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350)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在学界广为人知。这个难题包括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1](176)此难题提出之时，正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之际，李约瑟关于中国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论断，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而他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逐渐落后的原因揭示，又激起了有志之士的扼腕叹息。近七十年来，很多学者沿着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与开辟的思路，从中西方政治制度、哲学宗教观与自然观的差异出发，反思中国科学技术之历史与现状，寻求科技发展与社会制度之间良性互动的进路与模式。从这个意义说，“李约瑟难题”凝聚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焦点，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大公约数”，任何破解“李约瑟难题”的方案，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效果史”而持续地发挥影响力。但正如有论者所言，“李约瑟问题并不是一个像数学中那样存在定解乃至多解的智力问题，它只是一个高度凝练的、借以展开宏大叙事的启发式论纲”[1](VI)。从这个意义说，如何在“李约瑟难题”的启发下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才是这个问题之提出的真正价值所在。本文试图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以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李约瑟考察中西文明差异的“滴定”方法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意义与限度做一个批判性的考察，以推动“李约瑟难题”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