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华

(《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山西 太原 030006)

出版是人类实现心愿与彰显智慧的实践领域，在文明进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塑造着阅读者个体和群体的精神世界，并由此获取养分与动力，激励出版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在这一壮阔宏伟的出版画卷中，既有历史变革的大场景，也有现实改良的小事件，同时还有一种难以被清晰勾勒却与总体气韵相关的文化、心理积淀，它们处于出版活动的基底层面，传承和延续着出版生命，具有独特的学术或思想价值。铅字效应就属于这类现象。

一、一种视觉心理现象

(一)“眼前一亮”与“怦然心动”

作为期刊编辑，常会在劳动过程中体验到一种奇妙感觉：稿件一经录排，还未开始校读加工，见之便“眼前一亮”“怦然心动”，稿件质量仿佛“一下子”给提高了。与同行提及，也都有相同体验：一篇稿件，一旦发排后变成校样版式，原先的“印象分”就会无须努力地随之提升。再进一步，如果加工处理好的稿件正式发表，编辑一见那个印在期刊上的“样子”更会瞬间提升对稿件的质量好感。说起来也没什么神秘，大家不约而同把这种现象称为“铅字效应”。此外，编辑同行间还会常常分享一个感受：看着新出版的期刊，心情如何如何不同于一般…… 与对单篇稿件的感觉相比，这大概算得上“铅字效应”的“集体”爆发了。但铅字效应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并未见有深究过。

仔细思考，之所以说感觉“奇妙”，某种程度上在于其发生并非刻意，而是不经意间的心理活动，似乎存在着一种说不清、剪不断的情感联系。而且，只要我们再加品琢就会发现：类似的心理活动，不仅会发生于期刊编辑身上，也会发生于图书编辑、报纸编辑身上；不仅会发生于编辑身上，也会发生于作者和读者身上。所以，铅字效应的发生主体非常普遍，出现了主体泛化。我们还发现：铅字效应不仅发生于纸质书报刊语境，也越来越多发生于电子书或网络出版语境，比如同一篇文章，当它被中国知网以屏幕的文本形式呈现，也会让见者“眼前一亮”，好感顿生。所以，铅字效应的发生客体也具有普遍性，出现了客体泛化。

不难看出，“铅字效应”起因于视觉注意对象客体，而以积极的情感态度为结果。“铅字效应”发生过程中，是视觉注意连接了阅读主体与客体，从而才形成两者间的刺激-反应机制。视觉注意主要分为视觉空间(视觉呈现的物体所在空间位置)注意、视觉特征(如颜色、运动方向等)注意和视觉物体(从完型角度被知觉为整体的)注意。[1]铅字效应发生时，视觉注意对象是与空间、特征和物体均有关的出版版式或样式，如：无论纸质期刊的个别版式还是整体样式(以下都用“出版形式”)，都以二维或三维空间形式呈现，都具有文字、符号标记、排列方式等区别性的差异特征，都以特定的物体(纸张等)为载体，所以铅字效应总体上是三种视觉注意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通过体察可知，其物体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出版物上的二维或三维空间形式及近似于颜色、方向等特征的文字、标点、图表等的符号表征，才是吸引视觉注意的主要材料。也因此，铅字效应可以不受物体限制而触发于电子书或网络出版等的虚拟形式。

当然，铅字效应的发生与视觉注意主体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视觉注意主体本身就是铅字效应的最终承载体。但相比于铅字效应的客体泛化，铅字效应的主体泛化似乎没有边界，除了编辑、作者，作为主体的读者范围可以从显在读者扩大到潜在读者。

这样，如果撇开主体内部差异性的考虑，那么概括而言，铅字效应就是一种大众对出版产品的普遍好感反应。再具体明确一些，则可以表述为：铅字效应是指人在与出版产品共处的特定场景中，可能会因视觉受到出版产品个别版式或整体样式的刺激而产生瞬时的愉悦感，并导致对出版产品肯定性评价的视觉心理现象。

