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 韩刚

一、问题之提出

徐邦达先生在《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下文简称《徐文》）一文中论述徽宗“代笔画”的一个著名观点是，现存具名赵佶的画，可分“比较粗简拙朴和极为精细工丽的两种”，前者大都是水墨或淡设色的花鸟；后者以大设色为多，花鸟以外还有人物、山水等。不但工、拙作品在形式上不一样，即便同样是工丽的作品，也有各种不同面貌。“一个人的书画，从早期到晚期，其形式当然会起些变化，不会永远千篇一律。但一般地讲，工与拙的界限是不可调和踰越，哪能象赵佶绘画那样忽拙忽工，各色兼备，全无相通之处的道理？”以此为预设，徐先生认为“这些作品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非亲笔画（而且还不止出于一人手笔）。”被徐先生认定为徽宗“亲笔画”的有故宫博物院藏《写生珍禽图》，上海博物馆《柳鸦图》，四川省博物馆《腊梅双禽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池塘秋晚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竹禽图》《枇杷山鸟图》，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四禽图》等“比较粗简拙朴”之作；为“代笔画”的有故宫博物院藏《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溪山秋色图》《晴麓横雪图》《文会图》《听琴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瑞鹤图》《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腊梅山禽图》《雪江归棹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杏花鹦鹉图》《金英秋禽图》《摹张萱捣练图》，海外私人藏《御鹰图》等十四幅“赵佶具名的工丽花鸟等画——也就是院人的代笔画”。[1]这种论点提出后，很快得到学界认可，几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