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丰,张海涛

(1.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1620；2.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框架理论自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来，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如Goffman 将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Minsky将其应用于人工智能研究，Lakoff 将其引入政治学领域，Entman等学者则将其应用于新闻传播研究[1]18-22。20世纪70年代，Fillmore将框架理论引入语言学领域，提出了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强调语言和人类经验之间的关联性，与语言学的很多领域都有着密切关系。“框架语义学从认知角度出发，综合考虑语境、原型、感知、个体经历等因素，为意义的形成提供了全面、整体的解释。其理论价值在人工智能、词典编纂、话语分析、语言习得等领域都有相当的体现”[2]66。翻译涉及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的转换问题，因而框架语义学视意义具有整体性、结构性等特征的构念自然也引起了很多翻译研究者的关注。早在1988年，Snell-Hornby就提出框架语义学可以成为译者分析文本和建构文本的依据，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79。之后，Ammann、Neubert & Shreve、Kussmaul、Rojo等人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框架语义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2]66-71。除了上述这些理论渊源，框架语义学与翻译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渊源。作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本土理论的代表人之一，周领顺教授曾针对汉语框架网(Chinese FrameNet，以下简称CFN)的创制提出了直用式学术翻译，但似乎一直未引起广泛关注。本文拟从CFN的创制过程入手，从框架语义学的理论角度对直用式学术翻译的概念及其案例做一分析和评价，试图从框架语义学的角度来反观在CFN的创制中，直用式学术翻译是什么性质？翻译在CFN的创制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发挥了什么功能？直用式学术翻译的适用范围是否仅仅局限于CFN的创制？

一、框架语义学与汉语框架网

(一)框架语义学简述

“框架”(frame )一词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由Bateson于1955年提出，指的是某一时空语境中的关联背景和相应的交际行为。20世纪60年代，Charles Fillmore提出了“格框架”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他在70年代提出了框架语义学，又称场景-框架语义学(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框架是框架语义学的基本概念，Fillmore对“框架”的定义进行过三次修订。最初，他将其定义描述为：“框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系统，理解一个概念必须理解与概念相关的整个系统，当这一结构中的任何一个概念进入文本或对话时，都会激活整个系统的所有概念。框架涵盖了文献或自然语言理解中的各种概念组合，如‘图式’‘脚本’‘情景’‘意念基础’‘认知模式’‘民俗理论’等。”[4]1111985年，他将框架的定义修订为 “特定的知识网络系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连贯一致的图式化网络”[5]223。 1992年，他提出框架是我们对词汇蕴含的概念所进行的一种知识预设[6]75。经过不断修订，“框架”逐渐从一种语言构式演进为一种认知构式。李茹认为，“在框架语义学中，‘框架’的定义并不是传统语义学上的术语定义，而是一个理解意义上的模式，是与词语密切相关的概念结构，是由词元和它所联系的框架元素构成的表达特定场景的语义结构形式，所以也称‘语义框架’”[7]11。简言之，语义框架代表的是人类大脑中的概念结构，涵盖了与认知相关的各种概念。框架语义学试图用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来描述语言和人类经验之间的联系，即将词语、句子和文本的意义统一归于“框架”这一形式下进行描述[8]46。每个框架都代表了一种生活场景或者说是一种认知图式，其中包含一系列的框架元素，框架元素反映的是某一场景的参与者、外部条件和概念角色等元素。词元是框架元素的具象表达成分，一个框架会激活一系列的词元，反之，一组词元也会激起一个特定的框架。框架之间会形成不同的框架关系，如继承关系、使用关系、总分关系、透视关系、因果和起始关系、先后关系等[9]1456。框架语义学的核心概念是“语境”“原型”和“框架”，在框架语义学的视角下，任何一个词、句子和语篇的理解及其意义的获取都必须参照一定的概念体系，也就是一定的框架知识体系。“框架语义学具有完备的体系结构、经验主义语义学的性质和认知机制的背景，是一种直接面向应用的、有效的知识表示形式”[10]100，不仅有助于分析选词对于文体效果的影响(如政治文本、文学文本中的修辞与效果)，而且对于自然语言的处理(如信息提取、语音自动问答、机器翻译等方面)也作用显著[11]620。

199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英语框架网络项目(FrameNet，以下简称FrameNet)，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该项目是以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基于语料库的计算机词典编纂项目，旨在建立一个人机均可读的在线英语语义知识库，包括词典、框架数据库和标注例句库三个语料库，涉及框架描述、标注例句、体现框架元素的词项、框架关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通过提供语义和句法普遍化的语料证据，目标词语和短语的配价表达，从而描述词语义项的语义框架”[12]33，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高自然语言处理和信息技术的技术现状”[13]5。框架网络项目目前由Collins Baker教授主持，其资源建设仍处于不断更新中。截至2020年8月，据FrameNet官网数据显示，其团队共设立了1222个英语语义框架。

