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倩 闫春旭 李 倩 武文婧 史宝欣

安宁疗护(hospice care)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由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和志愿者通过为终末期患者及家属提供躯体、心理和精神的全面照护以满足其需求的服务，安宁疗护的目的是帮助终末期患者平静、舒适、有尊严地离世[1]。志愿者(volunteer)是自愿进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名利的活动者,具体指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不获取报酬，奉献个人时间和助人为乐行动的人。安宁疗护志愿者作为安宁疗护服务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经过培训后通过专业的技巧与方法为终末期患者和家属提供服务与关怀[2]，在实现有效且高效的安宁疗护服务、提供高质量的护理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志愿服务动机是由目标引导、激发个体参与并维持志愿行为的心理过程[4]，即志愿动机作用于内在，向外则体现为志愿行为。

随着安宁疗护志愿者群体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安宁疗护志愿者志愿服务退出率较高。Amenta[5]研究表明有43%的志愿者在开始活动一年后退出了志愿服务计划。后续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开始安宁疗护服务4个月～6个月后，志愿者的退出率为28%和17%[6-7]。如果安宁疗护的志愿行为无法持续、安宁疗护项目中断，安宁疗护服务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各组织成本也随之增加。研究显示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有多种动机，如果他们的动机没有得到满足，志愿者们或将停止提供志愿服务[8]。因此，探索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对帮助其实现志愿服务的目标、增强志愿者对志愿服务的满意度，进而提升安宁疗护的质量和水平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1 国外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研究现状

1.1 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国外对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研究开始起步。1984年，美国学者Kearney等[9]在安宁疗护志愿者申请表上询问被试者“你为什么想成为安宁疗护志愿者”，结果显示 “帮助他人、为需要的人提供服务”是最容易被提及的加入动机。1987年，Seibold等[10]在156名安宁疗护志愿者的研究中发现，81.5%的志愿者认为“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最重要的志愿服务动机。1988年，Patchner等[11]在68名安宁疗护志愿者的调查中发现，44%的志愿者认为“为他人服务”是他们成为安宁疗护志愿者的首要动机。1993年，Field等[12]在对英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一项调查中，询问被试者成为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原因，结果显示志愿者给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帮助别人”，其次“拥有空闲时间”也是一大重要原因。由此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多通过直接询问被试者开放性的问题或自行编制调查表来获取志愿者参与动机。多项研究显示帮助别人是安宁疗护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最主要的动机。该阶段研究主要对志愿者的动机进行展示和罗列，鲜有对动机类别或维度的提炼和总结。此外，该阶段研究表明在实践中安宁疗护志愿组织选择志愿者与选择带薪员工同样具有挑战，志愿组织核查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一方面能够提高招募效率，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志愿者的组织承诺，利于组织对志愿者后续的培训与支持[9]。

1.2 规范发展阶段

21世纪以来，随着安宁疗护的大规模开展，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研究也逐渐增多。2004年，加拿大学者Claxton-Oldfield等[13]通过对15名安宁疗护志愿者的访谈，总结了22种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并由此开发了姑息照护志愿服务清单(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palliative care voluntarism，IMPCV)，应用后分析得出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四个动机类别：利他主义、休闲、公民责任和个人利益。此后，研究者对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从起步阶段的简单罗列转向归类总结、划分类别。

