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平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9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后更名为甄，字铸万，号圃亭，达州人（今四川省达州市人），是明末清初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和同时期其他几位重要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非常相似，都在高度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深入钻研兵学。在其代表作《潜书》中，唐甄称兵学为君子之学，是构成“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潜书》原名《衡书》[1]1083，其中“衡”有权衡之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宋代苏洵所撰兵书《权书》。与《权书》相比，唐著《潜书》涉及范围更广。唐甄自陈著述目标为“上观天道，下察人事”[2]263，但其重点关注的是政治和军事，对战争观、治军思想和用兵谋略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考察其中的论兵主张，则可见其主张仁义和诡道并重，体现出儒学与兵学进一步融合的特征。

一、全学观：“有意于兵”

在唐甄看来，兵学是君子之学，故而为君子所必知，且需要在平时有意于兵学：“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2]227在唐甄的心目中，君子更应该懂得“全学”，也即“全能之学”。这种“全学”，既包含儒家的仁义之学，也应包含兵家之学。他以“鼎”为喻，将儒家仁义之学拆分为二，与兵学鼎足而立：“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则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倾矣。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夫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2]227虽说他认定君子需懂得“全学”，才能像“鼎”那样三足而能立，但认为兵学的地位显然更为重要，因为“不知兵，则仁义无用”，甚至国家也会因此而亡。仁、义、兵这三者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既然如此，为政者应对“兵”有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充分认识其重要性，更不能轻言“去兵”：“兽之有角，不时触也；噬及无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时抟也；暴至无患，以手便也。国之有兵，不时刺也；敌至无患，以兵习也。”[2]227在这里，唐甄以兽为喻，指出了“兵”的重要性，指出“国之有兵”，正如“兽之有角”，是应对不时之需的必备之物。

由此可见，唐甄对于“兵”的重视，与传统兵家更为接近，他反对那些不习军旅之事和轻易主张“去兵”的儒者。在唐甄看来，“伐暴养民”是儒者的基本追求，也是为政者的施政目标。他指出：“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2]227由此出发，他对长期被视为圣人的孔子也敢于表达微辞：“若鲁用仲尼，有齐寇而不能御。”[2]227众所周知，卫灵公曾向孔子询问军旅之事，孔子不冷不热地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3]161唐甄指出，鲁国如果重用这样不学军旅之事的孔圣人的话，一旦遇到齐国进犯，就一定无力抵抗。在他看来，军旅之事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既然孔子缺少必备的兵学知识，鲁国重用他也便无法抵御“齐寇”。

唐甄也能辩证地看待儒家仁义之学和兵家之学的作用，认为他们二者其实可以实现互补：“仁义之事，日行而不离；兵之象，常伏而不见。伏则为天下祥，见则为天下殃，是故仁义可习也，兵无可习也。”[2]227也就是说，儒学用在平时，兵学用在战时。仁义之学可以时时学习和实践，兵学则没有这种机会，毕竟战争不会经常遇到。但是，这并不代表兵学为无用之学。恰恰相反，它是事关江山社稷的重要学问，也是君子之急务。

既然兵学是如此重要的学问，就必须认真研习，而且，因为平时“无可习”，则更需注意研习方法。在唐甄看来，即便是身处军阵之中，如果不懂研习方法，仍然还会不知兵，所以有“天下有老于军中、拥众百万，而不知兵者矣”。如果懂得研习之法，也会有“朝废诗书、夕入帷幄，貌若农夫、口不能言，一计而斩大将、再计而破敌国者矣”[2]228。之所以出现这两种不同情况，在唐甄看来，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暗”与“明”的区别，主要看是“明于兵”还是“暗于兵”：“暗于兵者，虽习犹不习也；明于兵者，虽不习犹习也。”[2]228只有“明于兵”，才能懂得军旅之事的重要性，才能懂得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兵学，从而将自己锻造成为“全学”之人。唐甄指出：“兵之为道也，亦无乎不有：圣人之言有之，传记有之，时势有之，盗窃之形有之，德怨有之，喜怒有之，所历山川、所过城邑有之。无意于兵，干戈弓矢非兵；有意于兵，耳目闻见皆兵，而何不可学之有！”[2]228在唐甄看来，如果留意于兵，做个有心人，就可以发现生活中其实充满了为兵之道：可以从圣人之言中学习，可以从传记作品中学习，可以通过时势变化学习，甚至也可以从小偷的盗窃之术中感悟兵学。

