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杭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期的历史高度上，总结性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进一步阐释了在国家治理和制度顶层设计层面要坚持和巩固以及完善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逐渐凝聚而成的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精神资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中积累的宝贵政治资源和治国经验。

一、国家治理与文化的交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作为一切事物发展的本源，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国家治理更离不开物质的本源，否则治理只能是空中楼阁。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产物，也是物质在现实层面的精神反映。黑格尔认为，国家就是集伦理精神和伦理秩序的产物，它不仅是公权力的载体，而且是伦理的实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基于文化维度的有效运转模式，且离不开文化的教化和引导。因此，把握国家治理和文化之间的理论关系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一)物质性文化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力量

物质性文化区别于物质文化，它所论述的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商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产品，强调的是文化创造之时所蕴含的物质属性，具体表现在生产关系的演进上并具有一定阶级的意志。物质性文化虽表现在外在实用性上但却需要内在精神把握和调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本质要求，把握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纽带，明确国家治理的基础在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枢纽在于符合人民的立场。

把握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就能发掘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演进的基因密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模式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国内生产关系趋于模式化，生产关系高度集中且依靠社会供需要求来进行物质生产。受传统政治文化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此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为高度集权的政党国家体制，具体表现在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力，对市场和社会有绝对的干预和控制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这种国家体制利用国家意志和政党组织使社会整体性高度整合，使社会资源统一集中利用，促进工业化发展，满足了当时对落后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但是，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发展，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致使公权力滥用、腐败、专断问题频发。经济方面，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再加上对苏联发展模式的套用，对面对复杂形势的处理能力、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要改变此等状况以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要对经济模式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引入，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随之而来的是治理模式的推进，更加注重维护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生产关系的运行稳定。进入新时代，生产矛盾的转化促使经济发展重心倾斜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不断加速，国家治理体系要与社会全方位发展相适应才能使国家机器稳健运转，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化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升华。

(二)文治是国家“软治理”的精神内核

文治是指在国家治理和建设中重视和发挥文化的作用和功能，即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精神文化的灵魂与国家治理体系相统一，是物质实践活动的方向旨归。毛泽东同志强调：“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1]明确了精神作为人的主观意识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性功能，核心价值观则是公民精神面貌的具体表现形式。国家是人之国家，社会是人之社会，而人是价值诉求的表达体，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无不体现着价值的引领、凝聚和鼓舞。文化治理，也被称之为“软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软治理”并不是价值观念的直接灌输或者意识形态的教化，而是基于人民精神文化的优良传统所形成的无形力量，更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

没有价值体系支撑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没有灵魂的。价值体系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方向和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中国治理背景下，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国民精神共识建构的双重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质，引导和支配着其他社会价值诉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文化治理手段通过对人心灵或精神的影响充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调节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一种自发性的信念和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最终达到社会的自治效能。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

国家治理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体系之上的。一个有效国家治理理念的形成要遵循先进文化作为价值导向，需要铸造文化的根。在先进文化伦理之根上生长出来的国家治理理念又对文化伦理有一定的制约作用。[3]国家治理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自身治理体系，在与社会相适应的同时使文化价值取向朝着国家治理的方向不断融合。两者是辩证统一、相互修正和发展的结果。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因素不是孤立的发生作用，而是在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因此，国家治理与文化价值取向也是相互融合发展、相互促进的。国家治理理念与文化价值取向随着社会实践发展的成果而不断变化，有时国家治理体系升级促使价值观念产生变化，有时是价值观念的变化带动了落后治理手段的变化发展。

首先，体现在国家治理理念与精神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解放战争洗礼的新中国主要的治理理念，即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促进各行业生产。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国家治理理念是为促进发展和大力解放生产力服务的。步入新世纪，过度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导致国家发展多方面失衡，造成生态环境逐渐恶化。面对新的严峻形势，我国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治理理念作为国家发展方向的价值引领，使国家治理体系开启新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理念，这不仅是对发展规律的全方位把握，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全新认识和现代化升级。在实践中拓展认知，在认知中创造价值，在价值中塑造治理理念。国家治理理念的时代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历史逻辑轨迹相吻合，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与文化价值观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

其次，国家治理理念与文化价值观互相制约体现出国家治理的科学性。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一方面，国家治理理念和文化价值取向都要受到物质基础的制约。从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国家治理理念和文化的进步都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直观反映。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在不断变化，这就对国家治理体系和价值观塑造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文化价值观在表达实践过程中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国家治理理念科学性、公正性、适应性的检验手段之一。同时，国家治理理念也是文化价值取向的灯塔，无论是在国家层面或个人层面价值观念总是要与国家治理理念相适应。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凸显“四个意识”，为文化价值取向匡正道路，把握好国家治理的大局。所以，全面地看待两者相互辩证统一的关系才能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修正和完善，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制度优势。

