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作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北京100044）

从明末万历年间到清代乾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西方传教士第三次将天主教带到中国（第一、二次分别为唐代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入华），这是中国近世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此时正值王阳明心学解禁后蓬勃发展，风靡一时。虽然此时朱熹理学仍然是名义上的官学，但是王学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朱学。《明史·儒林传》记载： “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这里的 “异说” 即是指阳明心学。

以往学者对于阳明心学与天主教之动态关系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阳明心学的反权威、解放思想的特质客观上促成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有利条件。法国学者裴化行(Henri Bernard)认为： “某些温和学说的影响，例如王阳明的直觉伦理学，仍然使得利玛窦的某些听众有了接受基督信息的思想准备。”[2]又如朱维铮说： “王学蔑视宋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3]二是认为传教士对阳明心学了解不多，并未将阳明心学与儒家其他流派相区分。孙尚扬认为： “明末一些思想家常以‘俗儒’、‘愚儒’、‘拘儒’斥责王学末流，利玛窦在其中文著作中亦常以类似的语词加于儒学之上，而且是一种宽泛的使用，对王学末流与其他思潮并未加以区分。”[4]54又如张晓林说： “利子熟悉程朱学派，在《天主实义》中提到朱子和二程（程颐）的名字，但他甚少了解陆王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