(二)汉语框架网的创制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以FrameNet为蓝本构建了19个语种的框架网络资源，其中包括CFN。CFN由山西大学于2004年首创，该资源库是以框架语义学为理论基础，以FrameNet的英语语料库为参照，以汉语语料为资源而构建的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该项工程一方面针对汉语词汇，参照英语框架语义网，译建或创建适合汉语语义内容的框架，定义其框架元素以及框架-框架关系；另一方面，以汉语真实语料为支撑，针对各个框架标注了一些例句，显示框架语义在句子表层的表现形式”[8]47。截至2020年8月，据山西大学团队统计，已经建有1313个汉语语义框架，包括框架库、句子库和词元库三个部分。CFN是进行汉语深度语义表示与分析的语义支撑资源，可用于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及自然语言处理研究[14]96。

CFN的创始人之一——刘开瑛教授提出CFN框架的创建原则有以下四点：(1)CFN框架可以直接靠翻译和修改补充Fillmore创建的FrameNet而完成；(2)框架元素的类型及数量是认定框架和区分框架的根本标志；(3)每个框架所包含的所有词元应逐一审核，不能直接翻译；(4)词性与框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区分框架的主要依据是框架元素的类型、数量和框架所表示的事件。他还提出句子库的构建应以真实的汉语语料库，如“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为基础，并对目标词和框架语义角色进行标注。词元库的建设同样要抽取真实语料，针对每一个词元，记录词元所在义项的具体含义以及该词元的句子标注报告[8]47-49。可见，在CFN的创制过程中，翻译借鉴以英语为语言载体的FrameNet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不仅为研究词语意义和句法结构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8]46，而且为CFN的创制研发提供了原初模型和技术路线。对此，周领顺教授就提出，在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即CFN)的构建中，翻译产品被直接应用并转化为其中的内容，是我国学术翻译史上鲜见的大规模的直用式学术翻译[15]198。

二、直用式学术翻译

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被誉为中国当代原创性翻译理论之一[16]23，与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等本土理论一样影响巨大，近几年日益成为中国译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作为其代表作之一，《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以下简称《理论框架》)一书集中体现了周领顺教授的核心理论思想，该书是“以译者行为的评价为入口，以译文质量的评价为出口，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在翻译社会学和描写译学的框架内，走翻译批评—译者批评—译者行为批评之路，构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体系”[15]1。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求真”与“务实”，在此基础上则衍生出译者的“语言性”与“社会性”、译文的“译内效果”与“译外效果”、“翻译”与“非译”、翻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文本视域”与“行为视域”等概念。除此以外，周领顺还提出了“直用式学术翻译”这一概念。