二、以文化自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渊源

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坚持文化自信的根基和底气。古往今来，国家的运转与文化发展不可分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多层次维度，汲取各方所长，形成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理论和方式。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铸魂精华。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中的中流砥柱，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引擎和方向引领。中华文明作为唯一不曾断代的古四大文明之一，在经历沧桑的历史演进和残酷的革命战争后仍能兴盛于世界东方，归因于中华文化的韧性与活力。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华文化也在与时俱进，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相融相生，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古代中国历史朝代更迭，国家治理方针的变革必定凸显思想文化所凝练的印记，从而带来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纵横交错，法家作为研究国家治理思想的学派之一提出，“富国强兵，遵法治国”的思想，弱秦变法历时二十余载终成气候，终使秦国一统天下。“仁政”思想作为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延伸，体现出儒家思想秉承“以人为本”的治国施政理念。西汉初年，当政者常以亡秦未戒，主张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作为道家治国理念，倡导一切发展都要遵循客观规律，强调合理干预、和谐共存的施政方略，这样就能无所不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背后，是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智慧的提炼，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以及中国共产党高超治国智慧的双重体现。

其次，科学性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和理论依据，把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双向互动的机理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分析了社会发展运行模式，通过剖析由经济建构、制度模式和社会价值观构建等组成的国家运转机理，阐释了经济结构与上层文化构建的双向辩证关系，使我们明确文化的发展不能与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完全割裂，必须要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文化价值取向。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周恩来同志在1952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经济建设的高潮就要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 ，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6]文化要实现繁荣发展就要有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作为支撑，这样才能形成双向互补，使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为坚持文化自信提供物质力量。

最后，人民性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体现在群众史观这一唯物史观之中。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价值。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系统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阐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并赋予它中国智慧，形成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群众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赋予了中国特色。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文化进步的源泉，人民群众是保存国家和民族意志的社会基础。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直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开阔新视野、新境界，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的需要。

三、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文化挑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复合型架构提升，它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在治理体系的构建中，文化是引导完善治理体系不断升级改进的灯塔。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随着物质空间、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以及生产关系等向现代化方向的不断演进，再加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人民受到各种思潮、学说对价值观念的冲击。对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时刻警惕和防范，以文化自信打破文化壁垒，战胜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转型下的文化挑战。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和再造之困

中国古代的治理秩序是建立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上，其治理逻辑是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7]古代中国治理的中坚力量是传统文化下道德价值观念所构成的无形约束，并形成社会共同评判标准。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德服人，讲究仁义礼智信，追求慎独之道，对个人提出较高的道德要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从单一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转变不仅仅会使民众对事物或形势的认识和分析上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异，还会促使人们摆脱特定的价值生活准则，转而去追求个性化的体验和享受。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深深根植在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具体表现在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方面。 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更加强调自身的主体性价值，社会更加鼓励不同阶层的流动互动，这些因素都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各安其位、长幼有序的思想产生了冲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越发突出，它不仅仅打破了原有社会高度集体化的运行模式，而且对社会运行的逻辑加以适应并进行调整。社会结构和人民权利发生了重大变化，旧时代的宗族家庭式的社会约束模式逐渐瓦解。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实践也出现割裂。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民众身处“快时代”的漩涡之中，传统文化商业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信息流量飞速更迭的时代里，传统文化的推广不可避免的需要商业资本和市场化的运作，这就使得传统文化的商业化传播过程中产生工具与价值之间的矛盾。

(二)多元价值理念对形成价值共识的阻碍

“共识”在政治学中是指：“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8]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指多个主体对同一事物达成一致认识的概念。国家治理理念与文化价值观念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是通过交互作用来实现的，国家治理理念与文化价值取向在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价值理念也随着治理效能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不断变化。二者在相适应的状态下，相互补充促进，为国家治理提供精神动力。但是价值多元也使得国家治理的实践方式出现多元化，也可能使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出现退化。

价值多元化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反映出社会各个层面多样化的趋势，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之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价值多元化使得人们各求所需，之前曾因某种因素而达成的思想共识会被逐渐消散，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更多分歧和隔阂，也会降低社会共同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多元价值观带来的思维差异往往会引起激烈的争辩，使民众在问题解决不能达成共识，导致事件恶化或造成更加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多元文化在全球多极化浪潮的背景下，就需要处理好价值观中“多”与“一”之间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人们对精神层面需求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现有价值观的相互碰撞和融合需要对价值多元化的状态进行保持，而且还要给予一定价值空间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把握好主流核心价值观这个“一”，使各种价值观念能够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同时又能够与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并和谐共存，避免各种价值观朝极端方向发展，从而维持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稳定性。

(三)文明冲突融合下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动摇

传统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形成了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它常以礼仪规范、道德常识、生活方式等为外在表现形式。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中强调，二战后各国之间的博弈不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而是各民族文明之间的认同和观念的矛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以及更加密切地与世界相融合，人民在精神生活领域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空间，这就使得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有所松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难以巩固。

