：“否”这个词有多义，又，如果“否”——不论它是指的谬误(无论用的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表述法)，还是指的与现实的绝对存在对立的潜能的存在的“否”——都不能有运动(当然“非白的”或“非善的”还可以有因偶性的运动，例如非白的东西可能是人，但是绝对的“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有运动了)，那么“否”不能运动。既然这样，产生就不能是运动，因为“否”有产生(因为尽管“‘否’只能有因偶性的产生”这说法非常正确，但“‘否’是绝对产生事物的固有属性”这个说法也一样地正确)。同样，“否”也不能静止。要说“否”能运动就有这些困难。其次，一切运动事物都占有空间，而“否”不占有空间，否则它就能“在某处”了。灭亡也不能是运动，因为与运动对立的是另一运动或静止，而与灭亡对立的是产生。

既然凡运动都是变化，又变化只有上述三种，而其中产生与灭亡两种不是运动(它们是矛盾的事物)，那么，必然只有由是到是的变化才是运动。两个“是”或为对立或为间介(缺失也能被作为对立之一方，并且也能以肯定判断表达——“裸体的”、“裸齿”和“黑的”(代替“无衣的”、“无齿的”和“无白的”的表达法)。[5](P238)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充分阐述了“缺失”与变化和运动的区别性关联，可以说，没有“缺失”就没有事物产生与灭亡的生成流变过程，“缺失”的确是流变的原动力，同时，“缺失”尽管不能运动，但也随时伴随着运动，体现了“缺失”作为事物变化的本原要素的非实体性独特存在方式。

三、亚里士多德“缺失”概念的主要特征

从以上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缺失概念的分析中，得出如下主要特征：

(一)“缺失”作为事物“非存在”的否定性(negation)存在，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原动力(dynamis)，而不是一种事物消极的存在因子。“一物是从缺失变来的，缺失自身的本性是非存在(nonbeing)——它不会作为变化结果的一种成分而保留。”[4](P28)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分析，“缺失”总是某事物对某物什么的“缺失”，“缺失”是非实在的、缺场性存在，表现为无。亚里士多德认为，处于事物变化开端的“缺失”，乃是变化在终了时，会提供并且基质能接受的特征的补缺性形式。在这里，“形式”正是“缺失”流变的最终目的和方向。比如，假定一个人从无教养(缺失性)变成有教养(补缺)，“人”是基质，“无教养”是缺失，而“教养”则是基质虚缺的填补物“有”的形式，在这里“缺失”就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动力。而变化的结果就是消除缺失，生成有的形式，就是某物从“缺失……”者的无到“拥有……”者的形式变化路径。这样“缺失”与“形式”分别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因和目的因(the final end)。

(二)实际上“缺失”不是事物的终极状态，也往往不是原始的初始状态，“缺失”恰恰是一个中间状态，“居间性”过渡概念。并且只能是与人关联的某种“缺失”，是一个典型的主体性的关系构造概念。因为对于任何基质作为自在存在是自足的，不存在“缺失”的问题。比如一个未画完的圆形，对于不完整的圆形并不存在缺失问题，它就是它本身，而所谓不完整的圆形的“缺失”，只是人在以形而上学意义上形成以抽象完满的圆的观念形式作为整体参照系，从而使得未完成圆形在主体性构造中呈现为“缺失”，“形式”作为形而上学意义上人的思维抽象构造产物，构成基质“缺失”填补的目的因。这样“缺失”在基质与形式之间，或者说在“潜在者”向“现实者”实现过程中被呈现出来。

(三)“缺失”的非存在特质，决定了“缺失”本身必须相对对立的另一方“拥有”的存在而存在，是一种对立性的关系存在。它不能自存，必须依附某事物实体运动变化，是介于有与无对立之间的中间性过渡状态，必须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整体性参照体及其对应者。亚氏在《形而上学》范畴篇论述“对立”(opposite)中又进一步说明“缺失”问题，他指出其中第三种就是“缺失者与实有者”的相互对立。亚氏明确作为对立的“相反者”不可能同时都为真，因为，其中作为对立(存在的对立)的相反者(contraries)必是一个“缺失者”，而且，“这个缺失是一个事物的特定存在的‘缺失’，也是其‘种属’(genus)部分的一个‘否定’”(a privation of a thing’s very being is a denial also of its genus)。 “处于占有的状态之中是与处于缺乏的状态之中对立着的，正象‘实有者’与‘缺乏者’本身是对立者一样。”[7](P43)“缺乏者”和“实有者”都是就同一个主体而言的。例如，视力和盲都是对于眼睛而言的。一般说来，这种类型的每一对对立者的双方，都是用来述说那本性上本来应该具有该对对立者中的“实有者”一方的东西的。我们说那个能够有某种能力或“所有”的东西被剥夺或丧失这种能力或这种“所有”，如果该种能力或该种“所有”在它本来应该存在于它的主体之中的时候一点也不存在于该主体之中的话。“实有者”与“缺乏者”的对立从属于主体性本性的内在规律。不同于相反者的对立，既有居间性又有非居间性特点，从属于主体的本质属性的呈现规律。