2009年美国学者Planalp等[14]为给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协调员招募和保留志愿者提供参考，利用志愿者功能清单(volunteer functions inventory，VFI)对351名美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进行梳理，结果显示，促使他们参与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动机包括帮助他人、提升自身、完善社会关系和追求职业目标，其中帮助他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机。在年龄层面，年轻的志愿者呈现出更强的职业动机，退休和失业的志愿者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动机。原因可能是年轻志愿者更容易受到未来目标的驱动，而年龄较大的志愿者更倾向于回馈社会。正如该研究的目的，对安宁疗护志愿者的调查可能对组织者在招募、保留和支持志愿者方面的工作有所帮助。具体来说，研究结果支持将吸引志愿者应招的信息集中于助人方面，招聘策略可能会着眼于帮助年轻的志愿者寻求医疗保健行业的就业机会，或为退休或失业的志愿者提供社交机会。这也说明研究动机、招聘策略和志愿者流失率之间的联系将具有较大意义。此外，选用成熟的工具对志愿者动机进行衡量以及对年龄层面的分析也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2011年，Claxton-Oldfield等[15]开发了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量表(inventory of motivations for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volunteerism，IMHPCV)，应用于加拿大的141名安宁疗护志愿者，研究结果提炼出利他主义、休闲、公民责任、个人利益和自我促进五种动机类别，其中利他主义是影响安宁疗护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最重要的动机，而个人利益影响程度最小，与该学者团队在2013年用同样工具对英国162名安宁疗护志愿者调查的结果一致[16]。Claxton-Oldfield等[15]对英国安宁疗护志愿者调查结果还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利他动机能够预测志愿服务的年限，利他动机得分越高，安宁疗护志愿服务时间越长(P=0.009)。2018年，德国学者Stelzer等[17]对IMHPCV进行跨文化调试，并在726名安宁疗护志愿者中进行应用，结果与加拿大和英国的结果一致，利他主义是成为安宁疗护志愿者最大的动机。他们还进行了志愿者性别差异的比较，发现在休闲、自我促进、公民责任方面的动机得分男性高于女性。公民责任的得分可能反映了男性的政治责任和参与公共部门的意愿更大，休闲和自我提升动机的得分差异，可能源于女性照顾家庭和抚养后代的负担更重，而男性在工作之余或退休后，维持社会参与的精力相对充足、意愿更加强烈。由此，该阶段开始利用成熟的工具对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进行测量，经过因子分析提炼出动机的类别，并在年龄、性别等社会学因素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研究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1.3 成熟阶段

随着动机测量工具的开发和应用，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研究不断深入。各国学者开始比较不同国家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差异。2016年，德国学者Stelzer等[18]在研究中比较了德国和美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服务动机，发现两者的动机相似，包括帮助他人、寻求新的学习经历、社会交往和个人成长，其中在价值观动机、自我发展动机和社会影响力动机上美国安宁疗护志愿者得分高于德国，这可能与德美两国不同的福利制度有关，美国缺乏良好的卫生部门和医疗保险体系，因此为弥合这种社会失衡，美国公民的利他动机更加强烈。而美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职业动机得分低于德国志愿者可能与美国的舆论和媒体中存在更强的社会规范有关，美国要求卫生部门志愿服务替代公共卫生保健，因此，美国志愿者受到的激励更强烈，参与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职业动机就相对较少。随后在2020年，韩国学者对 93名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进行调查，并与加拿大[15]和英国[16]的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三国志愿者都在利他主义动机上得分最高，而韩国志愿者自我促进的得分较另外两国高，这可能与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关[8]。韩国安宁疗护志愿者更加渴望提高自己的形象，并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其次，研究者首次对韩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服务持续性进行预测，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利他主义能够影响韩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期限。当安宁疗护志愿者帮助别人的利他动机越高时，志愿服务的满意度就越高，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持续性就越好，提醒研究者有必要建立研究模型，探索志愿者动机、满意度和志愿服务行为的关系，为安宁疗护志愿组织提高志愿者满意度、继续志愿服务行为提供依据。随后，Loth等[19]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志愿者的角色任务有很大不同，有必要对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志愿者动机进行调查，完善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研究数据。因此该学者调查了乌干达地区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结果与前人[15-16]的研究一致，利他主义是对志愿者影响最大的动机。而不同的是，非洲地区的安宁疗护志愿者有关职业发展的个人收益动机得分较高，可能与被试者年龄较小、有职业需求有关，同时非洲地区的低收入环境也促使安宁疗护志愿者亦有可能为获得潜在的收入来源参与志愿服务工作。东西方环境下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研究结果的差异突出了不同社会环境对志愿者动机的影响，显示出在我国进行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调查的必要性，提醒研究者扩大安宁疗护志愿者的纳入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安宁疗护志愿组织提供参考。

