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 龙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明代是一个新旧杂陈、多元并举的时代，且表现出明显的转型趋势。在此背景下，明代社会舆论空前活跃，以文官、士绅为核心的舆论主体，以独立、开放、流动的舆论形式，通过批判社会政治问题，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权力结构，维系了政治秩序，引导了国家政策，表达了民情民意，反映了明代社会舆论的“民主”力量、“自由”趋向和政治权力的“异化”特征。其间，民歌作为民间舆论的重要载体，空前繁荣，独树一帜，占尽风情，蔚为“我明一绝”[1]6，诸如小词、俚曲、小曲、时调、时曲、俗曲、小唱、吴歌、山歌、时尚小令等民歌形式，异彩纷呈，不绝如缕，一时出现了“相煽成风”“举国若狂”之况。于此，学界已从“文学”的角度作了初步探讨，其中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2]考察了明代民歌的创作地域特征、主要内容和文学价值。崔晓西《明代民歌述评》[3]、廖泽香《明代民歌传播类型及功能》[4]分析了明代民歌的作品概况、传播类型等。以此为基础，本文拟突破基于文本的单一文学视角，转而以政治文化、舆论传播的独特历史视角，深层探究明代民歌勃兴的政治境域、文化氛围、市民情趣以及民歌生成传播的舆论功能和文化意蕴，以期彰显明人浓郁的生活情调、深沉的政治情怀和朴实的精神情愫，揭示民歌这一“活”的文化现象、舆论表象所蕴涵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反省深度及其对明代社会政治所具有的深层时代意义。

一、“社会皮肤”：明代民歌的生成传播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它一旦生成，必然借助某种公共场域和话语反作用于现实社会，“舆论展现社会集合意识的声威，具有一种征服力，总是对人和社会环境发生积极作用”[5]178。同样，明代社会舆论的生成、发展始终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而不断变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初，社会承平，民气渐舒，但接踵而至的文狱党祸，致使士习卑下，世风靡弱，舆论沉寂。至中后期，君主专制日趋削弱，社会经济日渐繁荣，思想文化日益活跃，以频繁出现的政治问题、社会现象为契机，由士大夫引领的舆论活动此起彼伏，日渐勃兴。降及明末，政局失坠，国祚渐衰，舆论的多元诉求几乎一律转为朝野上下怨天尤人、救世讽时的哀鸣和呐喊。在此过程中，作为明代独特而异样的文化现象，民歌的兴起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态的宽松、思想文化的多元等时代因素密切相关；而文人作为民歌的创作、传播和接受主体，其对于现实的深切感受和深刻体悟，则成为民歌创作的内在动力。同时，广大民众作为民歌的直接受众者，对民歌这种格式多样、内容灵活的文化创作形式更易接受，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围绕社会、政治、人物、事件等创作民歌，抒情达意。于是，一股创作民歌、揄扬民歌、传播民歌的文化热潮悄然兴起，蔚为大观。

中国民歌源远流长，《诗经》而后，民歌传衍不绝，各具特色，“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1]6。明代以前，民歌被视为“纯俗”而为人不齿，“自楚骚唐律，争颜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6]317。逮乎明代，民歌日兴，其演进轨辙大致为：宣德至弘治间，北方地区流行《锁南枝》《山坡羊》《鞋打卦》《傍妆台》《泥捏人》《耍孩儿》《醉太平》《熬鬏髻》《驻云飞》等。至嘉隆间，《寄生草》《粉红莲》《哭皇天》《干荷叶》《罗江怨》《银纽丝》《桐城歌》等较为流行，且影响波及江淮地区。万历以降，南北曲调渐趋合流，《打枣竿》《挂枝儿》等深得人意，广为流传，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7]卷二五：647，最终形成民歌“真可骇叹”的局面。