为了学好兵学，唐甄主张破除“三蔽”。所谓“三蔽”，首先是蔽于仁义，其次是蔽于鬼神，再次是蔽于保身。

首先来看“蔽于仁义”。当战争发生之后，一面是身为大将，领兵作战，御敌杀将；一面是“仁义之声充于四海”，打着孔子和颜回仁义学说的旗帜反对战争。这中间究竟如何取舍，确实是难事。唐甄主张，此时应该果断破除那些“貌孔颜而追屈宋”的仁义之弊。因为战争毕竟是“相贤君、辅少主、致太平，百姓安宁，风俗敦厚”[2]228的行为，所以需要正确对待，充分肯定战争行为所起到的作用。

再看“蔽于鬼神”。这其实是将战争问题陷入不可知论。唐甄借武安君“兵者自然之理，何神之有”一语，对其加以严厉批驳。唐甄指出，战争从来都是遵循自然之理，不可能侥幸取胜。这正像是乡里之间的少年搏斗，依靠的是智力和勇力。他们之间的胜负，旁观者都可以清楚看到。当两军相遇之时，声动天地，白日无光，飞鸟不过，而且一瞬之间，山崩川溃，血流尸横，导致人们“心慑虑昏，若有鬼神，而不敢轻言兵”[2]229，但这并不表明战争是由鬼神主导。唐甄指出：“彼以十万之众来，我以十万之众往，众相如也；彼怯我勇，则勇者胜；勇相如也，彼实我诈，则诈者胜；诈相如也，彼诈而我知之，我诈而彼不知，则知者胜；知相如也，彼知而发之疑，我知而发之决，则决者胜；决相如也，彼决而攻不善，我决而攻善，则善者胜。若自料不如，未见可胜，则固守封疆，俟衅而动，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2]229由此可知，唐甄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包括两军将帅的指挥、士气、计谋等等，但这些因素都属于自然之理，而非鬼神之助。

最后看“蔽于保身”。在唐甄看来，战争必然要面临生与死，但需要对这种生死辩证看待，战争会造成死伤，却也会由此而保护其他人的生命，所以说：“兵，死门也，实天下之生门也。”[2]229如果对生死问题无法领悟透彻，那一定不是善于用兵之将。唐甄指出，将帅其实担负着“保天下”的重任，如果无法参透生死，看不到战争是牺牲部分人的生命而保全天下的行为，就一定无法完成如此重任。他说：“请试思之：受命为将，寄河山于纛下，决兴亡于一战，存宗庙于呼吸之间，其任重矣，其机危矣，不能保一身，何以保天下哉！若势不可为，穷居不许身，临事不受命矣，无死道也。”[2]229在这段话中，唐甄对于战争行为所造成的牺牲有充分认识，但仍然强调牺牲的必要性，较为辩证地点出了“保一身”与“保天下”的关系。

唐甄敢于破除“三蔽”，敢于对那些空谈性命而耻言兵事以及将兵学与神学混为一谈等错误观点提出批驳，目的是鼓励人们努力研习兵学，将研究兵学、讨论兵学、探知兵学原理等，都视为份内之事认真对待。他不仅肯定兵事为“国之大事”，也同时肯定了智勇双全的将帅，并极力反对那些空谈心性、崇尚鬼神的危险论调。基于“全学”的认识，唐甄反对历史上文武分途的做法，主张将文事与武备合为一体，从整体上进行打量。他指出，这其实是古代长期存在的传统：“古之君臣，虽任不求备，才鲜兼长，然而无事则修政教，有事则为将帅，非二事也。”[2]230当世衰学敝之时，那些自作聪明之士刻苦研习文辞，并以之为大雅之事。他们不仅视兵为“凶器”，而且耻于言兵，故作清高地认为兵学“非仁人之道”，将其完全推给了武夫[2]230。而这些武夫，有的将杀人劫室作为能事，无法担负重任：“一旦得志而为将，杀无辜、虏妇女、掠宝货，纵之则毒人，禁之则拥兵不臣，虽有拔城略地之功，而兵祸不解，常少宁日。”[2]230所以，秦代以后，不少战争都片面追求更多地杀人，世人论将，也都片面尚力。如果派出儒生御敌，就会被当成以卵投石，但这些都是因为“未明乎用兵之道”[2]230。战争一定不只是斗力：“夫斗力者，如两虎相搏，生死未知。”[2]230唐甄指出，战争固然需要斗力，但更需要依靠计谋：“夫兵以力胜，力以谋胜，谋以德胜，非学不可。”[2]231战阵之中需要勇力，需要依靠这些人，使之登城，使之冲阵，使之先犯，使之间出，但这并非大将之职能。身为大将，必须要学习兵学，精于谋略，“不学，则为秦项之兵”[2]231。不只是为将者需要学习军旅之事，作为儒者，也应有意于兵，将知兵和用兵视为己任，这才能是有功于民的贤者。

二、战争观：“仁胜天下”

