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一、“后革命”转型与社会主义文化重组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曾长期受到“工具论”的影响。洪子诚将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视为这一传统的起源，并以“一体化”理论加以概括。尽管这一论断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理论的发明者在此后也作了重要补充，但是“一体化”理论作为一种文学史知识得到了学界认同。由此前溯，则有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以及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文学功利色彩。基于上述背景，改革开放奏响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号角，此后第四次文代会将文学与政治关系解绑，这些对当代文学来说显然是极为关键的转折点。在反封建和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下，知识分子和民间力量形成“合力”，有效推动了观念更新和社会转型。

怀旧叙述往往把“新时期”描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激情的理想、活跃的观念是“新时期”的思想标签和文化记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出现及其轰动效果，证明了这一时期社会蕴藏的巨大能量。但是，不少学者也注意到“新时期”内部的“革命”基因。李陀指出，新启蒙陷入了为历史寻找本质性原因的化约主义思维和单一因果律陷阱[1](254)；陈晓明则直言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实质与五六十年代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2](368)。从对“伤痕”的严厉控诉到对“改革”的热情召唤，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界和思想界跟随社会主流步伐，以敏锐的洞察力引发社会共鸣并构造新的时代想象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