(二)“心动”背后

关键是我们发现，铅字效应的“好感”，似乎在表明一种认知：只要“如此”出现的，就是好的——其中蕴含了一种确信不疑。出版质量能获得受众的好感或信任，是出版活动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实现。但令我们稍有失望的是，“这个过程并非刻意，而是不经意间的心理活动，似乎存在着一种说不清、剪不断的情感联系”，并且这个过程与阅读行为没有直接联系，不能产生针对具体出版内容的确切评价，所以不足以证明受众对出版产品的真正接受或绝对忠诚。那么，铅字效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如前所说，铅字效应发生过程中视觉注意对象的作用非常关键，因为只有“特别”的视觉注意对象才能吸引视觉注意。铅字效应中的视觉注意对象毫无疑问是出版形式，分析下来，其最直观的“特别”之处，除了与主客体周边物理环境的差异，就在于这些形式是“出版”的形式而非其他一般书写或打印等的形式。

出版形式的确是一种“特别”存在。如前文铅字效应示例中的“录排”稿件 ，指稿件虽未正式发表，但已被框定为发表的形式，而这一形式，无须编辑付出努力便能为稿件质量“加分”。也就是说，铅字效应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个形式具有“优化”原稿件的“特别”影响力。按照一种传播假设“一个给定的媒介信息的话语结构‘倾向于’、或向受众暗示了一个特定的诠释内容”[2]49-50，这个形式作为稿件的一种话语结构，一定暗示了某个“特定的诠释内容”。在我看来，这个“内容”应该是稿件原文本由自由格式向规范格式的转换的结果。其中又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文本由非正式格式转换成了正式格式；第二，文本由私人性质的格式转换成了公共格式。两点表述中的“正式、公共”等字眼都具有“特别”的语用色彩，恰恰透露了现代出版的“严肃性”和“规范性”特点。“形式即讯息”，铅字效应虽触发于形式，但绝不仅仅“形式”那么简单。

的确如此，铅字效应中由形式而起的对稿件质量的“加分”感觉即指向了稿件的内容层面。这一结果自然在于形式与内容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但当试图按照一般的思考路径将内容确立为铅字效应发生的根由时，却发现仍然无法绕开形式的遮挡。 “意义产生于形式与内容的交汇之中——亦即传播的话语、体裁、形式之中”[2]88。“形式超越内容”[2]88。可以说，正是发表形式也即出版形式的特别决定了出版内容的特别，而这种特别就是在上述的稿件格式转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版式为例，看似简单的出版版式的形成，在出版流程中处于至关重要的环节，意味着付印前对稿件内容的最终确定及出版形式的使用允可。所以，实际上是其所隐含的出版“纳入”机制，使稿件作者获得了“发表”权利，也使稿件编辑得以行使按照出版要求“优化”稿件的责任。而这个权利或责任是由出版这一特殊领域的法定机构或人员所授予的，代表着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资格，同时也是特殊能力的证明。可见“形式”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对出版资质的权威确认。某种意义上，盗版作为出版物“形式上”的非法复制，一方面，它的产生与时而猖獗就是通过出版形式对急功近利的表达，是拥有出版权威的一种“幻觉”实现；另一方面，对盗版的严厉谴责和打击，证明了出版权威的不可随意践踏。由此推断，铅字效应的好感与确信中，应还隐藏了对出版的敬畏或敬重之情，其 “心动”背后，是与出版的某种深层情感联系。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铅字效应在发生的一刻是毫无道理的，很像一种心理本能。如果仔细回忆，我们还可能发现“文盲”(不属于“潜在读者”范围)有时也会有与铅字效应类似的心理表现，比如我就回忆起我的没有读过什么书的母亲见到或整理书报刊时的郑重表情。这说明其背后的情感联系很可能来自隐藏于主体意识中的某种“前设定”，也即与人类某种共同而久远的美好印象或记忆有关，而铅字效应是这种印象或记忆在个体心理的当下浮现。