明初，迫于时势，文网严密，文人学士惶惶终日，缄默不言，始而寄情山水，吟咏风物，并在一宗程朱的文化氛围中，“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8]483。与此相联系，明初文坛萧条，文学一定程度上变成点缀升平、歌功颂德、宣扬伦理、消遣享乐的工具。当时，“一切流俗喧譊淫亵之乐”及“淫词艳曲”[9]第119册：532悉遭屏去。受此影响，民歌这种意趣含蓄而意味真切的文学形式亦了无生气，时人对民歌之类的音乐舞蹈持以鄙视，如“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工当承应许穿靴，出外不许”[10]第790册：251。

宣、正以来，人们的审美情趣日浓，逐利观念渐起，竞奢之风泛滥，士人热衷物欲而纷纷经商，商贾热衷功名而济济科考。这些亦士亦商的特殊社会阶层在“缩资而趋末”[11]8803之际，也与文人墨士一道，秉承经世意识，怀抱人文情怀，本诸“求真”“主情”“尚俗”的格调，推崇民歌、创作民歌、传布民歌，前述《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纽丝》《打枣竿》《挂枝儿》诸曲，“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7]卷二五：647。这些民歌以浅显通俗的民间文化形式，表达了人们蔑视传统、反动规矩、张扬个性的志趣，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繁荣的都城市镇成为民歌的滋生地，而因经济充裕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更，又使人们追求奢侈和流连词曲成为可能。同时，意识形态的松懈和文化政策的松动，不仅推动了市井文化的发展，也为文人学士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在此背景下，“诗道傍落，杂而多端”[12]260，民歌作为其中一端，犹如一股沁人的新风吹入原本沉闷的文坛学界，又如一股汹涌而起的潜流汇入市民文学的浩荡巨流，成为明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矛盾的一种折射。当时，李梦阳、李开先、袁宏道、冯梦龙等硕儒鸿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裒辑、整理、刊刻民歌的活动中，对民歌的传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文人创作较为自由，禁止小说、禁唱小曲的事例极少，如正统间，“北京满城忽唱《妻上夫坟》曲，有旨命五城兵马司禁捕，不止”[13]15。由此，市民的审美风尚和文艺爱好日趋自然放任，“歌谣词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辈谐谑，及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即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而七字件尤多。至欺诳人处，必曰风云，而里中恶少燕闲，必群唱《银绞丝》《干荷叶》《打枣竿》，竟不知此风从何而起也”[14]8。

成化以降，“市民文学是以民歌时调和说唱词话为代表”[15]195。当时，市井富商纵情声色、奢靡腐化，这种对物质的贪求使那些原本以诗书传家，抱礼守节的文人学士不再热衷于功名仕途，而是转向舍本逐利，经商谋利，“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6]卷七：139，“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16]卷七：140。这种风气在江南地区尤为盛行，“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16]卷四：79。社会商品经济及人们生活观念的急剧变化，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改变着世人的物质观念，抒情达意不再是隐藏于绮丽辞藻的诗文中，民歌这种通俗直切的情感表达方式深受时人青睐。现存最早的明代民歌是成化七年(1471年)金台鲁氏刊本《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2]30。继而，民歌渐多，这些民歌大多出自文人之手，描述的是酒色财气、悲欢离情和恬淡生活。当时，民歌的创作和传播，多是吟咏传唱，人们借民歌直抒胸臆，歌咏私情，市民的情感表达和文人的拟写之作日益增多，有人甚至参与整理编辑、刊刻出版民歌，如《明清民歌时调集》就辑录了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等，以清丽、活泼、婉转的格调，唱出了江南民众的真情实意。