这种对立实质上是指以本体为基础，对立双方的变化关系，它也表现为确定的逻辑依附性共生关系，作为缺失者总是在相对某一个具体的“实有者”而言，反之亦然，但彼此的存在方式地位是不一样的，彼此有强弱、显隐、主次的不同，在亚氏本体论语系中，显然“实有者”者才是根本所在。相对实体性的处于“真理”位置的第一存在的“形式”，“缺失”就是一种隐性的“弱存在”。

四、亚里士多德“缺失”概念的哲学意义

(一)“缺失”概念的提出，对于本体论意义上的事物生成变化理论有突破性发展。破解了事物的存在与生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克服了“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的难题，哲学上达到了“缺失”作为“不存在的存在”的认识高度。

关于“存在论”的最经典命题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就是存在”，存在就是那个唯一不动的永恒真理，这样就把存在之外的一切问题，尤其是“不存在的存在问题”排除在哲学大门之外。因为他忽略了另一个因素——缺失，而且由于人们太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缺失的否定性上，往往被人认为是完全不存在的。”而事实上，“由不存在产生”，某种意义上(偶性)也是成立的。尽管，“我们和他们一样，也主张没有任何事物能在绝对的意义下，由不存在产生。但我们还是主张在某种意义下，事物可以由不存在产生。”因为“缺失”本身就是作为事物存在、产生的本原之一，而“缺失本性就是不存在”[4](P26-28)。所以说，亚里士多德不仅原创性的提出“缺失”这个本原性概念，而且严格区分了“质料”与“缺失”的异同问题，从而克服了“不存在就是不存在”的难题，第一次从哲学上达到了“缺失”作为“不存在的存在”的认识高度。

(二)“缺失”概念的提出,潜在地彰显了亚里士多德实体论哲学体系构造的独特生命张力。“缺失”概念尽管在亚氏的实体哲学中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主词，却是一个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贯穿始终、不可或缺的环节。“缺失”概念破解了以往人们对传统形而上学割裂的二分思维定势“偏见”，贯通了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二分世界的隔离，使其质料与形式、潜在者与现实者在“缺失”流变(flux)中，形成不可分离的、动态的整体性特质，极其潜在性地彰显了其开放的现当代哲学视野，从而明确了事物生成“在一种意义上是‘无中生有’(即从缺失到形式)，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从有到有’(即从潜在者到现实者)”的内在规律。可以说，“缺失”正是亚氏哲学最有特色的原创性概念之一。

(三)“缺失”概念的提出，对于其后不同的哲学语境中“缺失”话题的延展，尤其是随着人类步入现代性社会以来，对于哲学担当起人类生存危机的反思使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种子”式的奠基性理论支撑。紧随其后的以“至善”的“上帝”为中心的宗教伦理话语中，由普罗提诺(Plotinus)提出的“恶是善的缺失”(evil is a privation of good)这一思想，就是在直接继承亚里士多德本体论意义上、在关于“本原”三要素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代以来，对于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生存论语境中，“缺失”性存在话语的生成，同样具有理论渊源的意义。其关于“缺失”流变的思想渊源均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缺失”思想。比如，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趋向实存”与“得以实存”的生成变化观点，就是吸收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相关理论。还有海德格尔(Heidegger)从作为人的“此在” (Dasein)的时间维度中，对“此在”从生到死的“尚未”(not yet)的欠缺性存在的揭示，都能够彰显亚里士多德“缺失”概念的理论滋养。

当然，亚里士多德缺失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在所难免的。集中体现在形而上学的先验性(prior)、独断性“目的论”假设，导致亚氏在本体论话语中对缺失的分析，都是在封闭的形式(概念)下推演展开的，呈现典型的必然性线性思维特点，这样，在形而上学本体性封闭概念(形式)的参照体系下，“缺失”的所指就是必然的、明确的、唯一的。亚氏的缺失论，无论是从本原性结构分析，还是从事物存在变化的规律看，很显然其叙事方式是遵循关于事物生成的单向性解释路径展开，即“从潜在者到现实者”，具有鲜明的应然指向——作为由“缺失”而生的变化终结点、归宿地就是那个确定无疑的唯一的形式—实体—现实者。

而关于事物的另一面：事物消亡、毁灭(destruction)的变化，也就是从现实者到潜在者，或者是从形式到质料(存在到非存在)，到彻底地缺失、消亡，亚里士多德则没有展开进一步论证。而事实上，事物“从现实者到潜在者”的变化衰退轨道，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事实依据。比如病，一方面，病会随着救治消除，病人恢复健康，同样，也有病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不治之症，最终人和病一起消亡，这一相对的事物实然性流变状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事实上是被忽略掉了。而这一不足正是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后结构主义、激进批判思潮等领域得以充分彰显，“缺失”呈现为在“流变”(flux)中的不定性“消解”趋势，其不确定性动变中的“缺失”的所指显现出多样性的、不确定的方向里路。一切皆有可能！

本文主要观点曾以论文概要形式，参加青岛举办的2017年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也是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分会参会论文。本文是在专家的指点下进一步完善而成。作者本人有幸以此为题参与发言讨论，引发与会者的积极讨论。本文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和精准指点，在此对参加分会讨论的山东大学谢文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教授(聂教授作为分会主持人，对此文做了高屋建瓴的点评和中肯指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詹文杰研究员、青岛大学郭金鸿教授以及中山大学黄俊松老师一一表示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