中年象山之论，简易迅捷，别开新径，一鸣惊人，于朱子之观点是一纠正，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与赏识。乃至朱子也能以此为鉴，不会过多偏于道问学。陆九渊此时之最大贡献，是让超凡入圣成为可能，而不需要文化学术等前提条件。事实上，陆九渊之宗旨似乎更符合宋明儒学之传统。值得指出，陆九渊此时的思想自然能在早年“心同理同”说中找到根据，但同时也是陆九渊自身因缘际会、思想发展的结果。

二、与“神圣”的历史关联

众所周知，铅字通常被用来形容书报刊等印刷品，其实是指铅字印刷。可奇怪的是，上文虽然说的是“铅字效应”，实际上却与铅字无关——今天的出版形式早已是光电或数字技术的合成。也就是说，铅字不再作为出版元素时，“铅字效应”却仍然在我们的意识中发生，成为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共在。这与记忆的保持如出一辙：“人在感知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当事物不再作用于感觉器官的时候，并不随之消失，而能在人的记忆中保持一个相当的时间，在一定条件下，还能重现出来。”[3]209

再仔细品味，铅字效应的“好感”与“确信”中，隐约围绕着一种突矗的情绪，而“好感”与“确信”则是以其为核心向周边生发而成的晕轮式的总体反应。凝视这个情绪核心，相比于好感与确信，它对事物的肯定是既明确又强烈的，就像泉源，不断供给着好感与确信的持留，从而构成核心与外围间渐浓或渐淡的过渡性存在。其实，最初提到“铅字效应”，已使人联想到“铅字崇拜”的说法。所谓“铅字崇拜”，一般是说一种心理——总感觉刊登在书报刊上面的都是真理，因而向往之或将其奉为神圣。从语义上讲，崇拜指主体对客体具有高度尊重、钦佩与信任的情感态度，正是“好感”与“确信”的正向极致表达，两相比较，好感与确信属于较强肯定心理，崇拜属于极强肯定心理。同样性质的肯定心理，在极强与较强之间存在量上的过渡关系，也就是说，崇拜即可成为衍生好感与确信的泉源。这为我们直觉上对铅字崇拜是铅字效应源头的猜测提供了语词理据。而从事实理据看，历史上最早的“铅字崇拜”直接产生于铅活字印刷术(以下为“铅印术”)开始应用和传播的语境，而且对后世的出版及文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开启意义，从而有可能成为“铅字效应”的起源。

首先，铅印术最早广泛应用于《圣经》的复制和传播。如：美洲社会的第一台铅活字印刷机诞生于1638年，随后美国处于“铅活字印刷机统治”之下，那时“《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人们相信印刷品“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现形式，耶稣的教义将借此被不断推广”。[4]36-37这是对“铅字崇拜”的较早描述。而在我国，19世纪铅印术传入后，也是首先应用于汉文《圣经》的刊印，并于1819年印成了第一部汉字新式铅印书——《新旧约圣经》。随着铅印术的发展，铅印书籍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最初的铅字印刷所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铅印书籍多为宣传宗教的读物，其他书籍较少”[5]205-207。从这些记录看，铅字最初主要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所以铅字崇拜的初始含义应与宗教崇拜有关。

