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三强（淄博市文化馆）

一、引言

鼓励并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共文化供给能力，提升群众文化满意度的重要手段和重要路径。分析文化馆社会化发展的政策法律依据，梳理优秀实践案例和成功经验，对下一步更好推进文化馆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以各级文化馆为重要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先后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深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与法律，为文化馆社会化发展机制的建立从顶层设计上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在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指导下，各地文化馆积极对接社会力量，进行了各种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文化馆社会化发展机制的实践探索

（一）整合社会文化资源，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呈井喷态势发展，文化馆传统供给模式已难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与此同时，社会艺术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在非艺术培训时间，其场所和人员常会闲置，故而部分地区的文化馆通过出台系列互惠共赢的激励措施，将分散的社会文化艺术培训机构加以整合利用，尝试构建群众艺术公益培训联盟，形成“1+N”公益培训服务矩阵，为群众就近提供丰富多彩的公益艺术培训。

比如，烟台市文化馆实施的“艺术烟台”公益文化惠民工程，综合考虑区位区间、艺术门类、师资力量、设施设备等条件，与具有一定规模和良好信誉的社会艺术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共建协议，由社会艺术培训机构提供人员、师资、场馆、场地，市文化馆负责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向周边群众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从而使培训地点更为广泛、培训内容更为丰富。据统计，三年的时间，共为市民提供12000余课时、110000余人次的免费艺术培训服务，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同时作为公益付出的回报，烟台市文化馆联合培训机构多次举办汇报演出等活动，为市民提供艺术培训效果的展示平台。[1]

（二）搭建集中服务平台，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当前，政府投资管理的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博物馆、文化宫等公共文化资源，多隶属于不同行业主管部门管理，不同的主管部门各行其政，较少进行沟通协调，导致相当数量的公共文化资源出现重复建设、管理不高、利用不足等问题。面对群众的急切文化需求，有些地方政府通过整合公共文化资源，打破不同行业管理体制的界限，通过集中统一搭建平台，建立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网络，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例如，2011年浙江省嘉兴市全面推进“文化有约”——公益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深化工程，整合美术馆、科技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全市公益性文化场馆资源，统一建立高效快捷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平台，以“菜单”预约形式为市民提供免费培训、讲座、演出等公共文化服务。据统计，“文化有约”自成立以来，累计举办50000余场活动，每年推出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活动6400余个、网站点击量突破900万，注册人数达32000余人，极大释放了公共文化资源的服务潜力。[2]

（三）利用场馆进行置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在公共文化服务外包模式的探索中，文化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与创新，部分地区的文化馆改变过去政府包办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思路，尝试利用场馆部分空间资源进行置换，引入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管理，提供更多年轻人喜欢又独具特色的艺术文化服务，将文化馆原先一家的“独唱”变成联合社会力量的“合唱”，共同奏响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活力的“乐章”，提升了公共文化的管理服务水平。

例如，2016年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引入兰馨影业有限公司，将部分场馆空间供其运营管理，打造“光影车间”创意服务，包括“静剧场”“咖啡书吧”“手工设计空间”“戏剧工作作坊”等服务内容。以上服务均有免费服务场次和公益培训人次的要求，由运营方负责组织实施，并采取公益票价形式进行。静安区文化馆通过向社会机构提供场地资源，通过社会机构的运营管理，延长了对群众的服务时间，为群众提供了更高品质的服务内容，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的管理服务水平。[3]

（四）整体委托运营管理，激发公共文化服务活力

当前，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场馆的建设，部分新建文化场馆往往规模较大，而文化馆受人员编制、岗位设置、运营能力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充分发挥服务效能，于是有的文化馆采取整体委托运营管理的模式，聘请专业的运营机构进行运营管理，改变过去由政府统一包办的传统做法，实现了从“办文化”到“管文化”的有效转变。