除国家间比较以外，研究者开始在动机的调查中增加其他影响因素。2015年，Garbay等[20]研究了42名法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死亡焦虑和同情心，结果显示利他动机对志愿者的影响最大，而在与非安宁疗护志愿者和非志愿者人群的比较中，未发现人群间死亡焦虑的显著差异，这可能与死亡焦虑量表是衡量志愿者死亡焦虑水平，而非志愿者应对死亡的能力有关，因为Claxton-Oldfield等[21]发现在接受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培训之后，志愿者更有能力应对死亡。2016年，Nissim等[22]对加拿大安宁疗护志愿者服务动机、满意度和死亡恐惧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表明，安宁疗护志愿者志愿服务动机保持稳定，在开始及6个月后的随访显示最主要的服务动机都是利他动机。随访时，志愿服务满意度比开始时有显著提高，与Planalp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继续志愿服务的决定中，不断增长的满足感比最初的动机更为重要，安宁疗护志愿服务中的积极经历促进了志愿者的继续服务，这一结论也与韩国[8]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而随访时死亡的恐惧比开始时有明显降低，表明在安宁疗护的志愿服务中，志愿者的培训和与患者及家属的接触经验能够提高自身对死亡相关的自我效能感，如应对死亡焦虑的能力[22]。综上，在此阶段，对安宁疗护志愿者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成熟，开始了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和时间线的纵向研究，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各个国家对安宁疗护志愿者的探索达成了部分共识。此外，前瞻性的研究提示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会随着时间或其他条件而改变，志愿者参与安宁疗护的起始动机可能与持续服务的动机存在差异，研究志愿者动机的动态变化更有利于满足其不同阶段的动机需要，从而提升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持续性。

2 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理论模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并先后提出了双因素和三因素模型、线性模型、多因素模型三种主要理论模型。

2.1 双因素和三因素模型

1975年，Smith[24]建立了双因素模型，将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归纳为利他和利己两类，他认为志愿服务动机领域的研究将源于对利他和利己动机的双重考量。同年，Frisch等[25]在455名红十字会志愿者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且发现年轻志愿者的利他动机弱于年长志愿者，原因可能是青年时期的个体更趋向于基本需求，自我实现和回馈等需求在年长者中更为强烈。在此之前学者在将利他和利己动机视为两个独立变量还是一个连续变量之间徘徊，该研究清晰地证明了两者是独立的概念，进一步验证了志愿服务动机的双因素模型。

1987年，Fitch[26]通过调查参与社区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提出了志愿者动机的三因素模型，在常见的利己和利他动机中加入了社会责任动机。1989年，Morrow-Howell等[27]在83名老年志愿者的研究中提出并验证了利他、利己和社会动机三种动机的假设，研究者发现老年志愿者的动机主要集中于利他和社交两方面，因为老年人较少需要个人收益的经验来促进职业发展，假设的动机三因素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老年志愿者。由此，受试人群的差异造成了该阶段研究的局限性，提示后续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减少由于人群特征差异带来的偏倚。

2.2 线性模型

1991年，Cnaan等[28]认为前人对志愿服务动机的研究较为局限，没有通过因子分析结果来划分动机类别，因此，在362名参与志愿服务的人群研究中归纳出28种志愿动机，并且编制了志愿服务动机问卷，其研究发现，通过严格统计分析获得的动机类别不同于以往普遍认可的双因素或三因素模型，志愿者利他、利己等不同动机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重叠的，即志愿者本身并不区分动机的类别，志愿者的行为不是出于单一动机或一类动机，而是出于动机的结合，这些动机总体上可被描述为“有益的经历”，即志愿者的付出能够获得回报或满足感，以此构建了利他-利己线性模型。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人研究的局限性，选用了大样本和多个年龄层面的数据，提供了与双因素和三因素模型不同的研究思路，且要求已证实的志愿者动机模型要在不同类型志愿者中进行广泛实践与应用。同时，理论模型的进步与发展也促使研究者发展志愿服务成为独立的学科和概念。