明代中后期，民歌中蕴含着追求个性发展，满足合理欲望，强调自身价值，肯定平等地位等一系列颇具解放意味的价值观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7]卷二四：621冯梦龙《太霞新奏序》道：“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用以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不得不变而之词曲。……今日之曲，又将为昔日之诗，词肤调乱，而不足以达人之性情，势必再变而之《粉红莲》《打枣竿》矣。”[17]279-280当时，明代民歌不仅具有鲜明的民俗性、艺术性特点，更具有雅俗共赏、谑而不虐的思想倾向。同时，因为这一时期政治格局复杂，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倍受压迫，于是指陈时弊、申述怨愤的民歌纷纷呈现。如嘉靖时，朱载堉在其父郑恭王朱厚烷囚禁凤阳期间，独居茅庐，孤寂凄苦，自视“酒狂仙客”，抨击世态炎凉，斥责人心浇薄，其《诵子令·驴样儿》云：“君子失时不失象，小人得志把肚张。街前骡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儿样！”[18]78《黄莺儿·求人难》云：“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18]76同时，保定通判冯惟敏对官场争权夺利深恶痛绝，并作民歌《归田小令》予以讽刺：“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18]38隆庆五年(1571)，辞职归田后，深切体会了农民的不易，真实描述了农民的苦难：“自归来农圃优游，麦也无收，黍也无收；恰遭逢饥馑之秋，谷也不熟，菜也不熟。……谁敢替百姓担当，怎禁他一例诛求”[18]41；“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花户每比粮，卖田宅无买的，典儿女陪不上”[18]41。同时，他也深刻揭露了官僚地主的贪婪：“满口胡云，休言清慎勤。一味贪嗔，休嗔我笑君。我笑君贪财不顾身，昼夜无穷尽”[18]39-40。此外，高应玘《醉太平·阅世》：“花花草草，攘攘劳劳，近来时世恁蹊跷。百般家做作，蛆心狡肚伏机窍，损人利己为公道，翻黄造黑架空桥，老先生笑倒！”[18]72《寄生草·醉中一笑》：“时世多颠倒，和谁辩假真？胡言乱语为公论，圣经贤传难凭信，达人志士无投奔。孟尝君紧闭纳贤门，庞居士牢守盛钱囤。”[19]2298凡此，皆以浅显通俗的言辞，痛斥了不论公道、颠倒是非、损人利己的社会陋习。

明代民歌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展现。明人创作、传播民歌的自觉意识和复杂心绪，使民歌这种清新浅近、自然天真、质朴无华的文艺创作方式成为富有民间性、生活化、现实感的舆论表达路径，并在某些层面、某些时候影响了明代舆论的发展方向。同时，明代民歌是人们对生活、人性、爱情、强权等出乎人生体验和人性本质的另类表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独特复杂的生活态度、精神风貌、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奥蕴、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

二、“真情所至”：明代民歌的舆论诉求

明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和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或是明廷主动散播消息，引导舆论；或是皇帝发布诏令，求言纳谏；或是官民针砭时弊，贡献筹谋，以求拯救黎元，襄佐社稷。其间，民歌作为来自民间的社会舆论，是民众的心灵咏叹，具有“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和带有世俗化趣味的内涵”[2]3，具有反抗君主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取向，是明代民间文化的一股新风，也是明代文学思潮的一首绝唱，更是明代民众抒情达意的一种路径。明代民歌的舆论诉求是由其题材和描写对象所决定的，“就题材而言，上关世道盛衰，政事兴废，下涉里巷琐故，帏闼秘闻；从描写对象看，大而山河日月，细及米盐枣栗，美则名姝胜境，丑有恶疾畸形”[3]65。与此相联系，明代民歌充满着浓郁的政治色彩和生活意趣。

