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女性题材的作品在契诃夫的小说中占有不小的分量，本文在对契诃夫小说中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俄国的女性如何从蒙昧无知的依附者、自私浅薄的庸俗者，成长为有独立意识的觉醒者。契诃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俄国妇女命运的变迁、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还折射了契诃夫的爱情观和女性观的变化。

关键词：契诃夫 女性形象 女性观 俄国妇女解放运动

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题材涉及广泛，揭露专制压迫，鞭笞市侩庸俗，描绘贫困愚昧，对俄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全面、深刻的反映。在众多题材中，女性形象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契诃夫不同时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渐进的演变，我们把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以下三类。

一、依附型女性

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当契诃夫初登文坛时，他写的多是轻松幽默的小说，但也有一些作品讽刺社会丑态，关注小人物命运，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当时的俄国“正处于农奴制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新兴势力相互渗透的时期，传统的宗法制家庭虽然受到冲击，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模式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a。这段时期契诃夫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困守于传统，既不懂追求个人的幸福，也不知道反抗命运的不公。

比如，小说《哀伤》（1885）讲述了一位经常遭丈夫毒打的农妇，她从不知反抗，每次挨打时眼神都温顺得像条狗，而她丈夫直到她病死才开始哀伤。这类被丈夫家暴的妻子形象在契诃夫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屡见不鲜，比如《农民》（1897）中的大儿媳玛利亚，她生过十三个孩子，每天既要干活，又要忍受丈夫酒后毒打；《新别墅》（1899）中的儿媳卢凯丽雅也是动不动就被丈夫打一顿。

底层劳动女性的命运大同小异，她们的生活目的就是嫁人生子，生活内容就是苦役劳作和忍受毒打，她们无法逃避苦难的命运。小说《厨娘出嫁》（1885）中的厨娘佩拉格娅虽暗恋家庭教师，但她丝毫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而是在女主人草率的安排下，被迫嫁给鄙俗的车夫。车夫娶厨娘也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因为婚后他可以“管教”老婆，还可以霸占老婆的工钱。这桩可笑又可气的婚姻即使在七岁的格里沙看来也无法理解，他不懂“佩拉格娅本来自由自在地活着……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有权管束她的行动，支配她的财产”b。这篇小说从儿童的视角揭露了底层女性没有权利决定个人幸福的可悲现实，厨娘的命运也是俄国广大劳动女性命运的缩影。

女性缺乏自我意识，无法掌握自我幸福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底层劳动女性身上，也广泛存在于上流社会女性身上。这类女性的家庭条件良好，不必为生活辛苦劳作，但她们同样没有主体意识。上流社会的淑女们也把婚姻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她们的幸福完全与丈夫挂钩，她们永远身处被动状态，处于被凝视的地位。

在《嫁妆》（1883）的故事中，小说讲述了上校的妻子和女儿极尽一生的努力，只为给女儿玛涅奇卡准备足够的嫁妆，将她嫁出去。她们对于嫁妆的执念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故事的讲述者“我”第一次拜访时，她们做了五大箱衣服的嫁妆；七年后第二次拜访时，上校已离世，母女俩穿着丧服仍在缝制嫁妆；多年后第三次拜访，只剩下老太婆一人穿着重丧服，女儿显然已不在人世，老太婆却仍在缝制嫁妆。对于嫁妆的病态执念就是女性对于婚姻的执念——仿佛女人只有把自己嫁出去，才完成了人生使命。

《活商品》（1881）更是女性被物化的直接的例证。少妇丽扎爱上了贵族葛罗赫斯基，丈夫布格罗夫发现后威胁要杀死她。但当情人葛罗赫斯基提出用十五万卢布换走丽扎时，丈夫欣然答应。后来丈夫又以诡计向情人索要了一座庄园，丽扎沦为二人讨价还价的“活商品”。这样的爱情当然不可能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幸福。