如果说积极主张“有意于兵”，是对传统儒家思想多少存有叛逆精神的话，那么唐甄“仁胜天下”的主张，则是基本延续了传统儒家的观点。虽说唐甄积极反对“蔽于仁义”，主张给予“兵事”以足够重视，但他也看到了仁义在战争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作为儒者，唐甄非常认同孟子等大儒“爱民”的主张，认为执政者首先应想到的是“为民”。为此，他明确指出：“贵人者，万民之望也。”[2]141唐甄视民为国本，强调执政为民，并强调无民则政不立、国不存，所以为政者理应以民为本。

通过对战争史的深入考察，唐甄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如果出发点是“生民”或“救民”，是为民除害，就必然得到民心拥护，也会就此而左右战争结果。桀纣之所以会失败，就在于失掉了民心，尧舜、汤武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在于得到了民心。唐甄指出：“人皆有心，心皆具仁义礼智。仁义礼智，犹匠之有斧刀绳尺也。”[2]75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进一步指出了仁义的作用：“天下之人不齐，其为变也亦万有不一，岂有仁之所不能养、义之所不能服、礼之所不能裁、智之所不能达者哉！大者如是，小虽不及，亦必有成。器之不成，非斧刀绳尺之不利也，操之不习也；功之不成，非仁义礼智之无用也，学之不至也。”[2]76在唐甄看来，虽说天下人心难齐，但仍可以依靠仁义之道来服人。即便不成功，也不能说明“仁义礼智之无用”，而是没能对仁义之道有真正领悟。

唐甄之所以重视仁义在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因为他相信孟子“仁者无敌于天下”等观点。唐甄指出，战争的目标是“止杀”，即制止各种杀戮行为。因此，他更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通常而言，战争都会造成巨大伤害，所谓“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2]254，这自然会令人对其进行反思，从而更欢迎那些不嗜杀人者。唐甄指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贵不以易，不惟富贵不以易，圣人不以易，天道不以易。”[2]254从这一角度出发，那些通过覆军杀将和屠城掠夺等手段实现封侯的，等于是“食人之肉以为侯禄”，这是平常人都不忍做的。至于通过覆天下之军、屠天下之城，来实现“取天下”的，也是一种“食天下人之肉以为一人之养”的行为，君子同样不忍心为之。遗憾的是，自周秦以来至明清的战争，不少时候是以杀人多寡论胜负，完全违背了圣人之仁和苍天之仁。杀人过多，征伐不已，必将遭到天谴。

唐甄尊孟，非常认同孟子“仁者无敌”的观点，也非常赞同孟子的仁义之说，他说道：“天下莫强于仁，有行仁而无功者，未充乎仁之量也。水，能载舟者也。其不能载舟者，水浅也。仁能服人者也，其不能服人者，仁小也。仁之大者，无强不顺，无诈不附。谓仁胜天下，鄙人皆笑之。夫愚者见形，智者见心，礼揖不格刃，儒服不御矢，形也。刃不我刺，反为我操，矢不我伤，反为我发，心也。”[2]11孟子一贯主张行仁义，得民心，由此而争胜利，也由此而王天下。唐甄同样是将人心向背和民心得失视为战争胜利与否的根本条件。只有人心归附、万众一心，才可以战胜强敌。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从孟子的主张出发，唐甄不仅推崇仁义之师，还通过总结战争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强调了“德”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德者，乳也，兵者，药也，所以除疾保生也。”[2]248唐甄认为，只要认真考察战争史就不难看出，上古时期一切以民为本，执政者一切为民，统治者决定是否发起战争，都要始终以是否“生民”为依据，而不是以“杀民”为目标。如果因为发起战争而使得民生凋敝，人财两伤，就会立即失掉民心，战争也必将失败。所以说，军队的职能是保卫国家，是为了安定民众，保护生民。统治者堪称民之父母，其胸中始终怀有一颗慈悲之心。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唐甄呼吁建立“仁师”：“不明不仁，不可以为天下主。”[2]250