从历史层面来看，现代西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诞生于西方商业文明发展浪潮之中。资本主义追求利益至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和征服性统治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和谐共生理念以及道德准则是相互抵触的。从现实层面来看，现代生活中充斥着大量西方现代的大众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和生存空间。在现代生活中，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逐渐被西方文化节日所冲击，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式英雄主义、西方的民主价值理念等都对现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念进行无形地干预，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随之带来自由、民族、人权等价值理念不单单存在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律法等宏观层面，也通过影视传播、潮流文化、宗教信仰等“软方式”进行微观影响。长此以往西方价值观就营造了一种“普适”的假象，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例如，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强调家族团体以及长幼有序的理念，这与西方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精神独立、思想解放等相互交锋。在现代生活中，尤其是青年一代对西方生活方式狂热追捧，使得传统文化仅仅成为一种宣传性的象征，与民众普通生活相脱节，失去了精神和行为指导作用。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性地位受到挑战，指导作用在被无形削弱。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文化是国家治理思维的内核，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可靠的思想认同基础。虽然国家治理体系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司法体系和经济运行模式的宏观层面，但是以文化为依托的精神世界是治理体系的灵魂，也是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步。这些方面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域,其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整体性,只有凭借文化的贯通整合机制才能达到。[9]

(一)传播正能量，引领社会意识形态导向

国家治理理想模式不单单是完备的制度设计和法治体系，更重要的是激发公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文化自觉与行为自觉。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反映的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体现的是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文化以优秀的文学、影视、艺术等形式教育和引导民众，充分发挥其凝聚特性，将公民价值观念和共识汇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提升民众对国家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使其更加自觉地融入国家治理的体系之中。国家治理中政治认同的核心即是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来凝聚各个社会阶层的共识，以此来打造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文化。政治认同作为国家善治的要素之一，需要以民族精神和文化构建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枢和基础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稳定政治制度的作用，为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内在动力。文化作为引领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根源，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文化决定着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前进方向，而打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关键就是建立稳定、先进的文化话语权。只有不断强化对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才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文化自信作为四个自信中的价值引领和目标归旨，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根本体现。如今处在新时代的历史发展潮流之中，面临各种错误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交锋，只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引领我们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指引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也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使国家治理模式合民心、顺民意，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从根源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而抵御各种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潮的侵袭。

(二)凝聚精神力量，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认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民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0]价值反映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潜在的，只有在与主体的关系当中才能显现出来。一种对象、客体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对主体就是有用的、有价值的，所以可以把价值理解为客体对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价值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成员个体对生活状况的评价，成为行为模式的内在动力。价值体系根植于文化之中，是凝聚人民共识的支撑点和立足点。用价值观作为文化渲染的主体，把个人价值提升到与社会价值相融合的位置达到个人与社会一体化的运行模式，使社会治理具备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是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上的改革，更要建立在民众高度的政治认同之上。而政治认同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人们在社会中受政治文化影响，把自己当作某一政治团体或阶级的成员或者某一政治理念的追求者，从而自发地影响和约束自身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念。法国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说:“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11]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公民和社会的价值观念及公共秩序的塑造和培育来约束公民行为，实施社会治理。依靠文化对民众内心强大的塑造力，打造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价值理念，使公民具有成熟的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并积极推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从而使得国家治理模式得到民众的拥护，使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人民性。

(三)培育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走向善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与这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相互融入、交织的，而且需要同时代潮流和社会前进方向相契合。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政党、国家对自身根本利益和要求的自我认识和集中表达，决定着国家的发展走向。而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当代反映和本质体现，起着统一民众思想和行为的功能。如今，人民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日益明显，发展的失衡、财富收入的差距、外来文化的冲击都使得凝聚社会共识、塑造价值观念变得尤为迫切。要消除社会分歧、弥补发展裂痕必须依靠核心价值理念的强大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每个公民基本权利，通过弘扬正能量来引导人民的理想信念、塑造人民的价值观念、规范人民日常行为。

善治作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并倡导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且突出还政于民的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断突出和提升公民的地位和作用，而价值观的塑造就是要抓住人这个决定性因素，对人进行思想建设，打造灵魂工程，推动社会从善治走向善政，使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的步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精准导航，确立国家的价值目标，勾勒出社会的共同理想，符合全体公民的精神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的强大驱动内核与智力支持是实现善治推动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四)加强文化育人，以“德治”促进“法治”治理效能

任何国家不可能采取纯粹的法治，也不可能采用纯粹的人治，还应借助德治等辅助手段使得国家治理模式高效多元化。道德和法律所代表的自律和他律是社会持续繁荣稳定的双驾马车，两者只有紧密结合并相互促进才能发挥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法治作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社会治理的最基本方式，发挥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安天下，德润民心。道德治理和法律治理作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且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组合拳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是法治的原则和底线，法治是道德的屏障和体现。法律治理具有的历史继承性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智慧结晶。无论在哪种社会历史境况下，完全割裂文化和道德的法律治理体系都是难以实现且不得人心的。德治所提倡的是以文化自觉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使民众自觉地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行为规范之中。德治不仅为法治提供了最基本的伦理价值底线，也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和精神动力。道德治理通过制度文化将道德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社会，使现实中道德的力量得到强化并形成一定的社会规则，再运用法治手段对行为准则进行规范和底线限定，用法律武器对其进行无形威慑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在法治制度建设中融入道德要求道德关怀，这样才能使得法治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律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从而成为内容有深度、覆盖有广度、实施有温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