其次，除了宗教信仰，较早的铅印术还与文化启蒙相关。据记载，对于北美殖民地的早期移民，“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迷”[4]37。“另外三个因素”包括：殖民者热爱读书的传统；建立“读写学校”推行教育；阅读没有阶级之分。 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4]38。“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地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4]3818世纪，“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中心”[4]40。“……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4]40由于阅读的盛行，“进入19世纪的美国，在所有地区都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4]45。类似情形也发生于中国：19世纪中期以后，铅印术广泛流传，并于20世纪初期替代雕版印刷术成为最主要的出版物印刷方式，满足了新式学校建立后教科书、地图和教学参考资料等的民众普遍需要。辛亥革命前后，伴随铅印术的发展，一时报纸杂志风起云涌，诞生了不少专业报刊，“还有供一般民众阅读的白话文报刊，几乎遍及每个省，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5]214。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生，各类型反映科学、民主内容的书刊纷纷出版，先进知识分子大量出版白话文、加标点符号、加注音字母和连环画等形式的通俗书报，关注工农生活，普及科学知识，为广大识字不多的一般民众提供精神食粮[5]240-241，在全社会掀起了以铅印出版物为基础的读书热和文化热。这一时期，虽未见“崇拜”说辞的明确使用，但铅印出版物在民众心目中占有“神圣”地位是既成事实。

此外，铅印术出现后，对出版物形制的变革也是彻底的。如在我国，初期的铅印书和杂志在形式上仍沿用雕版书籍的传统方式，“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铅印书籍生产率不断提高，书籍的形式也逐渐起了变化，西式装订和横排的中文书开始出现。西式装订是指我们今天所用的精装和平装的书籍装订方法”[5]206。“中式洋装书刊结构的转变，还表现在新体制实施的书刊的扉页、版权页、广告页和出版标记的要求，这些新的结构改变了传统古籍的文字编排布局和封面设计方式”[6]。

正是这些内容和形式的改变形成了之后现代出版较为固定的内容和形式的基础，并构建起了一套现代出版的话语模式，至今延绵不绝。参照媒介学观点“任何意义的固定化都是一种来自特殊认识范畴的权力的实践，或者说对于权力的屈从，甚至是一种压制其他世界观的话语暴力”[2]49，可以确定这套现代出版的话语模式同时发挥了制度方面的奠基作用。

让我们拉开视线，将铅字崇拜置入出版史和文化史的长河，那一特定时空下铅印出版物的出现和传播是空前迅捷、密集而广泛的。它们对大众思想、情感、态度、行为的影响力，似乎印证了早期“大众传播的魔弹论”观点：“大众媒介中的信息传播，就如用装有子弹的枪进行射击，或对人进行皮下注射一样，信息一旦抵达观众，便对每一个接受它的人产生强烈甚至几乎相同的影响。”[7]借助于宗教信仰、文化启蒙所具备的根源性、“真理”性以及铅印术复制与传播的高效率，出版物彰显了巨大的威力、魅力和魔力，它的特殊的内容、形式及其权威性，以新的表征方式满足了民众的“神圣”想象和“神圣”期待。

铅字崇拜，总体上是对大众与现代出版早期话语模式之间一种特殊情感联系的宏观描述。而这个话语模式中内含着最为完整和纯粹的出版意义，即通过出版物向民众传递的有益于其文明进步的知识和思想含量，也即出版的“神圣”所在。这使“铅字”具备了利于传承的深厚而广博的情感与意义基础。如果交换一下大众与出版的主客体视角，所谓“情感联系”也就是“意义联系”。但是，与铅字崇拜的情感或意义联系相比，铅字效应的情感或意义联系已大幅减弱，映现了出版“神圣”不再的现实。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三、“遗忘”与技术带来的衰变

铅字崇拜的维持，一方面借助于出版本身魅力的持续，另一方面借助于大众认知水平的持续；一旦出版和大众发生改变，两者间的意义或情感联系就会发生变化。铅字效应是铅字崇拜弱化的结果，意味着出版与大众之间意义或情感联系的弱化，应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版自身发生改变导致光环退却而使与大众的原有联系弱化或脱钩；二是大众认知改变导致感性与理性结构的调整而使与出版的原有联系弱化或脱钩。但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意义或情感联系都出现了反向于崇拜的发展趋势，对“神圣”的记忆逐渐消退。而“经验在记忆中发生的量的变化，最显著的是遗忘，即记忆的内容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而越来越少”[3]241。时间的间隔同时制造了相对凝固的空间，随着空间的延展，记忆的内容也越来越少。所以遗忘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的历史演变中。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遗忘”不仅限于科学含义，其适用范围从主体个体延伸到了主体群体，从心理学语词抽象为文化学用语。