战争一定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伤害，给社会和生产带来重大的创伤，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古往今来人们的共识。唐甄也对此进行了总结：“夫兵有不动，动必伤人。不伤于己，亦伤于敌。凡用兵之地，拘牛豕，输粟麦，广樵牧，具楼橹，其费必空。凡用兵之地，耕废机废工废贾废市废，其养必竭。凡用兵之地，窜谷翳丛，暴日蒙霜，老羸僵涂，婴孩委莽，其伤必多。奚必刃矢！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一战之死已不可数，何况百战；一日之死已不可数，何况五年，何况十年！”[2]251唐甄指出，一场战争就会带来无数的死伤和难以估量的损失，何况是十战、百战；一日之间就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何况是五年和十年这样的长时间征战。在战争中，如果将帅不懂得推行仁义之道，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乱杀人，必定会造成更为惨痛的损失。依靠这种杀戮之法，并不能平定天下，反而会成为天下之害：“天下之害，莫大于将骄卒悍。将骄卒悍，杀人则勇，杀敌则怯；取宝货妇女则勇，取城郭军垒则怯。若然者，主不能用将，将不能用众，欲得其力，务厚其恩，乃适其所欲而恐或伤其意，此杀戮之不可法禁也。”[2]250在唐甄看来，这样只知胡乱杀人而不敢杀敌的军队只能算是一支残暴之师，最终必然会出现“主不能用将，将不能用众”的局面，在战场上也会缺少基本的战斗力。所以，用兵作战必须仰仗仁义之师。唐甄指出，这种仁义之师也会杀人，但只会杀那些必须杀的人，比如凶残的敌人等。“惟敌之强，势不并立，不得不杀；将卒之悍者，鞭杖不足，贯耳不足，不得不杀。”[2]250而且，仁义之师即便是杀人，也非常注意适可而止，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收手：“以仁人之于兵也，不欲久处。成功必速，罢兵必早，乃能救民。”[2]251正是从仁义学说出发，唐甄坚决反对那些穷兵黩武、杀人掠物的非正义战争，而是积极主张以战止战、以仁禁暴的正义战争。

三、治军理论：“自固之计”与“内外两权”

考察唐甄的治军理论，也可以看出他依违于兵家儒家之间的独到见解。在唐甄看来，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师是首要追求目标，为建成仁义之师，首先应考虑的是“自固之计”。这种“自固之计”的实现，必须先在“内外两权”上下功夫。唐甄指出：“兵有两权，内外是也。两得者兴，一得者亡。”[2]239为此，他又大量吸收和借鉴兵家的传统治军理论。由“自固”到“两权”，也是试图融合儒家与兵家的结果。

唐甄以力举数百斤的勇士为例，说明“自固”的重要性。由于能够力举数百斤，当勇士身处闹市时，市人成千上百聚集却没人敢与之较量，因此给人以无人能敌的感觉。但即便是这样的勇士，如果不能自养以致疾，那就会“三日疾则力衰，五日疾则不能行，十日疾则不能起坐”[2]239。到了这时候，即便是位弱女子，也可以扼住他的脖颈并杀死他。勇士其实还是当初那位勇士，并不是他不够勇敢了，而是因为勇士出现了“内虚”，也即缺少“自固之计”而导致虚弱无力了。还有一种人称为“厚养之士”。这类人一直非常注意节食，也始终保持节制欲望，远离女色。由于他平时注意养生之术，所以一直身无疾病，健康长寿。但是，当他离家远行时，不幸在半路遇到劫匪，由于“厚养之士”平时不注意训练，没有掌握必备的自卫能力，所以“力不如其强，器不如其利，与不如其众”，在面对盗匪时，便只能“俛首而就死”[2]239。之所以会出现“厚养”而无益的情况，就是因为“厚养”只能“保于内”而不能“强于外”。

由此可见，“内虚”与“厚养”都因为过于偏执而吃到苦头，这便说明做好“内外两权”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道理，唐甄继续举出李闯王和吴三桂起兵失败的例子。在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拥数十万之众，由大同而攻京师，势如破竹，却在其事既成之际一朝奔溃。吴三桂拥有众多宿将战卒，蓄积数十年，金钱与甲兵和京师相差无几，故发兵反叛之时，天下为之震动，但最终仍不免失败。对于这两个案例，唐甄从“内外两权”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夫李宼之兵，蚩尤之兵也，而无本根，以至于亡；吴宼之所处，霸王之资也，而昧于攻守之计，以至于亡。使去两短，兼用两长，岂易敌哉！欲见兵之长短以决成败，无明于此者矣。”[2]241通过这些例子，唐甄总结指出，“内外两权”都非常重要，都不可偏废。治理军队也是这个道理，必须要“熟察于二者之形”，进而做到内外兼顾：“熟察于二者之形，凡举事者，有必胜之兵，而不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计，而不能制胜，岂能幸存哉？同归于灭亡耳。”[2]240也就是说，只有注意“内外两权”，才能建成必胜之兵，并打败强敌。这内外两权互相依赖，互相补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两者并存共生，才能收到效果。一旦出现偏执的情况，便只有遭到失败。

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军，都需要统率千军万马，如何做好“内外两权”的“自固之计”，始终是一门大学问。在唐甄看来，重点是要抓住三个要素：地、食、法。他指出：“自固之计有三：地、食、法是也。”[2]241唐甄认为，一切政权的根本目标应为“富民”[4]，这显然也是出于“自固之计”的考量。

所谓“地”，最重要的是做到“因势之便而处，因民之宜而处，因粮之利而处，因敌之形而处”[2]241，必须要选择适当地点才能成就大业。这就像“龙有所止之渊、虎有所伏之穴”的道理一样，只有找对了合适的地点，才可以腾跃山谷，与百兽展开搏斗。