例如，成都市武侯区文化馆新馆于2015年建成，新馆场馆规模大、编制少，按照传统工作模式难以保障文化馆正常运行。为此，武侯区文化馆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引入有实力的专业文化公司进行运营管理，控制了运营成本，做到了“小政府、大服务”。并且制定出《武侯区文化馆文化艺术服务（文化馆运行管理服务）采购项目》和《成都市武侯区文化馆运行管理服务第三方机构全程督导服务方案》，文化馆从“运动员”变为专业的“裁判员”，实现了职能的转变。[4]

（五）发展志愿服务队伍，壮大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群众对于艺术层面的追求也日益旺盛，文化馆现有的人才队伍，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专业门类，都难以完全满足群众的需求。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愿意成为文化志愿者，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因此，从社会上招募文化志愿者，尤其是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教师、学生等群体参与服务，成为壮大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例如，2015年4月东莞市文化馆将全市文化志愿者资源进行统一整合，成立了东莞市文化志愿者协会，对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统一形象、统一宣传，凝聚起一支强大的文化志愿者队伍，成功打造了“文化志愿者大舞台”、“文志爱心公益行”等颇具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截至2020年6月，注册文化志愿者达到4万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10万个小时，近400个志愿服务组织及团体加入文化志愿服务，有力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与服务效能。[5]

（六）创新建设实体场馆，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受传统思维模式制约，大部分文化馆提供的群文活动往往是单向输送式、群体娱乐式、简单体验式，在深层体验下缺乏渗透式思想和浸润式精神，参与对象往往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居多，而都市年轻群体、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阶层参与不多。对此，部分地区的文化馆积极响应年轻人需求，引导社会群众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全力打造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取得了良好效果。

例如，近年来温州市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文化驿站，主打“时尚化、休闲式、体验版、互动型、文艺范”特色，实行多元建设、明确分工、连锁运营的建设运行模式，构建1个龙头驿站，10个市级特色驿站，N个县及乡镇驿站，X个社会场馆驿站的“1+10+N+X”服务网络。目前，全市共建成文化驿站210个，形成了一批兼容文旅、兼营文创、兼顾各类群体的特色文化空间，年均开展活动5000余场，直接参与市民达40余万人次，网络参与人数达百万人次。[6]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思想理念转变不及时

当前，大部分城市文化馆的管理者，其思想理念仍然受传统思维模式制约，在吸取“以文养文”教训后，根据文化部、财政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认为文化馆是公益性单位，所有的服务项目应该是免费提供，如果与社会资本、社会机构、社会力量等合作，会影响文化馆的公益属性，担心引发群众投诉，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

（二）缺乏多样化的激励政策

虽然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系列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大多都是纲领性、指导性的文件，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具体举措。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上级政策过程中，所出台的措施多是上级政策的翻版，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内容较少，并且制定的激励扶持政策力度有限，影响到社会力量的参与，导致社会参与度不高。

（三）对社会机构的监管不到位

政府购买服务后，对项目的实施，有的文化馆往往成了“甩手掌柜”，认为服务项目交由社会机构实施即可，对其服务过程、服务成效往往缺乏管理、监督和制约，对其服务效果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有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动机不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常会出现降低服务质量等问题，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但实施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甚至有的项目偏离了公共文化的公益属性。

（四）社会力量自身建设薄弱

当前，相当部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机构多是小微企业，规模较小，有的甚至是皮包公司，拿到项目后再进行转包，其自身建设薄弱、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流动性较大，难以持之以恒参与公共文化供给。[7]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公共文化建设资金有限，就文化馆来讲，社会力量能够参与的服务项目资金额度较小，也导致专业能力强、资金雄厚的社会机构参与服务的意愿不够强烈。

四、结语

总的来看，近年来在国家法律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各地文化馆对社会群众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积累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成熟经验。但受传统思维模式、体制机制、运营模式、资金投入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文化馆的社会化发展进程仍然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下一步，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各地文化馆应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把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社会化发展进程，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