2.3 多因素模型

1998年，C1ary等[4]基于功能理论，从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想要实现和满足的需求反推志愿者参与动机，强调了动机在志愿行为中的作用，提出了价值、理解、社会、职业、保护、增强六种功能动机，并基于此功能性动机理论编制了VFI，该量表信效度良好，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志愿者动机等测量工具。研究者认为多因素模型和功能理论能够实际应用于提升志愿者的持续性上，当志愿者在组织中担任与自己动机相匹配的角色，能使他们的志愿服务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和乐趣，就有更大的可能性继续参与志愿服务，即根据动机合理分配任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志愿者的作用，降低志愿者流失率、提升志愿服务效率。多因素模型的提出使得志愿服务动机的分类更加全面和精准，并关注理论模型在实践中的应用，增强了其参考价值。

3 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测量工具

目前，国外对于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测量主要是通过问卷法，其中较为成熟的工具有两种。

3.1 志愿者功能清单

VFI问卷包含价值观表达动机、学习动机、社会交往动机、职业发展动机、自我保护动机、自我发展动机6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5个条目，共30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 7级计分，按照条目所显示的动机对自己参与志愿行为的影响程度打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同意”。计算每个分问卷的得分，分数越高，表示该志愿动机越强烈。各分问卷的Cronbach's α为0.69～0.92，重测信度0.56～0.73[4]。该问卷具有普适性，适用于测量社会各领域各类型的志愿者动机，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志愿者动机测量工具。Planalp等[14]利用该问卷对美国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进行了调查，为志愿者组织提供了参考，安宁疗护志愿组织可以利用VFI评估志愿者现存甚至潜在的动机，并以此信息战略性地推进志愿者感兴趣的活动，以此有效招募和保留志愿者。

3.2 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量表

2004年，加拿大学者Claxton-Oldfield 等[13]开发的IMPCV，通过调查分析显示有利他主义、休闲、公民责任和个人利益四个动机类别，但IMPCV的分量表内在一致性不理想，利他主义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仅为0.47，该量表未能广泛应用和推广，因此其有效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随后在2011年，Claxton-Oldfield在IMPCV的基础上开发了IMHPCV。IMHPCV由25个条目组成，涵盖了利他主义、公民责任、自我促进、休闲和个人利益五个维度(动机类别)。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选项从“1分=完全不影响我”到“5分=对我产生很大影响”。计算每个维度的得分，分数越高，表示该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动机越强烈。将IMHPCV应用于141名安宁疗护志愿者显示，因子分析与量表结构拟合，总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呈现出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各维度Cronbach's α在0.67～0.85，内在一致性良好[15]。目前该量表已在加拿大、英国[16]、德国[18]、法国[20]、韩国[8]、乌干达[19]等国家进行了验证与应用，量表条目适中，方便填写，弥补了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测量工具的空白，成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自我报告量表。

4 结语

综上，通过对国外研究的分析，梳理了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测量工具，并比较了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的前瞻性研究，为招募、管理和保留安宁疗护志愿者提供了重要的数据参考，也为我国安宁疗护志愿服务动机的研究提供了方向。基于国外研究现状，我国未来的研究应引进和开发适用于安宁疗护志愿者动机的测量工具，关注人口特征带来的动机差异和原因，分析动机、行为的关系及其中介影响因素，为医疗机构和志愿组织提供了解安宁疗护志愿者的动机和满足动机需求的参考，为我国安宁疗护志愿者的招募管理和保留提供依据，进一步提高我国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