所谓“食”，就是要解决军队的吃饭问题。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唐甄看来，要想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必须要激发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即“田税必轻于故籍以宽之，籴必增直以利农”[2]241。攻破城池之后，就可以去寻找仓储，因为赶走一支军队，必定会坐收其丢弃的粮草，因而不必去抢夺民众手中的粮食。即便是缺粮，也必须要做到“民藏不可取，野积不可掠，富室不可贷”[2]241。这样做的好处是，堡屯庐舍皆实，人人各自为守。因为士卒都有父母妻子，他们也会由此而解决温饱问题，进而保证三军上下转战千里而无二心。

所谓“法”，就是要保证三军上下遵纪守法，始终做到令行禁止。唐甄指出：“国中无法，虽众不一，其主可虏；军中无法，虽勇不齐，其将可禽。”[2]241法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保证“文武之官各尽其职，典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构兵”[2]241。而且，不仅仅是要做到有法可依，还需要做到执法必严。执法的原则不仅在于“不私于故，不偏于亲”，也在于“有罪必刑，战后必诛”，必须要使得“有劳者必厚其赏，有功者必尊其爵”，才能使得人心信服，不约而同，才能达成“以战必胜，以攻必取”[2]241的目标。

在唐甄看来，如果掌握并解决了地、食、法三个重要因素，就可以“修武教而得士心”，就能锻造“整而不可乱之兵”[2]242。要想治理好军队，必须要使得士卒“感德然后畏威，畏威然后感德”，这首先考验的是将帅的才能和素质。将帅必须要起到表率作用和模范作用，与士卒同甘共苦，才能培养出“能死而不可走之兵”[2]243。对于其中的具体注意事项，唐甄也进行了总结：“止舍有度，临战有节，违于法者即诛之，不少假于将帅，于是士卒既爱且畏，无不愿效者。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能死而不可走，然后可使。有如是之众，得以变化从心，合而不狃，散而不乱，进而不佻，退而不先，隐而不惑，危而不慑，我可以挠敌，敌不可以挠我；我可以入敌，敌不可以入我。以是方行天下，诛暴救民，乃有成也。”[2]243在唐甄看来，保证军队做到止舍有度和临战有节，并始终做到违法必究，都需要依靠将帅来完成。将帅如果能让士卒既爱且畏，那就会引来无数愿意效命之人，聚拢一批“能死而不可走之兵”。有这样一群士卒作为支撑，才能做到“我可以挠敌，但敌不可以挠我”。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做到无敌于天下，完成“诛暴救民”的目标。

将帅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选将不能不慎之又慎，必须要将那些真正贤能之才选拔出来予以重用。唐甄以打磨玉石为喻，说明选将的重要性。就玉石匠而言，如果所遇非材，自然无法将之雕琢成玉器。如果玉石本身材质无忧，但遇到“拙工者剖而琢之”[2]244，则不仅不能打磨出名器，反而还会对玉石造成损伤。就治军而言，选择将帅就是要避免选出这样的“拙工”，而应努力寻找“良工”。

选人用人向来是一门大学问，唐甄认为，首先要注意“区而别之，等而差之”。他指出：“贤主用人，群谋杂进，区而别之，等而差之，各效其用，亦犹炉之分金也。”[2]238要想选好将帅，除了要通过战争实践来进行考察之外，还要掌握“量力而行”和“量才而用”这一标准：“量力而行则不竭，量智而谋则不困。譬之权焉，移石于钧，移钧于斤，则衡拔而权坠；又譬则工焉，使金攻石，使石攻木，则敛手而器不成。才有所不及，智有所不通也。”[2]236也就是说，对于所选之人，要重点考察其智谋或能力能否胜任，始终秉持“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审知”，对其进行有效考察，进而充分地发挥其作用。秉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就可以将各类人才放在最为合适的岗位之上。这个道理就像跑步的，能行百里者则给予其百里之道，能行五六十里者则给予其五六十里之道；也像吃饭的，能吃一升米的，则煮一升米，能吃一合米的，则煮一合米；也像是举重的，能举百斤的，则取百斤，不能举百斤的，则给其六七十或四五十斤。

针对选人用人问题，唐甄还提出了“三用三不用”的原则，即“用其所信，毋用所疑；用其所长，毋用所短；用其所熟，毋用所疎”[2]237。唐甄主张，既然已经选出将帅并进行了任命，那就应该充分给予信任，做到“用其所信，毋用所疑”。与此同时，还要做到用人所长，将其放在最为合适的、其熟悉的工作岗位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真正发挥他们的才能。这就是“知人者用人，自知者用于人”[2]238的道理。