明代民歌的内容颇为丰富，除了描写离情、欢情的男女性情外，还饱含揭露黑暗，讥讽时弊，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政治情结和现实诉求。这些内容对政治的批判力量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表现了民歌中的光辉，特别值得我们重视”[20]1100。一方面，明代民歌担当着“反道乱德”[21]5909的重任，这对传统诗文创作乃至整个社会伦理观念形成了极大冲击。另一方面，明代民歌表达了民众对承平盛世的期盼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明代民歌以原生态的方式，表现了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表现了民众对现实社会的自然欲望和真实意愿，民歌“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22]卷四：188。即是基于政治的舆论诉求，民歌的表达方式同样也不造作、不矫饰、不讳言，亲切动情，淳朴爽直。如：民歌《咏太平》：“五谷丰登，万国来朝入凤城。四海烟尘静，八面干戈定。嗏，处处得安宁。瑞云生，清气乾坤，盖世都欢庆，黎庶讴歌乐太平。”[23]12描述了一幅社会升平，四海安定，百姓安居的盛世画面。当时，虽然人们生计窘迫，生命艰危，但依然希望统治者能心系黎庶，励精图治，再造盛况。这是广大民众最基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但纵然如此，这种期望也时常如同梦幻，虚无缥渺，终难如愿。

明代后期，一些文人自视清高，逃避现实，超然物外，放荡自适，这种心境在民歌中也有充分表现：“又纸袄麻衣，不惹人间闲是非。有块闲地田，整日为活计。嗏，便是俺仙机。不论兴亡，纳被蒙头睡，自在逍遥更有谁。”[23]1这些文人尽管仕途失意，才情不遇，仍可借把酒吟诵来宣郁泄愤、消愁解闷、感慨人生，如冯梦龙《山歌·山人》刻画了一副口清心黑、寡廉鲜耻的“山人”形象，并历数其“廉耻咦介扫地”“忒杀恶心”“诈别人酒食”“骗子白金”等卑劣行径、可憎面目和堕落丑态，其谓：“山人间山人,并不见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24]99一些民歌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上层。如流传至今的《凤阳歌》：“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25]203明末，君主怠政，朝政混乱，处此境地，人们创作了歌颂“闯王”的《吃他娘》：“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26]656。

同时，明代民歌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民众无法抑制胸中的不平和愤怒时，就会发出控诉之歌，揭露和斥责吏治腐败等种种时弊。如《挂枝儿·门子》以辛辣、俏皮的语言，直出肺腑，率性大胆，把衙役贪婪、阴险无能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壁虎儿得病(在)墙头上坐，叫一声蜘蛛我的哥。这几日并不见(个)苍蝇过。蜻蜓身又大，胡蜂刺又多。寻一个蚊子也，搭救搭救我。”[6]274民歌以嘲谑的口气，道出了民众生活的困顿和情绪的躁动，痛斥了地方官吏的诛求无厌和贪婪无耻。《挂枝儿·蚊子》：“蚊虫儿，生就你惺惺伶俐，善趋炎，能逐队，到处成雷，吹弹歌舞般般会。(小脚儿在)绣帏中串惯了，(轻嘴儿专向)醉梦里讨便宜。(随你悭吝贼)逢他定是出血也，(你这小尖酸少不得)死在人手里。”[23]285《挂枝儿·当铺》：“典当哥(你)犯了个贪财病，挂招牌每日里(接了)多少人，有铜钱有银子(看你)日出日进。一时救得急，好一个方便门。再来不把你思量也，(怪你)等子儿大得狠。”[23]287两首民歌通过描述蚊子“寄生”、当铺“贪财”的形象，生动刻画了商人嗜利贪婪的剥削本质。此外，《沅湘耆旧集》：“一案牵十起，一案飞十里。贫民供鞭箠，富有吸骨髓。案上一点墨，民间千点血。”[27]666正是这种压迫和剥削，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引发了广大民众的反抗。当明季农民起义幡然兴起时，民歌又成了战斗的号角，鼓舞着民众的斗争热情，如前述《吃他娘》和《闯王歌》所谓“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捐”[28]336，皆以鲜明的阶级感情，宣扬了义军的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倾吐了广大民众对起义军的热烈拥护和爱戴，对团结人们共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歌出自民间，是民众真情的自然吐露，渗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它以原生态的形式再现了民众世俗生活的丰富性、真实性和自在性，表达了民众天然本色、单纯质朴、醇厚艳丽、鲜活生动的真情和追求。这些民歌“它没有旧曲那么文雅蕴藉，音律也没有那么谨严，但它们是通俗的、有生命的、新鲜的、大众的歌”[20]1096，充分反映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思想观念”，展示了“大众意识的生动性与杂多性”[29]33。盖因如此，鲁迅才说：民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30]308，明代民歌之价值取向也在于其可贵的“人民性”。

