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文（常州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显而易见，“文明”是这段话的关键字眼。一般认为， 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以及精神境界的追求，其特点是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所体现出来的状态。文化作为文明的具体表征，不仅是人类全部精神活动的反映，同时也是建设和谐世界、提高国家形象的参照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伟力。一个区域的民间文化，无一不是体现着这个地区人们对于历史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向往，积淀着该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苏南作为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可谓文化兴盛、文脉厚重，民间艺术繁花似锦。苏州刺绣、惠山泥人、宜兴紫砂、常州梳篦、留青竹刻等民间手工艺都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们在历史上一度作为外销艺术品或者国礼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给域外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一带一路”宏伟战略背景下，我们需延续古丝绸之路千年文化精神，推进苏南民间工艺的海外传播，从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一带一路”：问题的提出及理论溯源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简称“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5月14日至15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北京举行，这是一场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不难看出，“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其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还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文化符号，建立并发展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推动各国共享全球化发展的成果。

细观“一带一路”的组成，有一个共同词汇是“丝绸之路”。那么，何谓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而言，其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连接中西方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最早于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他在所著《中国亲程旅行记》第一卷中说：“自公元114年至127年间，连接中国、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之路”称为“丝绸之路”。[2]这一说法在学界广受认同，并正式运用。海上丝绸之路是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对于海上交通路线的明确记载。而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他在1913年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首次提及该名称。分而述之，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一路西行，经河西走廊，入新疆境内，进而到中亚、西亚，再到欧洲、非洲。海上丝路开创于先秦，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其线路主要有两条：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以南海航线为中心。南海航线前往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东海航线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它们之间互有侧重。唐中期以前，国家强盛、技术先进，域外国家基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与我国来往紧密，因此陆上丝路畅通繁荣。此一时期，中国的手工艺品相当发达，诸如丝绸、玉器、漆器、铁器、铜镜等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外。宋元时期，瓷器成为出口的畅销商品，其易碎的物理属性不利于陆路运输。代之而起的海上丝路成为中外交通贸易与文化交往的主要通道，因此海上丝路又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也就是说，隋唐以前，海上丝路仅仅作为陆上丝路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隋唐以后，随着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明显提高，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不断增强，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崛起。明末清初，当时的政府采取了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西方海外贸易严重受阻。相反，却刺激了东南沿海一带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盛行，以至于中外民间艺术品交易如火如荼，而海上丝路则进入了衰落期。

基于以上阐述，我们得知，丝绸与陶瓷作为中国民间工艺，自古代始走出国门，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贸易产品，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多种文明交流互通的历史见证。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立意高远，构思恢弘，运作睿智，其中贯彻着一系列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理念，使丝绸之路得以重生。

二、“材美工巧”：苏南民间工艺概述

苏南，顾名思义，即江苏省南部。①本文所指苏南地域范围是一种狭义的说法，包括苏、锡、常三市及所属的县及区。苏南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带，东临上海，西接安徽，南连浙江，北依江靠海。提起苏南，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事实上，除了经济之外，文化上的繁荣亦是有目共睹，民间工艺即是其一。民间工艺是指民间艺人依托民间手工艺技能，创造出融实用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工艺美术作品。它们在满足普通大众生活需要的同时，还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载体。一般而言，民间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极富地方和民族特色。不仅反映出民间艺人对于造型和技艺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展现出他们精湛的技巧和惊人的创造力，彰显中国古代文化智慧。对于苏南民间工艺来说，其主要特点是发轫于苏南，苏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俗风情是其发展的有利条件。故而，苏南地区的民间工艺种类繁多，比如苏州刺绣、惠山泥人、宜兴紫砂、常州梳篦、留青竹刻等，下面着重分述之。