《谜样的性格》（1883）看似只是一篇幽默小品文，实则体现了契诃夫对女性命运的深度思考。这位上流社会的太太在年轻时曾向往过幸福和自由，但到了待嫁的年龄，遇到阔绰的老将军，出于对荣华富贵的渴望和对家庭利益的考虑，她把青春出卖给了金钱。她也觉得这样的婚姻“卑贱庸俗”，她希望丈夫死后自己可以重获自由，追求真爱。但在老头子死后，她却再次违心地嫁给另一个阔绰的老头子。如此讽刺——当金丝雀的笼门被打开后，金丝雀甘愿留在笼中被奴役。可见，女性如果没有对主体价值和人生目标的清晰认识，哪怕给她们自由，她们也会继续回到男权的牢笼中。因为她们长期受封建制度和思想规范的毒害，把自己看作男人的附庸，甘愿卑微地栖身于男性身侧。这只宠物般的金丝雀甚至不必拥有姓名——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没有出现名字。

这种“去名化”的叙事策略在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1898）中也得以体现。小说以调侃的笔调讲述了一个没有自我的女人奥莲卡的一生。她其实有名字，但她在文中更多地被人称为“宝贝儿”。这种看似宠爱的称呼实际上是奥莲卡失去自我的一种体现。“‘宝贝儿（душенька） 一词属于低级的修辞层级，具有强烈的表情色彩（亲昵性特征）。这一称呼在原初意义上指涉儿童或婴孩，称呼者和被称呼者之间并不具有平等关系……称呼者（隐在的叙述者以及小说人物）位置（视角）的‘俯瞰特征，标示出自身相对于女主人公的主导地位（主要是在智力层面上的主导地位）。”c这种称谓表明她始终处于男性视角的俯视之中，也最终导致了她的“主体性丧失”。

对于奥莲卡来说，她丈夫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无论她的丈夫是剧院经理、木材场经理，还是兽医，她总是复制丈夫的话语，模仿丈夫的神情，追随他的意见。在丈夫不在时，她“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见解”。她的一生都无私地爱着别人，她甚至真诚地爱旧情人的妻子和儿子，让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支配了她的思想和语言习惯，并在他身上倾注了母性情感。总之，奥莲卡没有自我，她对人和事物的存在和意义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她的话语、思想统统来自别人，她完全靠爱别人而活着。

作家们对奥莲卡的评价亦褒亦贬。列夫·托尔斯泰对其持赞扬、欣赏的态度，而契訶夫对之持批判态度。这源于二人的女性观不一样。“托尔斯泰认为，在婚姻中，妇女的天职是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家庭，并做一个合格的母亲……而契诃夫则认为，妇女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新一代的妇女应该是有学识、有独立精神的。”d《宝贝儿》中的奥莲卡符合托尔斯泰对于女性“相夫教子”的期待，却不符合契诃夫提倡的女性的独立精神。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契诃夫的观点显然更加进步。

二、庸俗型女性

第二类女性同样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同时，她们被庸俗的生活侵蚀，变得自私、浅薄，毫无美好可言。

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的女主人公安娜就是庸俗生活的受害者，她刚满十八岁时，被安排嫁给一位粗鄙的五十二岁老官吏。一开始，安娜面对丈夫时诚惶诚恐，后来她受到大官的垂青，融入上流社会的圈子，“她这才明白：她生下来是专为过这种热闹、灿烂、有音乐和舞蹈，获得许多崇拜者的欢笑生活”。丈夫因她获得安娜勋章，对她俯首帖耳，并任由她与达官贵人放荡交往。表面上看，她不再畏惧丈夫，摆脱了夫权的控制，但她继而投向其他大官、富商的怀抱，用姿色交换奢华的生活，这仍然是对男权的依附。并且，安娜在成为交际花后就不再关心父亲和幼弟，她内心原本的善良被金钱腐蚀殆尽，变成了一个自私、庸俗的上流社会的太太。