明代民歌之主要内容，是对泛滥无羁男女私情的生动描写，而其最大成就也在于对人伦观念和爱情观念的肆意颠覆。[31]从周玉波等所编《明代民歌集》来看，全集收录明代民歌约3000首，多以情歌为主。当时，民众口头相唱得多是时政歌、讽刺歌和风俗歌，但时人在创作、辑录民歌时，却对情歌情有独钟。如此直面人们的欲望追求，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人们原本的思想观念，也表现了明代中后期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如迄今耳熟能详的《挂枝儿·泥人》：“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6]57妙趣横生的《南双调·锁南枝·傻俊角》：“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我捏的来一似活脱，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23]32此类民歌以直白而质朴的语言，彰显时人追求爱情的自然而然和合情合理。冯梦龙的《挂枝儿》和《山歌》，将男女之间的欢情别怨、离愁相思描写的具体而翔实，灵动而可爱；而且在明代后期，文化环境更加宽松，民歌在描绘男女感情上也更加大胆。如脍炙人口的《挂枝儿·倦绣》：“意昏昏，懒待要拈针刺绣。恨不得将快剪子剪断了丝头，又亏了他消磨了些黄昏白昼。欲要丢开心上事，强将针指度更筹。绣到交颈的鸳鸯也，我伤心又住了手。”[23]236如风趣幽默的《挂枝儿·想嫁》：“嫁了罢，嫁了罢，怎么不嫁。说许他定许他，怎能勾见他。秋到冬，冬到春，春又到夏。咬得牙根疼，掐得指尖麻。真不得真来也，假也不得假。”[23]239《挂枝儿·送别》：“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23]244短短数语，或含蓄间接,委婉抒情；或自然洒脱，率真直接，将热恋少女渴望获得真情的单纯思绪、迫切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形象展露了其内心深处细腻而真切的情感律动。

明代民歌是时人对世俗生活的深刻体悟和精准把握，充满了浓郁醇厚、情真意切、谐趣横生的生活情趣。譬如，明代部分民歌通过对春夏秋冬、风花雪月、花草虫鱼等的描写，咏物寄情，抒情达意，表达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离愁别绪。如关于私情的篇什，多是闺房之语，重在感官刺激的固不必说，即是纯写私情的篇什，也多有令人耳热心跳的词句。如《霓裳续谱·寄生草》：“最喜的是黄昏后,并香肩上翠楼,牙床上锦被儿香薰透。喜今宵好事儿天成就,金钗零落，云散雨收,羞答答银牙咬住罗衫袖。”[32]7刘效祖《双叠翠》则表达了女子相思难耐、空闺寂寥的情状：“春相思，春相思，游蜂牵惹断肠丝。忽看见柳絮飞，按不下心间事。闷绕花枝，反恨花枝，秋千想着隔墙时。倒不如不遇春，还不到伤心处。夏相思，夏相思，闲庭不耐午阴迟。热心儿我自知，冷意儿他偏腻。强自支持，懒自支持，兰汤谁惜瘦腰肢。就是捱过这日长天，又愁着秋来至。秋相思，秋相思，西风凉月忒无知。紧自我怕凄凉，偏照着凄凉处。别是秋时，又到秋时，砧声蛩语意如丝。为甚的鸿雁来，不见个平安字？冬相思，冬相思，梅花纸帐似冰池。直待要坐着捱，忽的又尽一日。醒是自知，梦是自知，我便如此你何如？我的愁我自担，又耽着你那里也愁如是。”[18]60-61当时，迫于生计窘境或天灾人祸，很多情侣天各一方，生离死别，民歌饱含浓情，倾诉了贞烈、痴情男女绵绵不绝的离别之愁、思念之苦。明代民歌的内容除了热恋男女的情爱相思外，大多属于苦恋红颜的煎熬，痴情女子的薄命，夫妻关系的愁闷，《挂枝儿·惧内》所载就是真实写照：“天生成怕老婆其实可笑,又不是爹又不是娘又不是强盗。见了他战兢兢虚心儿听教,吃酒的逢着人说天性不好饮,好色的逢着人说恼的是嫖。略犯他些规矩也，动不动有几夜吵。”[23]288