（一）苏州刺绣。苏州刺绣简称苏绣，与粤绣、蜀绣、湘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苏绣发源于苏州吴县，而今以镇湖刺绣为代表。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的吴国，富贵人家就穿刺绣装饰的服装。苏绣的发展与自然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江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养蚕缫丝业不断发展，丝织行业日益兴盛。因此，苏绣由日用品衍化为艺术品，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元、明、清时期，文人画的出现推动了苏绣的创新与发展。尤其是吴门画派、华亭画派等画家，他们的绘画作品成为艺人绣稿的来源，使苏绣达到了更高的艺术水平。刺绣艺人根据不同画家的绘画风格选择不同的针法、色彩进行艺术加工，画法与绣法相融合，提高了苏绣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格调。

（二）惠山泥人。惠山泥人是民间彩塑艺术，属无锡市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其始于明而盛于清，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明末文学家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七“愚公谷”条中记载：“无锡去县北五里为铭山（锡山）。进桥，店在左岸，店精雅，卖泉酒、水坛、花缸、宜兴罐、风炉、盆盅、泥人等货。”[3]《清稗类钞》中又载：“高宗南巡，驾至无锡惠泉山，山下有王春林者，卖泥人铺也。工作精妙，技巧万端。至此，命作泥孩儿数盘，饰以锦片金叶之类，进御时，大称赏，赐金帛甚丰。其物至光绪时尚存颐和园之佛香阁中，进庚子之乱为西人携去矣。”[4]可见，当时惠山泥人已作为商品在商铺中出售，艺人王春林所制惠山泥人得到南巡路过此地的乾隆皇帝所赞赏。从制作工艺上看，惠山泥人分成模印泥人、手捏泥人两类：前者先由艺人设计并创作出一件样品，随后制成模型批量生产，“大阿福”是该类型的代表。后者选择戏曲人物为表现题材，故而又称“手捏戏文”，代表作有昆曲《挑廉裁衣》《教歌》，京剧《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简言之，惠山泥人采用塑与绘的工艺手法，将造型、图案、色彩等融于一体， 以表现出吉祥、美好的寓意。

（三）宜兴紫砂。紫砂是陶土的一种，紫砂器中尤以壶为最。作为手工制作的陶土工艺品，紫砂壶始于明朝正德年间，其发展与茶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宜兴是历史上著名的产茶之地，丰富的茶资源无疑给紫砂壶的兴盛创造了优渥的物质条件。可以说，宜兴紫砂壶是中国传统茶文化与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相结合的产物。其因茶而兴，因文人而盛。原因在于，紫砂壶以其独特的原料材质，精湛的手工技艺，古朴的自然色泽，多样的艺术造型，深受文人喜爱。文人不仅将紫砂壶作为饮茶之器，还将其作为雅玩之物。清代乾嘉时期，以陈曼生为代表的文人亲自参与紫砂壶的设计，被称为“曼生十八式”，他又集诗、书、画、印于一体，为紫砂艺术的文化内涵注入了丰富的精神养分，由此提升了紫砂壶的艺术品位，透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人趣味和美学精神。

（四）常州梳篦。梳篦即木梳和篦箕，总称为“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栉，梳篦之总名也，从木节声。”疏者称梳，密者称篦，是中国古代妇女插在发髻上的装饰之物，与簪、钗、胜、步摇、金钿、铢花、勒子并称为中国八大发饰。常州梳篦的制作工艺形成于东晋，明清时达到顶峰。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年间始，苏州织造府官员每年都到常州定制一批精品梳篦，作为御用品，送进京城宫廷，故常州梳篦一直享有“宫梳名篦”之美誉。梳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生命意涵和情感价值：一方面人们将其作为辟邪的物件，表达出民众趋吉纳祥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将富有象征意义之物纳入装饰视野，迎合文人高雅的趣味和追求。

（五）留青竹刻。留青竹刻是竹刻的一个分支，又称平雕、皮雕，属于民间雕刻艺术。所谓“留青”，即在竹子表面的青筠上雕刻图案，铲除图案以外的部分，留下作为底的淡黄色竹肌。巧妙的艺人根据竹子质地和色泽变化之间的差异，采取青筠去留的多与少分出层次，形成微妙的渐变，如绘画中的墨分五色一样，极具视觉艺术效果。留青竹刻的生产地主要是无锡和常州，但两地在造型、题材、艺术特色等方面却有区别。从造型上看，前者以案头文房用品臂搁为主，辅之以笔筒、镇纸、扇骨等；后者以台屏为主，挂屏、笔筒和臂搁次之。从题材上看， 前者着重于荷花莲藕、梅兰竹菊、翠鸟金鱼、雪雁白鹭等动植物，辅之以诗文、书法、印章；而后者以山水云霞为主，展现出水墨幻化的淋漓之境。从艺术特色上看，前者注重物态的形似，用刀干脆利落，富有立体感；后者更倾向于一种氤氲与朦胧之美，写意性极强。