(一)时间维度的遗忘主要归因于记忆主客体“距离”趋近导致的意义消退

所谓“距离产生美”，就是说适度的心理距离有益于审美的产生。铅字崇拜本身内含审美，是大众对出版仰视与远视的心理效应。在那样一段历史当中，高高在上的出版与大众之间延续了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意义传递(准确说是投放)关系，处于下层的大众只有被动接受的权利，无论接受程度如何，出版“意义”都几乎不被损害地到达大众。但意义的传递与到达也就意味着距离的缩短和消失，在距离趋近中，出版的神秘光环逐渐退却，大众的情感态度逐渐理性。所以，铅字崇拜在铭刻出版“神圣”的同时，也是对出版“神圣”遗忘之旅的起点标记。出版与大众的“距离”通过特殊的意义或情感联系，塑造着大众的出版感知心理。

随着现代出版的建立，文化普及、出版繁荣，一方面是出版物的内容与形式发生着类型、层次的繁衍，另一方面是读者对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的阅读体验和认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起码在感知上，对出版“意义”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出版地位随之下降。特别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广播、电视等新的媒介开始进入大众生活，改变了大众主要从出版获取“意义”的原有传播格局，出版步入与广播、电视等媒介平等的发展路径。七八十年代，计算机与互联网开始普及，一切“意义”向“信息”虚化，“意义”似乎随处可见，以至于出版“意义”部分地消弭在价值模糊的信息海洋中，大众的出版感知也越来越“日常化”，出现了与其他媒介感知的界线模糊。21世纪后，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出版的意义表达与意义传递纷纷向各媒介、各渠道拓展转型，传统出版不得不放下姿态转而竞争性地介入大众生活，成为大众可有可无的“意义”选项，而新媒体则制造着各种出版假象。大众的出版感知发生了量与质以及结构的骤变，对“神圣”的记忆痕迹进一步萎缩、埋藏于对出版的整体记忆中，而这个痕迹依然在消退或消失，出版处于“神圣”被永久遗忘的边缘(1)“导致永久遗忘的是记忆痕迹的消退或消失。”参见：曹日昌.普通心理学[M].合订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247.。

(二)空间维度的遗忘主要归因于记忆主客体与环境互动导致的意义消散

以数字、网络环境做空间遗忘的阐释依据并非刻意，而是其特殊示范性和典型性向研究视野的自然涌现。数字化时代，对出版“神圣”的记忆痕迹的消退，是出版与大众之间意义联系消散的心理映照，但这个消散过程不再是时间维度上的逐渐铺展，而是在特定时空领域内的突变性落差。根据心理学成果，遗忘速度与记忆材料的性质有关，熟悉的与有意义的材料遗忘慢[3]243，这启发我们：除了时间进程上大众与出版之间联系减缩的原因，应是发生了出版在短期内的规模化的意义失落，包括从有意义向无意义的转变和无意义的大量产生，从而导致出版与大众之间原有意义或情感联系的急剧消散。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对出版领域的介入和深入，出版物首先发生形式上的物理改变，同时引发内容的逻辑变化。形式上的物理改变，一是出版载体的多元，二是出版物内容表征的多元。而话语形式在与此相关的各类、各环节的转换与传递过程中必然发生“意义”损毁。换个角度看，出版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类似经济学中的价格“摊薄”，也就是意义分转。比如同一出版产品从纸质出版到新媒体出版，其内容经电子书制作、网络发布、微信转发，在不同形式的转换和分化中又附带了各自的新的形式设定，这样，出版产品的总体“意义”不仅没有“瘦身”，反而还有所添加。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出版的意义流转中，确实发生了意义的原型折损，因为形式的分转势必造成形式的总体膨胀，从而不仅分散或掩盖了原有的“基础”意义(如：精妙的逻辑和思想)，而且各形式本身携带的一部分内容意义也自动消解。出版产品形式的多元化，制造了一种“烟雾”式的出版形象，“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来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4]8，也即产生了大量的无意义。