在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中，奥莉加热衷于结交“艺术名流”。她借“艺术”的幌子结交情人，无视丈夫德莫夫的付出，最终眼看着丈夫染病逝世。“跳来跳去”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她在各色所谓的艺术名人之间跳来跳去，像艺术界的交际花一样；二是指她“为寻求‘声名在婚姻家庭和观念意识两个层面‘跳来跳去、无所适从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e。奥莉加过的是一种艺术伪饰下的庸俗生活，缺乏高尚的价值追求，更缺乏对生活的真诚态度。她还利用丈夫的宽宏大量公开与情人调情、争吵，完全漠视丈夫的痛苦。她的丈夫德莫夫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他尽职尽责，关心妻子，怜惜病人，最后却受到妻子的背叛和冷落，并不幸因公殉职。奥莉加对情人里亚博夫斯基的欣赏其实是盲目虚荣的，她并不了解他的艺术和为人，只是被他看似高深的说辞吸引，他俩的婚外情不过是借艺术的名义加以浪漫化。亚博夫斯基很快就厌倦了这段感情，并有了新欢，奥莉加却对他纠缠不放，致使她的丈夫德莫夫的心灵备受煎熬。

这篇小说有很强的自传性。契诃夫第一段记入文学史册的恋情是与其妹妹的同事米济诺娃的恋情，二人相恋长达九年。其间，米济诺娃两次出轨，第一次就是和著名画家列维坦。这篇小说被认为是专门讽刺列维坦的，它还险些引起二人的决斗。

除了沉湎于享受和虚荣的女性，契诃夫的小说中还描述过一类扭曲、异化的女性。《在峡谷》中的小儿媳阿克西尼娅年轻漂亮，可丈夫却是个孱弱的聋子。当她的能力得不到回报时，野心、贪欲让她变成一条复仇的毒蛇，竟把一瓢开水浇在一个婴儿的头上，只为抢夺财产继承权。

依附型和庸俗型女性都是缺乏清晰自我认知的女性，一类甘为男性的附庸品，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另一类只顾自我享乐，沦为物欲、情欲的奴仆，丧失了人性中美好的品质。她们都不具备健全的人格，其根源是受到俄国当时专制制度和庸俗环境的戕害。

三、觉醒型女性

但女性蒙昧无知的状况不会一直这样下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日益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俄国逐渐确立，动摇了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家庭关系。加之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女权主义在农奴制解放后的俄国也得以发展。一部分思想进步的知识女性萌生出追求个性解放和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1861—1917年期间，俄国开始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早期俄国女权主义者多出身贵族……她们致力于承办廉价住房、出版合作社、拯救妓女运动等各类慈善活动，成立了一系列女子高等讲习所。”f凑巧的是，作家契诃夫（1860—1904）的生卒年跟这次女权运动高度重合。在如此时代背景之下，契诃夫想必会察觉到，俄国社会的少数女性正在悄然觉醒，试图打破旧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因此，契诃夫在19世纪90年代女性题材的小说中，更多地描述觉醒型女性形象。

我们将契诃夫小说中的觉醒型女性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她们是觉醒的初级阶段。她们意识到婚姻不是禁锢爱情的牢笼，认清了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意识到幸福应该由自己主宰；但此类女性还是把个人幸福寄托于男性身上，不是彻底的觉醒。第二层次是追求教育、劳动，探索真理的女性，她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价值，认识到劳动对于生活的重要意义，开始重视自己的才能和权利。

《带小狗的女人》（1899）也講述了一段出轨的故事，但笔者将其女主人公列入“觉醒型”，而非“庸俗型”，因为此处的男女主人公对原有婚姻的虚伪、庸俗感到极度厌倦，而他们的露水情缘最后转化为真挚的爱情。契诃夫的爱情观并不简单地以是否忠于婚姻作为对错的标准，他的标准在于是否有真挚的感情。契诃夫认为，“爱情的发生是无条件的，不应受到既有婚姻或世俗眼光等条条框框的束缚”g，这一爱情观在他的另一篇小说《关于爱情》（1898）中也有所体现。