明代民歌善于抓住生活中意蕴悠长的、感人至深的细节，记述强烈的心灵体验和心理震撼。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反抗礼教的方式较多，但一般不会采取直接敌视和对抗态度，也很少做直接的言语争辩，而是勇敢打破礼教的规约，表现出对礼教权威的蔑视和漠然，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纵情声色，了无羁绊，竞鹜新风，“逾闲荡检，反道乱德”[21]5909。这种对自我本性的追求直接痛快，大胆泼辣，不可阻挡，并随着民歌的口耳相传而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以广为流传的情歌为例，其中处处洋溢着挣脱“三贞九烈”的束缚，渴望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精选劈破玉歌·分离》：“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23]169《吴歌·甘认》：“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徒流、迁配、碎剐、凌迟，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33]124这不仅仅是热恋男女的爱情誓愿，更是在封建礼教下迸发出的叛逆声音，充分彰显了时人追求爱情自由、坚贞执着的精神。特别是民歌对“偷情”式恋爱的描写，爽快炽热，赤裸通透，直出肝肺，《山歌·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截铁我偷郎。”[24]518他们明白，唯有真挚的爱情才能维系幸福的婚姻和家庭，所谓：“富贵荣华，奴奴身躯错配他。有色金银价，惹的旁人骂。嗏，红粉牡丹花。绿叶青枝，又被严霜打，便做尼僧不嫁他”[23]6。“上的茶舡，无语低头珠泪涟。心内思双渐，何日重相见。嗏，错配好姻缘。这煎熬，甚日何时，得会才郎面，埋怨亲娘忒爱钱”[23]26。“使尽金银，奴奴心不顺，受尽诸般不称心”[23]6。《山歌·捉奸》：“古人说话弗中听，那了一个娇娘只许嫁一个人。若得武则天娘娘改子个本大明律，世间啰敢捉奸情。”[24]512这些私情之作，反抗的勇气可谓大胆而畅快,甚至连“那了一个娇娘只许嫁一个人”的话都脱口而出。盖因如此，此类民歌倍受管志道、沈德符、范濂、顾启元等崇雅鄙俗者的极力攻讦，斥其为“语益为淫靡”，“诲淫导欲，亦非盛世所宜有”[34]302，“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7]卷二五：647。自然人性遭到严酷扼杀，而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勇气，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蔑视和反抗。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冲击着礼教观念，反传统作为响彻一时的“异端”思潮，在民歌中得以彰显。而民歌作为文人、市民普遍接受的文化表达方式，其中所蕴含的情感态度和舆论诉求，与时人的社会需求、物质追求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代表着广大市民及底层民众的集体观点和普遍意见。正因如此，明代民歌日益增多，迅速传播，蔚为风尚，“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曲”[35]195，“市童蚕妾，闻之而倾耳，韵士才人，味之而会心”[36]2696。

三、“以情系理”：明代民歌的舆论意蕴

明代民歌的流传主要依赖于文人的整理编辑和民众的口耳相传，同时在《金瓶梅》、“三言两拍”等流传较广的小说、笔记、戏曲中也收有大量民歌。民歌以其通俗易懂、便于记忆、方便交流的特性，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成为明代不同社会阶层抒情达意的方式之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舆论传播。