由此观之，苏南地区的民间工艺皆以天然物质为素材，经过一代又一代艺人的智慧与技巧，将它们流传至今，成为各具特色和艺术感染力的民间艺术。这些民间工艺在历史的进程中曾创造了海外传播的辉煌篇章，世界各国均有它们的珍藏，千余年来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喜爱与推崇。

三、苏南民间工艺海外传播的必要路径

我们从前文可知，中国古代人们通过丝绸、陶瓷等与西方贸易交往，使国与国之间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而且也推进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虽然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重视并弘扬本土文化的创新、发展与传播，将其融入到文化全球化进程之中。有学者认为：“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5]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进苏南民间工艺的海外传播，需要更为系统、有效的传播路径。

（一）依托“一带一路”战略，讲好苏南民间故事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6]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7]显而易见，“讲好中国故事”是与世界交流沟通的最佳方式。易言之，要想推动苏南民间工艺海外传播，就必须讲好苏南民间故事。

苏南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吴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独特的个性、强盛的生命力繁荣发展，具有突出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中留下了光辉璀璨的一页。因此，把握好古今关系，讲述好苏南民间故事，才能找到精神的契合点、情感的共鸣点。比如，宜兴民间一直流传着范蠡西施隐居、兴陶的脍炙人口的传说。春秋时期，范蠡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后，携西施西渡太湖来宜兴隐居，开创了宜兴的制陶业，后人尊其为“陶朱公”。他居住过的地方称之为“蠡墅”，其与西施荡舟相会的地方称之为“施荡桥”。至今，宜兴的著名景点陶祖圣境就是范蠡隐身循迹之处，里面设有范蠡雕像、范蠡古窑等。尽管此类故事经由前人的幻想、虚构和加工，但随着世代相传，最终也就定型为今天的紫砂故事，非常形象，引人入胜。

在估计出门槛值的前提下，我们要对门槛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校验，其目的是检验以门槛值为划分标准的两组样本模型估计参数是否显著。同时，为了确保模型的准确性要对门槛值的个数进行检验。由于门槛值γ是未知的，所以F统计量的分布为非标准的卡方分布，因此本文采用Bootstrap自助抽样法进行先验估计，对(1)式分别在不存在门槛值、存在1个门槛值、存在2个门槛值的假设下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2。

笔者认为，以苏南民间工艺为题材，拍摄并制作纪录片，是传播苏南民间故事的重要方式与有效手段。因为纪录片的本质就是展现真实，以真人真事反映真实生活，通过适度的艺术加工与展现，在节目形式上和内容上让观众身临其境，从而为其跨文化传播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纪录片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向域外观众讲述真实而客观的苏南：一是以苏南民间工艺的制作技艺为主，并插入古老的历史画面；二是以人为本，从老艺人入手，让他们回忆历史，讲述民间工艺背后的故事；三是从苏南的自然景观、乡土风情切入，由此延伸到制作民间工艺品所需要的物质材料，诸如紫砂矿、古龙窑、竹林等，增强纪录片的文化内涵。因此，纪录片的策划人需要具备全球意识，更要以一种国际上认同的方式让海外观众看得懂、听得进、理解得透。

（二）健全文化产业链条，构建工艺产业集群

文化产业是文化和经济的双重结合体，旨在通过生产、交换、消费文化产品，从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意义的生产不仅是人类的一种价值追求与精神需要，而且也日益成为当代生产与消费环节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具有‘文化意义’，就无法被‘消费’，这是文化创意经济的一个原则。”[8]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以本国特有的文化资源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具备比较优势，这无疑给中国传统工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以产业链为模式，构建苏南民间工艺产业集群，对推进苏南民间工艺的海外传播有所助益。

