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涛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乡试，作为科考重地的顺天、江南同发科场大案，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乡试考官的违规现象也被接连披露。笔者以顺天、江南两地乡试舞弊案作为考察的重点，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科场案》一章中，对顺天、江南、河南科场案件中的细节问题逐一做了考证，因此，关于科场案的具体过程也就不再赘述了。此次行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力图从宏观的角度，把科场案放在当时的朝局中进行考量。为此，本文将从“科场案背后的权力倾轧”“顺治帝的处理方式及其原因”“科场案对清朝士人心态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科场案背后的权力倾轧

北闱科场案的发端，据《实录》记载，“先是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参奏，乡会大典，慎选考官，无非欲矢公矢慎，登进真才。北闱榜放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臣闻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此辈弁髦国法，亵视名器，通同贿卖，愍不畏死。伏乞皇上大集群臣，公同会讯。则奸弊出而国法伸矣”[1]。《丁酉北闱大狱纪略》（以下简称《纪略》）中则提到了“南北党”的问题，“讵知溥受山左诸大老意旨，久衔考官，又为孙珀龄所咻，不无垂涎于分考，分考不应，早已欲甘心诸人，奈南党诸老，各遂所私，极力禁散，故溥尚尔观望”[2]。顺治朝汉官团体可大致分为“南党”“北党”两个阵营，“南党”“北党”不能简单地通过官员的籍贯来断定，按照郑克晟先生的解释，“政治和经济利益”才是区分的根本因素，“明代亡于党争的恶果，岂止于‘甲申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