数字、网络技术刺激着作者表达和读者阅读的欲望，赋予其更大满足的可能性，也使其更加急切，这导致出版忙于各种话语形式的转换，发生注意力投入偏移同时忽略了原有意义的凝练，从而使原可能发生的意义传递效果在各种新形式的碰撞和牵扯中被掩蔽或弱化。出版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内容的选择、组织、优化等不同手段或环节，参与出版意义的构建与阐发，是出版物内容的过滤者、把关人、推送力，同时也是出版物形式的设计人。与作者和读者不同，编辑等出版者的出版感知，不仅是对出版产品的外在反应，还内含对产品生产过程的内视反应。新技术条件与竞争环境下，出版者不再满足于传统书报刊的物化劳动，也将劳动的价值实现寄托于虚拟产品的生产和新渠道的占有。因此，即使是传统出版者，其意义关注的重心也有了由内容向形式转移的倾向，几乎与新媒体人一起“共谋”了出版物生产与传播中的意义减损。其中还内含意义包裹层——出版物形式与内容两者间由一体到错位或开裂的关系转变，从而导致意义的叠加失落。出版的总体意义就此淹没或消失在了飞快增长却意义空泛的速度和数量里。

就这样，在遗忘与不必明说的技术演进的双重促力下，经过时空交错的历史淘选，大众对出版的感知，由情感专一的铅字崇拜衰变为情感藕断丝连、态度飘忽模糊的铅字效应，对出版“神圣”的深刻记忆消退为对出版形式的瞬间反应。出版的威力、魅力与魔力几乎要被遮蔽和忽略于大众的意识之外了。铅字效应由铅字崇拜而来，那么铅字崇拜就成为两者间一脉相承的心理基因，铅字效应是以铅字崇拜为基点的退化与泛化的结果。今天，虽然也偶有“铅字崇拜”的说辞，但已功利化为文化人对作品“变为铅字”的“成功”追求，抑或小众化为一代人对纸本书籍的怀旧情结。

四、面向新出版的“神圣”的建构

探知世界和延续生命是人类普遍而终极的欲望，而以文字等语言符号作为其表达、象征和促进的力量，进而又选择、凝练、提升为以书籍等特定形态为载体的、既便捷又实用的出版产品。但是，对书籍等形成和享有的能力和权力最初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对书籍等的崇拜也就转化为对书籍等形成和享有的能力和权力的崇拜。这正是出版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出版就不仅仅是出版正式形成后的事，还应该包括之前各种萌芽、成长期的出版和未来的出版。 实际上，无论铅字崇拜还是铅字效应，都是出版发展状况的时代显示，标注了不同时代的出版语境。

出版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权利之一，出版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利，象征着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认可与权利享有，是能力与地位的数据积累和材料证明。出版权利的总体扩大，代表了社会总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以此来看，从铅字崇拜到铅字效应未尝不是一种进步。不能否认，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时代的到来，才真正为出版权利的全民化提供了便利和条件，尤其“数字技术带给出版行业的操作便捷性、种类多样性、主体活动多元化等优势，降低了个人和社会集团参与数字出版实践活动的门槛”[8]22，由此，铅字效应成为新出版转型的心理症候之一。但是，在出版活动泛化以及新出版与传统出版竞争的语境下，铅字效应体现出的人的视觉注意目标的选择和飘移，覆盖了对出版总体的好感——出版的危机正在于此。

在新出版逐渐主流化的过程中，数字阅读成为出版“意义”的主要传递渠道。“数字阅读是区别于纸质阅读的一种新型阅读方式，主要通过各种屏阅读，包括电脑、Pad、手机、电子书阅读器及其他数字屏”[9]。据统计，2019年的数字阅读率已近80%[9]。这一事实意味着提升大众对出版的好感与确信须从新出版寻找着力点。今天，当传统出版面临危机时，铅字效应仍是一种亲切的存在，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好感与确信，也是对出版“神圣”的纪念，寄予着大众对出版“神圣”的期待。这给新出版的发展带来了启示。