对于“用其所熟”，唐甄予以特别强调，视其为对将帅的基本要求，也详细列举了将帅所应熟知的各个方面的问题：“身在军中，百人为耳，千人为目，两敌之形皆熟知之，要塞山阨，熟知地利；面背应逆，熟知人心；远近离附，熟知援势；巧谍捷候，熟知敌隐；别道间谷，熟知奇伏；智力等类，熟知将能；信疑爱怨，熟知卒用；骑步水火，熟知技便。”[2]238以上唐甄所列事项，牵涉到用兵作战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时、地利、人心、敌情、战法等。可见唐甄其实强调了将帅的全面素质。如果某一方面不够熟悉，即便是未曾发生危险，也应加以警惕。在唐甄看来，将帅应对各种情况都有处置预案，提前预防，做到“危险尝之，岁月历之”，这才是“谋可效、功可成”的贤将。

历来选将都非常重视“勇”字当先，但唐甄竭力予以反对，其认为应更加重视谋略水准与指挥才能的选拔。他指出：“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审势好谋，可以决胜，何必猛如虎、贪如狼者乃可为大将？”[2]182“猛如虎”与“贪如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唐甄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为了反对以勇猛作为择将标准。他认为，勇力之士固然是军中所宝，但只能使之为偏裨，“不可使总三军为大将”[2]182。在唐甄看来，宁肯选用王阳明这样富有智谋的儒者担当大将，也说明其主张更重视将帅的谋略水准。

四、战争谋略：“立谋尚诡”与“得机而动”

关于作战的指导思想，唐甄也有较为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主要见诸《五形》篇。此外，在《审知》《两权》等篇也有或多或少的论述，其理论源头明显主要来自兵家，是其“制胜之计”的最主要内容。其中精髓，可分解为“立谋尚诡”和“得机而动”这两个方面。

首先是“立谋尚诡”。唐甄主张用兵要懂得“审势好谋”[2]182，只有那些富有谋略、精于计策的人，才会更懂得以奇用兵之道，更善于抓住战机。他指出：“若夫问兵如转丸，问谋如抽绪，辩言伟貌以倾世主，卒至功堕名败、为人笑辱者，非其智不足也，高望蔽之，幸心汨之也。立谋尚诡，临危尚决，取事尚短，制事尚长，出言戒易，谋功戒贪，图成戒幸。古之人，忠厚而不妄，故能以五慎成二奇。”[2]237自从孙子提出“兵者诡道”的主张之后，历代军事家都开始光明正大地使用战争谋略。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不懂谋略，缺少智谋，则无以应对千变万化的敌我态势，无法在战争中取胜。唐甄认为“问谋如抽绪”，是主张不间断地使用谋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掌握战争主动权。因此，他非常赞同以奇用兵的原则，而且主张遵从吴子的“五慎”，即慎于理、备、果、戒、约[5]163，由此而设计奇谋和建立奇功，始终主张通过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

出于对“诡诈”之道的认同，唐甄嘲笑并批评那些不善于用兵的“拙兵者”，高度赞扬那些“神智用兵”的种种手段：“鸡之斗者，两距相拒，不知其它；狗之斗者，两牙相啮，不知其它。吾笑拙兵之智类鸡狗也。”[2]231鸡、狗这些动物在搏斗时，只知道使用蛮力，不懂使用计谋。如果两军交战时，将帅也不懂如何使用谋略，那么其智商就等同于鸡狗。唐甄的批评和嘲讽，不可不谓辛辣。

本着“诡道”用兵的原则，唐甄主张用兵之时要避开正道，因为正道之上，既是我之所往，也是敌之所来，既是我之所争，也是敌之所御，所以很难取得成功。因此，善于用兵之人，一定要出人意料：既要做到“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也要做到“不攻所当攻，攻所不当攻”[2]232。唐甄认为“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所以很难取得成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这些地方因为缺少坚固的防守，因此成为用兵之选：“可以利趋，能趋之者胜。”[2]232

由此可知，选择进攻方向时，就应该从“人情所不虞”出发，力争出敌不意：“欲取其东必击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备东；欲取其后必击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备后。此人情所不虞也，能击之者胜。”[2]232唐甄这里所总结的进攻之法，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基本原则完全吻合。孙子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力争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6]124，这对后世兵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唐甄自不能免，其同样主张依据“人情所不虞”的思维方法，选择出人意料的进攻方向。