《带小狗的女人》开头是俗套的故事，上流社会的少妇安娜·谢尔盖耶夫芙娜和来自莫斯科的银行职员古罗夫在雅尔塔偶遇并相恋。古罗夫是情场老手，他轻易俘获了安娜的芳心。这里的安娜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的经历类似，她们都嫁给了与之没有爱情的官场“奴才”。少妇安娜的婚姻是一潭死水，名存实亡，这种虚伪的婚姻关系让她感到窒息，她渴望真实的生活。古罗夫刚开始并不理解安娜发自内心的呼喊，只把这段恋情当成逢场作戏的艳遇。但安娜的单纯和真诚打动了他，让他在回到莫斯科后数月仍然难以忘记她。并且，古罗夫也开始反思自己生活的虚伪和荒唐。小说最后，他意识到，“直到现在，头发开始白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h。

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并没有对这对情人所担忧的欺骗、躲藏、分居等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但至少让他们感到一种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因为他们开始正视自己真实的情感。这篇小说中的安娜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敢于打破传统道德枷锁的束缚，追求真爱和自由。只是由于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不同的爱情观，两位安娜被安排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小说《带小狗的女人》也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1899年（也是该小说创作的年份），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海鸥》排演时，与演员奥莉加·克尼佩尔一见钟情，之后于1901年结婚。和《带小狗的女人》相似，契诃夫也是在生命的暮年遇到人生的真爱；和小说中一样，他们也是聚少离多，饱受相思之苦。契诃夫虽然深爱妻子，但他绝不让爱情成为束缚妻子事业的枷锁。“一切必须照旧，即她必须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下，我将经常到她那里去……”i契诃夫充分支持妻子的工作，鼓励男女平等，相互尊重。

除了追寻爱情和自由，女性更深层次的觉醒是对教育和个人发展的追求，这一理想更难达到，而且极易中途夭折。

小说《约内奇》（1898）中的叶卡捷琳娜小姐在小说的前半段曾清醒地指出小城生活的庸俗，表达了对艺术理想的追求：“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您呢，却要我在这城里住下去，继续过这种空洞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受不了。做太太，啊，不行，原谅我！人得朝一个崇高光辉的目标奋斗才成。”她不想做“太太”，不想过早地被困在无聊的婚姻生活中。于是，她拒绝了约内奇的求婚，不顾父母的反对，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可惜，四年后的她因才能平庸放弃了钢琴家的梦想，反倒回去乞求约内奇的爱怜，却惨遭拒绝。最后，叶卡捷琳娜既没有获得平庸的婚姻幸福，也没有实现艺术家的梦想，令人叹惋。

同样因个人才能的平庸中断了觉醒之路的还有《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的女主角卡嘉（她与上一篇小说中的叶卡捷琳娜同名，这或许不是一种偶然）也曾在年轻时有过狂热的艺术梦想，随剧团去乌法当演员。但卡嘉一方面为情人伤透了心，另一方面因才能的平庸感到惭愧，只得回老家。卡嘉从此陷入了消极的虚无主义，厌倦生活中的一切。她看透了男性和婚姻的不可靠：“没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什么关系似的！”她也不再對工作抱有兴趣，因为当时的女人只能做女工或演员。卡嘉说的是事实，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女性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机会极为有限。

两位卡嘉都因才能平庸而被迫中断觉醒之路，这应该归罪于当时思想观念落后的俄国社会。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应该给所有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利，也包括才能平庸的女性。当卡嘉找不到生活的出路而备受心灵的折磨时，她只能以远走克里米亚来抗议庸俗的生活。小说的结局又是开放式的。

