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慈江

都说慈母严父，我们家的情形正好倒了过来。

小的时候因为淘气，没少挨母亲的笤帚疙瘩，但记忆里就只挨过父亲一脚而已。就是那一脚，也是父亲气急所为，事后他明显很后悔。当邻居大婶儿夸张地埋怨说“你把孩子踢坏了”时，父亲几大步跨到我跟前儿，查验我的腰，按着某处问我疼不疼。他一脸的焦急和满眼的疼爱让十岁左右的我回味了很久，也得意了很久。父亲的补偿是，默默地替我洗了一件衬衣。

这是父亲对我表达父爱的独特方式，他正是通过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教会了我：人需要彼此温抚，人需要通过认错、示弱来抱慰对方，来体现自己的胸怀与纵深。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因为工作忙，很少搭理我们。但家里的人都心知肚明，在他四个儿子里，他最喜欢行二的我。这倒不是因为我最乖巧，恰恰相反，我是属于那种开蒙晚、打小儿特别懵懂的人，这种懵懂让我母亲着实发了好一阵子的愁，以至于家里偶尔打打牙祭、炖只鸡，她往往都要悄悄地叫我到灶台前，把一个小碗儿塞给我，嘱我别言声。碗里是鸡心、鸡肝和鸡胗。这倒不是她把我当成了心肝宝贝，而是迷信吃什么补什么——我的懵懂或木讷没让她觉得内慧，反而当成了缺心眼儿。与父亲不同，母亲真正的心肝宝贝其实是比我只大三岁的长兄。同样出于封建意识，她每逢父亲不在身边却又有事需要找人商量的时候，必是把里屋门关上，和老大嘀嘀咕咕。这种情景倒并没有怎么打击到我，反而培养或助长了我遇事淡定、不萦于怀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