一般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民间工艺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存在的，其生产经营模式呈单一型、粗放型特征，其弊端在于各自分离、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没有区域优势。如何寻找出一条适合苏南民间工艺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就是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苏南地区历来经济发达，中外企业、民营企业、工业园区等产业集群众多，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产业范围，构成了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那么，以区域经济为依托，形成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化，比如构建环太湖工艺美术产业集群、吴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等，这对拓展市场空间，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 或者金融机构、旅游业、服务业、行业协会等，在空间上相互集聚，形成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从而扩大和增强产业集聚效应。

在产业集群化形式下，我们要借鉴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有效进行集约化管理。所谓“集”，就是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生产要素进行统一配置；所谓“约”，就是以节俭、约束、高效为价值取向，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从而顺应市场需求，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明乎此，苏南民间工艺企业应以打造高端产品为核心环节，形成贯穿产业链的上下端，上端集艺术信息和生产技能于一体，包括构思创意、研发设计、生产制作、包装出货；下端则围绕市场信息进行拓展，包括宣传推广、营销、售后等。具体言之，在创意与设计方面，要考虑到民族差异，在弘扬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外来文化元素，以此拉近文化心理距离。在生产制作方面，应践行工匠精神，以优化产品质量为目的，严格按照工艺标准精致化生产，提升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和市场占有率。

（三）创新海外传播机制，培植民间工艺品牌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国际传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给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在国外公众的思维认知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符号仅限于京剧、书法、国画、唐装、旗袍、茶等，而对于其它种类知之甚少。2014年10月15日，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9]笔者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苏南民间工艺的海外传播，可以通过制定相关协议，建立制度化的海外传播机制，进一步提升其海外传播能力。一方面，改进传统传播方式，借助政府和企业的力量，形成多渠道传播机制，准确、有效地进行宣传与推广，给国外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在媒介融合时代下，革新传统传播理念，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媒体技术手段，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采取不同策略，建立双向文化沟通模式，做到分众化、差异化、精准化传播，提高苏南民间工艺在海外传播的能力。

除此之外，还需培植民间工艺品牌。品牌是一个产品的独特形象，是消费者区别产品质量和市场信誉的重要保证，具有经济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品牌认知度越高，商品价值就越大。当前，苏南民间工艺的品牌意识不够强，贴牌和代工现象极其普遍。因此，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以质量为抓手，维护品牌形象。质量是品牌的灵魂，只有以精湛的工艺技术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才能提升品牌形象，增强市场感染力。第二，以市场为导向，精准品牌定位。走双向发展的路线，既有符合大众审美与经济能力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有具备收藏价值的高端产品。根据不同人群的经济能力和审美趣味，分层次创作和销售产品。第三，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品牌效应。充分利用会展平台开展品牌宣传，提升品牌对外知名度。鼓励龙头企业到国外参加一些展会，比如“英国手工艺品交易会”“意大利米兰国际工艺品销售展”“葡萄牙里斯本国际手工艺品展”“德国法兰克福工艺品展”等等，从而扩大苏南民间工艺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四、苏南民间工艺海外传播的现实意义