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记录、整理和研究是民歌舆论传播的重要形式。一若前述，现存较早的明代民歌集是成化间金台鲁氏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23]1-12《新编寡妇烈女诗曲》[23]30-32《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23]13-23《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四种[23]24-30。嘉靖以降，民歌整理蔚为风潮，如郭勋的《雍熙乐府》[37]、龚正我的《摘锦奇音》[38]、张禄的《词林摘艳》[39]、陈所闻的《南宫词记》[40]等。其中，成就最大的首推冯梦龙，他编辑的《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是明代最优秀的民歌集，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一些文人还承续前人遗风，大胆创新，自编民歌，如李开先就“改窜”并“仿其体”创作了《市井艳词》[41]。

自古民歌，多出自草野，明代民歌之所以能够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媒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歌的广泛群众性和语言通俗性。对于民歌的广泛群众性，李开先《市井艳词序》道：“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41]320，“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7]卷二五：647。无论是民歌的创作者、传播者，还是整理者、接受者，民歌皆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文人学士作为其中的代表阶层，他们利用熟识的语言抒发苦痛哀愁、欢乐幸福和理想追求，并与广大民众彼此吟和，息息相通，共鸣不已，“此唱而彼和”，“一唱而群和”[42]158，在乡野的田畴上能够听到，在都市的街巷上也能够听到。同时，民歌语言的通俗性也是其得以广泛传唱的原因所在。明代民歌的语言基本是日常用语，浅显易懂，“最浅、最俚、亦最真”[6]111，语言浅近清新，一如口语，既少用典故涩语和晦句僻字，也没有乖戾之意和酸腐之气。盖因如此，民歌才能在民间口耳相授，传唱不衰，“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7]卷二五：647。

此外，明代民歌也通过“寄生”于戏曲、小说、笔记等中得以保存传播，如《乐府万象新》《八能奏锦》《大明天下春》《风月锦囊》《乐府玉树英》《徽池雅调》《玉谷新簧》《摘锦奇音》《大明春》《南宫词纪》等，皆收录了不少民歌、传奇和小曲。在戏曲选集刻本中，刊刻者将版面分为上、下两栏或上、中、下三栏，其中一栏辑录时调小曲等作品，用作人们案头阅读时的消遣，藉此很多民歌得以保存、流传下来[2]174。如《乐府玉树英》收录了70多首民歌，题材范围颇广，且带浓郁的文人气息，如《风》：“不周山，怒气来何骤。推白云，扫黄叶，惯送扁舟。吼青松，催绽了章台柳。花间惊梦蝶，江上起眠鸥。铁马儿叮当，铁马儿叮当，风，不住只管走。”[23]156同时，在一些小说、笔记中，也常有民歌作品，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收有不少散曲和时兴小曲，其中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写道“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23]359。此类民歌言辞生动，浅显易懂，大大丰富了小说的表述内容和表现形式。

民歌是民心民意的集中表现，也是来自民间的社会舆论，具有天然的社会性、政治性和思想性。这种舆论表达了下层民众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体会或期许，客观反映了社会现实，揭露了社会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功效。明代民歌用词大胆，直白率真，后来甚至发展为欢合燕好、猥亵露骨、淫靡幽情的色情文化和庸俗文化，这与晚明回归本我、纵情自恣、放任私欲的独特社会风尚彼此呼应，若出一辙，也与当时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对于那些颇显“淫俗”的民歌，时人也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如李梦阳说：“予尝聆民间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靡，是金元之乐也，奚其真？”[42]158李开先更言：“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41]320；“二词颇坏人心，无之则无以考见俗尚”。[41]321

传统观点认为，反礼教、反道学是明代民歌的重要价值，“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22]卷四：188，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6]317的有力武器，也是“反八股”的重要教材[43]1-2，所谓“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44]269。诚然，明代文人惯于把“自然情性”置于显著位置，甚至把“情”的意义推向极致，如冯梦龙的“以情系理”，李梦阳的“古之性情”，李开先的“乐事系其心”，汤显祖的“以情统志”，[45]417袁宏道的“畅幽怀而发奥心”[22]卷二二：780，皆是其中的典型观点。明代民歌的“私情”“情欲”倾向，充分体现了文人“天然自适”“风情逸调”“见其胸次”[46]1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趣。