同样以“出走”来表达抗议的觉醒者还有《我的一生》中的克里奥佩特拉和《新娘》中的娜嘉。《我的一生》（1896）中的克丽奥佩特拉受到哥嫂先进思想的影响，发出“我要痛痛快快地喝生命的酒”的呼声。她逃离自己管家婆似的生活，与封建保守的父亲决裂，为了寻求自由和幸福，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新娘》（1903）是契诃夫最后一篇小说，他在该小说中塑造了他所有作品中最勇敢的女性形象，可谓是契诃夫笔下最彻底的觉醒者。这与俄国当时正值第一次民主革命爆发前夜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俄国社会进步思潮迅速发展，知识分子女性受了民主思想的影响，开始质疑旧生活和旧制度，渴望新生活。主人公娜佳健康美丽，她从十六岁就盼望着出嫁，可当婚期已定，她却高兴不起来。娜佳受到萨沙新思想的启发，认识到了自己现在生活的庸俗无聊，她要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去。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下，她不顾婚约的束缚，逃离家庭的桎梏，批判自己家庭的剥削生活，坚定地跳出庸俗的贵族生活圈子。娜佳到莫斯科求学后，思想更加进步，她积极地投奔到革命运动的中心彼得堡，去迎接宽广、辽阔的新生活。

娜佳是契诃夫笔下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女性，在他的初稿中，娜佳还加入了革命党。在她身上不再有契诃夫之前女性题材小说中主人公的愚昧、软弱、忧郁、苦闷，取而代之的是坚定、勇敢、决断和乐观。虽然娜佳出走的结局也是开放式的，但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得出来，她已经与旧生活彻底决裂，并具备了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她的未来应该充满了新希望。娜佳是20世纪初俄国追求真知的新女性的代表。

俄国女性通过接受教育和接受民主新思想获得精神上的觉醒，但在行动上如何实践这种觉醒，契诃夫给出的答案是——劳动。

《女人的王国》（1894）的女主人公安娜·阿基莫芙娜虽然拥有庞大的家业，是富有的女继承人，但她经常感到痛苦，良心受到折磨。她认为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甚至比不上一个普通女工。她曾公开宣称，宁愿嫁给普通工人，也不想嫁给一个跟自己一样闲散、没有能力的剥削者。尽管在小说结尾，安娜并没有如愿以偿，但她至少已经开始心灵觉醒，意识到剥削阶级的丑陋，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

《带阁楼的房子》（1896）中的莉季娅（莉达）是一个真诚美丽、信念坚定的姑娘。她是三品文官的女儿，但她住在乡下，为灾区募捐，给病人看病，开医疗所，建图书馆，创办学校等。她把为人们做善事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尽自己的能力关心帮助民众。莉达不愧为独立自主、有生活目标、热衷于社会工作的新时代女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契诃夫在其小说中始终关注俄国女性的前途和命运，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点的女性形象。俄国的女性从蒙昧无知的依附者、自私浅薄的庸俗者，逐步成长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觉醒者。精神上和行动上的双重觉醒，让俄罗斯女性逐渐摆脱了毫无自我的依附状态，看到了家庭、婚姻、男性以外的更为丰富的世界，通过教育和劳动探索真理，实现自我价值。契诃夫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还体现了契诃夫进步的女性观和相对现代、平等的爱情观。

a 吴惠敏：《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26页。

b 〔俄〕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 彭甄：《“宝贝儿”：“女性本质”的设定与构造——契诃夫短篇小说〈宝贝儿〉的女性形象分析》，《国外文学》2012年第1期，第148页。

dg 孔俐颖：《两个安娜——试论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爱情观的异同》，《西伯利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92页，第90页。

e 彭甄：《价值缺席：“女性行动”旨向的设定——契诃夫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主题分析》，《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1期，第28页。

f 张虎：《门罗与契诃夫“以女性书写为中心”》，《俄罗斯文艺》2016年第2期，第94页。

h 〔俄〕契诃夫：《契诃夫文集》（第10卷），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340页。

i 赵佩瑜：《契诃夫》，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作 者： 陈汝岚，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