(一)利用技术——出版“意义”传递的理性创新

如前所述，铅字效应不仅可能触发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形式，还可能触发于虚拟的新媒体出版形式。当读者打开出版网页或链接，对出版的感知点——出版版式或形式，已从内容的“自然”呈现样式，部分地分散和偏倚为阅读的便捷度和文本显示的点击量、“在看”量、评论量等数字化形式附加。对于新型读者，一部作品以新媒体形式发表引发的“流量式关注”，可以压倒传统出版形式引发的心理反应。作品能不能被大型微信公众号转发、能不能被权威网络平台发布并获得围观等等，被视为作品“价值”的体现，也即“意义”的组成部分，从而成为阅读选择依据。甚至学术出版这样的“严肃”领域，作品是不是被新媒体发布或转发及其流量表现，也是读者选择的重要参照。出版感知的形成过程和结果，成为极为复杂的存在，远超于原有的意义传递和接受链条。

基于前文对“遗忘”原因的“意义”变迁分析加之具体考察表明，“并不是所有话语形式都能丝毫不损害意义地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4]。从呈现方式看，“内容相同的信息，呈现方式不同，读者的理解与体验也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论上熵值一样的信息而言，每种呈现方式最终传给受众的信息量有所不同”[8]22。所以，在保留意义完整的前提下，话语形式的转换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更不是转换越多越好。以此观照新出版生态，基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意义表达与呈现，包括纸质文本和虚拟文本的构建，文字和声音、图像、视频等的使用都是必要的，但须以形式与内容的贴合为标准。因此，新出版须在技术赋予话语形式多种可能性的条件下，最大限度保留并加大意义含量，从而提升大众对出版的感知与接受度。

(二)做好把关——出版“神圣”的另一种构建

如果说传统出版带有一定的“宣教”意味的话，那么新出版最大的改变则是越来越重视读者的参与，这种由“强制影响”向“和平吸引”的转向，一方面促进了出版与阅读的繁荣，另一方面使出版与大众之间的意义传递与接受形成双向互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出版的严肃性受到了挑战。

铅字效应的发生，说到底是出版的特殊价值与目的所依托的特殊内容及特定形式依然具有“神圣”性，其背后是一种意识力量，而非技术力量。出版感知根本上来自出版与大众之间意义或情感联系的构建。“意义”分转、减损的背后，是对出版资质认知和管理的扩大与放松。新出版语境下，如何区分和管理出版，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出版“多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问题。就是说，有必要做好新的内容与形式的严格把关。

“归根结底出版是出版者(不仅仅是作者)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政体存在的当今世界，最终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属于国家的主权范畴”[10]。出版本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所以，保持出版“神圣”，仍需出版与大众保持一定“距离”。新出版语境下，唯有珍惜宝贵的“资质”资源，更好地利用高技术、高积累，生产高质量的出版产品，才能构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出版“神圣”。

总之，在历史文化视域下，铅字效应并非单纯与出版形式有关的点状感知存在，而是连通着一条厚重宽广的与出版事业相关的感知流脉。如果说出版的一种“神圣”已成过往，那么“出版的使命是传承文化。出版人扮演着四种角色:文化生产的组织者、文化产品的鉴定者、人类智慧的传播者、精神气候的营造者”[11]又何尝不是在表达着坚持和走向另一种神圣？在这个意义上，铅字效应既是传统出版遗留下的一枚心理珍宝，也是新出版通往“神圣”的一把心理钥匙。随着出版质量的提高，出版地位也有望回归到理想位置，无论编者、作者还是读者，都能在面对新的出版产品时，体验到“加强版”铅字效应的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