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格物致知”依然是维系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明代民歌勇敢向政治权威、名教规则发起挑战，无疑彰显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强烈冲击着宋代以来确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激发了人们对本我意识和物质欲望的强烈追求，具有解放思想的时代意义，明人正是通过阐扬民歌的文化奥蕴，深刻揭示了郎情女意的思想倾向，并最终上升到反抗礼教、批评道学的思想境界。明代民歌所倡导的这些文化意趣和精神气质，逐渐在前后相因、同代相和中得以发扬光大，广泛流传，成为民歌发挥“尊情崇俗”“讽上化下”“刺伪存真”舆论价值的集中体现。

明代民歌是“天地间自然之文”，是市民文化繁荣发展的集中体现，其所表达的真情至性，切中了明代中期诗文一味复古拟古、缺乏创意的病脉，具有革新文学的重要意义。出乎此，李东阳、冯梦龙等率先对民歌加以揄扬，称其“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47]1510，“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真诗乃在民间”[42]158。但实际上，他们对民歌的称赞较为理性，且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诸如“情真”“自然”等在其看来富有时代价值的思想因素，恰恰为诗文的更新发展充入了新鲜血液。与此相联系，明代民歌为诗文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描写内容，有与正统文学并驾齐驱之势，冯梦龙甚至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6]317，旗帜鲜明地抑诗文而扬民歌。可以说，明代民歌既改变了为八股文所限制的僵化文体格式，也为正统文学增添一抹绚丽色彩。同时，明代文人重视民歌的舆论优势，推崇并整理拟写，这使民歌迅速传播，流布民间，从而打破了由上层文人把持舆论方向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下层社会舆论的方向。由此，民歌不再是歌功颂德的粉饰之辞，而是凭借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质朴的言语形式，逐渐成为广大民众观风俗、评时势、宣民意的舆论路径。如宣宗好斗蟋蟀，民歌直言：“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7]卷二四:625严嵩专权，民歌斥之：“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7]卷二六:664于地方官员，民众若有怨怒，也会作歌宣泄，“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48]1008-1009。反之，对于那些清官廉吏，民众则会民歌传颂，如苏州知府况钟廉洁奉公，民歌赞之：“况太守，民父母，早归来，养田叟。”[49]12-13御史海瑞清正廉洁，民歌赞曰：“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只此九字，为我明一人。”[50]卷三:15凡此，明代民歌的繁荣标志着主流文化由官方流向民间，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摆脱了封建礼教的牵绊，代表着自身的主观思想，成为人们发出呼声的重要渠道。

总之，民歌乃民间“真诗”。明代民歌依靠其广泛的民众基础、浅显的言语风格和本真的表意方式，直接构成民间社会舆论的原初形态和有效形式。一方面，通过民歌，民众的情感意愿在街头巷尾、人际言谈之间迅速传播，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诚可谓：“惟夫童谣舆诵，及田家杂占，未尝师法古人，出于天地自然之音。世治之汙隆，人材之邪正，莫不一本好恶之公，所谓‘诗可以观’者是已！”[51]813另一方面，民歌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公众性、世俗性的“舆论信息”，同样具有特定的语境、特定的主题和特定的诉求，而且不同的地域、阶层、群体皆有可能针对特定的现实问题、社会现象发出可以广泛传播的民歌舆论，形成可以产生共鸣的民间舆论。明代民众通过民歌灵活犀利、嬉笑怒骂、含蓄戏谑的表达方式，侧面反映了明代复杂多变的人间世道和人心世风，民歌不仅成为明人讴歌自遣、愤世嫉俗的良方，充当了宣情导郁的独特舆论载体，也成为人们观照明代舆论生态的一个特殊“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