（一）展示民间工艺，增强文化认同

我们知道，在古丝绸之路的引领下，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存在着文化上的亲缘性。颇为遗憾的是，世界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还仍然停留在丝绸、瓷器等传统工艺品上，而对于中国其它的民间工艺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对其消费。而今，“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东南亚、西亚、中亚、欧洲等65个国家和地区，它们之间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绚烂的文明，本着“一带一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战略精神内涵，展示苏南民间工艺，促进其在海外的传播与交流，不仅可以推进沿线各国在民族传统工艺领域的相互交流，同样使得各个国家的工艺美术最终演变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反观古代丝绸之路，其传播的何止是物质，同样还有创造该物质的技术手段，以及物质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涵和精神追求。可以说，其所到之地，无一不给当地的人民带来深刻的影响。诚然，丝绸之路也是民族融合之路。“一带一路”沿线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在民间工艺领域都彰显着本民族的特色：印度的神棚塑像和浮雕工艺，印度尼西亚的蜡染工艺，孟加拉国的面具艺术，尼泊尔的木雕、铜塑、泥塑、藏式挂毯，乌兹别克斯坦的陶艺、丝绸、刺绣等等，可谓异彩纷呈，在创意设计、工艺技法、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和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因此，借助“一带一路”机遇，到沿线国家参观考察、实地研究，在充分了解国际市场需求的条件下，汲取他国文化养分，区域内外联手合作。不仅要从文化理念上寻求共识，还要从跨民族、跨地域的人性共鸣中寻求突破。基于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并与丝绸之路遗存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项目，比如“共筑新丝路民间工艺博览会”，对苏南民间工艺进行推广，从而实现民族特色、民族气质与国际市场审美要求的有机融合，增强文化认同。

（二）实现和平愿景，增进国际了解

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珍视和平的民族，“德莫大于和”“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古语是体现和平的最好明证。明朝航海家、外交家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推行和平外交，维护国家安全；而且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不同维度的交流。这些事例在历史上均有明确记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目前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少数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者说是霸权心态，他们对中国怀有敌意。正如有学者提及：“近年来，西方媒体肆意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文明冲突论’，乃至其津津乐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等，就是部分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否认中国发展的积极意义，将中国视为文明秩序的敌人、意识形态上的恶魔，进而敌视中国、拒斥中国、妖魔化中国的直接证明。”[10]不难看出，其行为之目的在于有意丑化中国形象，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明乎此，我们应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在传播苏南民间工艺的同时，开展与沿线国家和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深入挖掘这些民族文化背后蕴含的文化价值，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诚然，吴文化作为开创江南古文明的源头，令人无限向往。王沪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撰文指出：“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认同。凡是来自这种文化圈的东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不是一种猎奇式的爱好，而是对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基本价值的体认。”[11]对于苏南民间工艺而言，它是一代又一代人孜孜耕耘的结果。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多元文化的并存，我们要以和平友好的姿态积极主动地与他国交流，将尼泊尔泥塑与惠山泥人、希瓦古城刺绣与苏州刺绣、撒马尔罕陶艺与宜兴紫砂等同类民间工艺进行比较。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借鉴和吸取他国的技术和经验，尝试把苏南民间工艺融入一些西域风情或东南亚风情的内容，感受其他民族文化元素带来的体验，并以多元化的表现形式重构他国的新民族文化，以此提升传统工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

（三）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市场份额

近几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产业的开发，这对于苏南民间工艺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推动产业升级是增加市场份额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如何推动产业升级则成为问题的焦点。笔者认为，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实施人才战略。人才包括专业型技术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前者负责产品的研发和制作，后者负责拓展市场、销售产品。人尽其才，让人力资本有效转化为生产力。第二， 打造特色产业链。苏南独特的自然环境、民风民俗，吸引着国外友人来观光旅游。因此，把民间手工艺和旅游相结合，以休闲和体验的方式参与手工制作，主动探索相关产业的合作，形成产业间的有效互动，提高产业附加值。第三，利用地缘优势。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南政府抓住了国家实行沿海开放的战略机遇，利用国内外丰富的资源、资本、市场和技术，大幅度招商引资，大量地吸引外资，于是苏南地区产业集群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国有企业等非常密集，使得苏南地区有一种核心区位优势。外商众多、经济发达、各种文化交汇融合，无疑给苏南民间工艺贸易平台的搭建、各种渠道的互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苏南新常态经济创造了新的增长点。

结 语

苏南民间工艺作为中国传统吴文化的一部分，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已然成为具有历史文脉和最接地气的文化遗产，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传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加强与沿线各国人民的交流与互通，推动苏南民间工艺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时代价值。一方面，让世界各国人民充分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区域文化，有效增强我国民间艺术在域外的知名度，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健全文化产业、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带来了新的机遇。今年是“一带一路”宏伟战略提出的八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三周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多边合作、共同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苏南民间工艺的海外传播促进已经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