善于诡道用兵者，在选择进攻部队时也注意使用“奇兵”。唐甄指出：“善用兵者，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外有兵，无兵之处皆兵。”[2]232这里的“正兵之外有兵”，其实是“奇兵”，这样才能奇正相生。两军对峙之时，我方与敌方兵力相当，比如各自拥有一万人、五万人或十万人，这只能形成僵持或对抗，很难立即击溃对方，要想击败对手，只有派出“必胜之兵”。至于何为“必胜之兵”，唐甄也进行了总结，共有四种：游兵、缀兵、形兵、声兵。这四者任务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示形诱敌，牵制对手，扰乱敌军。唐甄指出：“有游兵以扰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所以挠其势也，能挠之者胜。”[2]232在他看来，如果拥有这些“必胜之兵”，并能正确使用，而且是用在关键时机，就一定可以实现“少可胜众，弱可胜强”[2]232的效果，这样才符合奇兵制胜的用兵原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奇兵制胜的道理，唐甄还举出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说明。他在蜀中考试时，曾使用声东击西的计谋，顺利抢得篱酒。当时，一帮人护着篱酒，令别人无法近身。面对此情，唐甄找人在外面大声鼓噪，并摆出与护酒之人决斗的架势，以此扰乱对方。趁着对方不备，唐甄再派出身手敏捷之人趁乱抢走篱酒。唐甄抢酒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依靠的正是谋略。在他看来，用兵的道理正如同争抢篱酒，同样需要以智胜敌，善用奇兵。

除了“立谋尚诡”之外，唐甄战争谋略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得机而动”。他指出，“兵之道，莫神于得机”[2]233，突出强调把握战机的重要性，同时就如何把握战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唐甄指出，智者伺机而动，从不贻误战机。拙者则类出穴之鼠，首鼠两端，在犹豫不决中错失战机。唐甄描绘了老鼠出洞的形态，“左顾者三，右顾者再，进寸而反者三，进尺而反者再”[2]232，虽说其态度谨慎，但步履蹒跚，进展缓慢，用这种方法去指挥作战，必然会坐失良机。

在此基础上，唐甄进一步论述了何为“机”，以及指挥员为何要重视“机”。他指出：“机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时当进时，弃家而进，反顾则失。不得机者，虽有智主良将，如利剑之击空；虽有累世之重、百万之众，如巨人之痿处；虽有屡战屡胜之利，如刺虎而伤其皮毛。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2]233在唐甄看来，“机”是难得一遇的天人之会，并非时时存在。如果这种战机出现，那就要果断出击，赢取胜利。一旦丧失战机，便如同“利剑之击空”，徒劳无益，坐等失败。

与敌人决战的时机，难得一遇，故需全力掌握。为了强调要把握战机，唐甄进一步论述了丧失时机的巨大危害，指出：“若乃遗机失谋，数战不利，数举无功，二年三年，甲敝兵钝，战气消竭，豪杰失望，思归丘陇，人心解散，不可复振，此坐而自亡之道矣。”[2]242当遇到大敌对阵时，非我克彼，即彼克我。这种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也正是积累千百之功的时机，所以说“决机则在于一日，成功则定于一战”[2]242。反之则必然会出现“甲敝兵钝”和“人心离散”的危险局面，并从此一蹶不振，从而走上灭亡之路。

唐甄进一步从人情之理出发，对此予以考察。他指出，通常情况下，人情之理是“兴则附，衰则去”，在看到己方无法获胜之时，必然会灰心丧气，作鸟兽散。反之，如果能一战胜敌，必然会“兵威震世，义声盈耳”，从此赢得“人心归附，豪杰响应”[2]242。由此开始，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优劣态势都会发生急剧变化。

对于如何把握战机，唐甄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主要是以下三点。

第一是“乘其未定”，先发制人。

依照人之常情，刚看到某一突发情况时，会非常惊恐，但时间一久则会淡定下来。当其表现出万分惊恐之时，是乘机袭扰的机会，一旦其镇定下来就变得不可侵犯。善于用兵之人，总是“乘惊为先”，抓住对方惊恐万状的时机发起进攻，采取的是先发制人的策略。当这种机会出现在眼前时，“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2]232，一定要倍道而进，行军如同飘风如同疾雷，对敌发起迅猛一击。遇到这种骤然袭击，敌方一定难以防备：“敌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将士无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溃，乘其东而西自溃，乘其南而北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2]232所以，这时候才是击溃对手的最佳时机。当战机出现时，指挥员必须果断出击，如同“伺射惊隼，伺射突兔”，并做到“先后不容瞬，远近不容分”，这才是“用机之形”[2]233。

为了进一步说明“得机用兵”需要“乘其未定”的道理，唐甄同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论证。他少年曾随舅父李长祥饮酒，对面坐着一个力举千斤的壮士秦斯，李长祥对一个身体羸弱的客人说，你既然喜好拳技，就大胆与其较量，完全可以打败这个壮士。壮士秦斯颇不以为然，左顾右盼有说有笑，羸弱之客乘其未定之时，迅速击打，秦斯则猝不及防而应声倒地。唐甄认为这其实就是用兵之道。他据此总结道：“夫以客当斯，虽百不敌也；然能胜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击秦斯，可谓智矣。”[2]232

第二是主动进攻，果敢决战。

孙子认为战术的核心问题是“致人而不致于人”[6]134，强调力争掌握战争主动权，为了争取主动权，就要崇尚进攻速决战。唐甄对此深表赞同，他强调战术原则的中心问题是主动进攻，以此掌握战争主动权。他从人性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夫兵者，死门也，不可以生心处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为退休之计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虏；欲全家室，家室必灭。”[2]235因此，那些善于用兵的将帅，总是能够把握好进退、快慢和攻守等战术原则：“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有全无半，虽半所以成全。”[2]235在战争面前，如果存有侥幸心理，就必然会遭到失败。只有那些掌握战机、主动出击的将领，才能掌控生死之门。在唐甄看来，那些保守懦弱之将，如同千金小姐不事稼穑，唯恐伤及肢体。在战争中，指挥员一定要打破这种“贵人之处”，应具有勇敢进攻意识。

由此，唐甄仍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强调了勇敢精神的重要性：“以彼千百之众，其智其力，岂不三盗若也？而不能禽者，趋生者怯，趋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肤则失色，砭触趾则失声。一旦临死莫逃，怒发气生，心无家室，目无锋刃，鬼神避之，金石开之，何战不克，何攻不取！”[2]235在战场上，只有那些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勇士才能掌握战机，才能在英勇杀敌的过程中保存自己，这就是“能死之将”：“故夫以能死之将，驱能死之众，如椎椎剡，鲜不破矣。”[2]235反之，如果犹豫不决，畏敌如虎，则必然为敌所伤。一旦身怀必死之心，身处必死之地，就能向死求生，勇敢杀敌。这种成败的差别，其实就在于勇怯的差别。

第三是情报先行，隐秘己情。

战机稍纵即逝，但也会预先露出表征。要想把握战机，就必须要及时发现和掌握这些表征。这就离不开情报工作，离不开间谍的努力。

为强调知敌之情的重要性，唐甄指出：“知敌之情者，重险如门庭；不知敌之情者，目前如万里。笮渡之国，索登之山，我能取之，不困其险，不中其谲者。非有他巧，知敌之情也。”[2]234情报工作既然如此重要，战前秘密派出间谍侦察敌情，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唐甄也能辩证看待用间谍的得失：“谍者，军之耳也；有以谍胜，亦有以谍败。”[2]233他还主张在派出间谍时，也要有所区别：“敌有愚将，可专任谍；敌有智将，不可专任谍。”[2]233

唐甄深知情报工作的复杂性，他指出，在情报任务执行过程中，情报人员经常会遇到对方以假情报诱我上当的情况，这时候即便是有“巧谍”也难以招架：“我有巧谍，彼乃故表其形，故声其令，故泄其隐以诱我。”[2]233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更要注意头脑冷静并认真加以分析，必须要认真辨别真伪，才能探知真实的情况。如果想要采用使用敌方间谍的反间之法，就更要慎之又慎，避免被对方假情报所误。总之，一定要努力保证情报工作真正起到参谋和耳目的作用，为战争决策和战术制定提供足够有力的支撑。

结语

总体来看，唐甄论兵的基本理路依违于儒家和兵家之间。一方面，他信奉儒家的仁义之学，非常认同孟子“仁者无敌”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主张“立谋尚诡”，在战争实施和战争设计方面完全倒向兵家。这一思想特征的出现，并非是其内心世界的矛盾和挣扎使然，反倒更体现出唐甄的务实精神。之所以唐甄会做出如此选择，首先与明清之际的乱局直接相关。正如黄国强指出的那样：“社会的变乱以及个人的遭遇对他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刺激和影响。”[7]考察兵学思想史，孙子的军事思想也试图实现仁义和诡诈的结合，但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其诡诈的一面，仁义之论常常为人所忽视。于汝波指出：“研究《孙子兵法》者，多着眼其智而忽略其仁。”[8]于汝波所说的“智”，其实是孙子诡诈和谋略思想的集中展示，其明显更受世人瞩目。就这一点而言，在务实的唐甄身上反倒体现得并不明显，因为儒家和兵家的理论在他这里得到了较好的融合。唐甄虽信奉仁义，却也力戒蔽于仁义，也比传统儒家更具务实精神。在兵学和儒学之间，唐甄试图找出一种救世的“全学”。与以往文人论兵的传统不同，唐甄对兵家的诡诈之术有较多肯定，这都是务实精神的体现。当然，即便是有这种务实精神，唐甄和明清之际的众多思想家一样，仍然会在现实面前受挫，没有办法解决各种难局和危机。杨向奎指出，唐甄认为“必须要有新的办法解决这新的问题”，胆识或有“盖过黄梨洲者”，但其仍然没有能力去解决各种新问题[9]。这不仅是唐甄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包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悲剧。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甚或是中国古代士人之一常态[10]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