(一)直用式学术翻译的概念及其例证辨析

周领顺将文本类型划分为三种：文学型/文学表达型文本(包括表达型和呼吁型)、应用型文本(包括信息型和呼吁型)和半文学半应用型文本(表达型、呼吁型、信息型的结合体)。在静态环境(一般情形)下，“文学翻译偏于求真、应用翻译偏于务实，半文学半应用型文本的翻译既求真又务实”[15]174。在动态环境(特别情形)下，“译者会因人、因时、因事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做出调整，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对待”[15]174。他将“特别情形”定义为“译者服务于读者以外其他社会需求的动态环境”[15]190，其中包含两种情况：一是针对偏于“求真”的文学型文本的译者的“务实”行为，二是针对偏于“务实”的应用型文本的译者的“求真”行为。针对后者，重点讨论的是直用式学术翻译的译者的求真行为，他提出，根据学术翻译的目的可以将学术翻译分为两大类：以借鉴翻译内容为目的的借鉴式学术翻译；把翻译当作手段用于语言比较的对比式学术翻译，而对比式学术翻译还包括把翻译资源直接转化为可供应用的学术资源的直用式学术翻译。借鉴式学术翻译涵盖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如西方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的翻译，而对比式学术翻译是把翻译当作语言对比研究的手段，通过翻译去了解不同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15]194。上述几种概念从翻译的目的和文本的功能对学术翻译进行了定义和分类，尤为重要的是，周领顺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翻译概念，那就是“直用式学术翻译”。他认为CFN创制过程中的翻译性质就是一种典型的直用式学术翻译。“这类翻译以直接转用为目的，属于直用式，翻译的产品直接应用于汉语框架语义知识库的构建并转化为其中的内容。这种类型的学术翻译在我国学术翻译史上十分鲜见，这样大规模的直用式学术翻译在以前还不曾有过”[15]176。他提出，语义框架的主要翻译内容包括框架名称、框架释义、框架元素名称、定义和例子，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分为两种情况：“各语义框架以目标元素、目标词和认知框架中相应参与角色及其所在部分的翻译为核心，以形式对应为主，兼顾意义，取直译；非目标部分的翻译以达意为主，取意译，兼顾结构，以能够直接转化为CFN为实用目的。各框架名称和框架元素名的翻译仍采取意译，以译意为主。”[15]196形式对应是CFN主要的翻译方法。他以“评判[Judgement]”框架中的一个例句为例：“She ADMIRED Einstein for his character”，此句如译为“她因爱因斯坦的人格而羡慕爱因斯坦”，译文虽然合乎句法上的要求，但自然度稍显不足，而且for引导的短语是非目标部分，也可译为领有关系，所以可译为“她钦佩爱因斯坦的人格”。我们知道，一个框架的内容通常包括框架名称、框架定义、核心框架元素、非核心框架元素、框架关系、词元、例句等。在“评判[Judgement]”这个框架中，其核心框架元素包括认知体、评价对象、表达体和原因。虽然在通常情况下，例句的翻译总体上要比框架定义等其他要素的翻译自由度更高一些，但作为核心元素之一的“原因”一般不能省掉。失去了“原因”，其“评判”的框架便不能成立，会直接影响后续的词元提取和语义识别。所以，我们给出的参考译文是“她钦佩爱因斯坦，是因为他的性格”。该节第二个例句选自“看法[Regard]”这个框架，作者认为“Please understand，I hold you in the highest REGARD”可译为“请相信，我最重视的就是你”。在“看法[Regard]”这个框架中，核心框架元素包括认知者、评价对象、判断，非核心框架元素包括形容、评价传递范围、方式、原因、身份。这一例句的译法可以有很多种，但需突出该框架的核心框架元素，我们的参考译文是“请理解，我对您极为尊重”，两者虽稍有不同，但都体现了该框架的句式特点。如前文所述，在这一部分，作者是想说明对于偏于“务实”的应用型文本，在“特别情形”下，译者要有“求真”的行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个译例没有靠近原文，反而靠向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按照该书的观点，应该是“务实”，而非“求真”。第二个例子似乎是靠近了原文，在表达习惯上和目的语也并不违和，似乎是做到了该书前文所说的“合理度”。所以，这两个案例都无法证明作者在这一节所要论证的观点，即作者在文末所做的总结：“直用式学术翻译更偏于求取原文语言形式之真。”[15]198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个例句均取自FrameNet的原型框架(该网络资源在互联网上免费共享)， FrameNet中的例句全部来源于英语中的自然语言。如上所述，CFN是以框架翻译为基础来建构汉语的框架语义体系，能直接用于框架建构的是有关框架名、框架的定义、框架元素、框架关系等要素的翻译，句子库和词元库要以真实的汉语语料库为基础，例句和词元的翻译并不能直接用于语义框架建构，而且汉语和英语的词元和例句在同一个框架内并非一一对应。所以在后期，我们需要从《现代汉语词典》中进行词元提取，并把例句全部替换为汉语中的自然语句，这样才能用于后续的计算机编程和识别。因此，在CFN的创制过程中，翻译任务的技术难题不在于例句的翻译，而在于框架核心要素的翻译，即框架名、框架元素等名称的翻译。例句的翻译只是用于辅助说明框架及其框架元素的性质，帮助我们看到英汉两种语言在表层形式上的差异，有助于后期框架元素的确立和词元的提取，绝非创制CFN的主体技术。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或者任何一种理论研究途径的拓展与创新，都必须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术语来支撑，否则，理论的系统化、科学性与学科的独立性都无以依托，也就无从保证”[17]69。在这方面，《理论框架》无疑进行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很多国内学者对其理论给予了高度赞扬，如许钧称其研究首次提出批评意义上的“译者行为”概念，并提炼出译者行为评价的理论框架，用于批评的实践，有足够的学派意识，处于“国际前沿”。[18]1周领顺教授能从CFN创制过程中的翻译实践提炼出“直用式学术翻译”这一概念，并从“求真-务实”的理论角度加以阐释，无疑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学术创新，但是对这一概念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和延伸。

(二)直用式学术翻译的框架解释

既然直用式学术翻译是以CFN创制中的翻译实践为基础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那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其使用范围是否仅仅局限于CFN的创制？ 其构念体系及其适用性是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和分析？

从框架语义学的角度来看，由词语和句式而触发的这些框架系统在不同语言之间是不可能完全对等的，原语和目标语系统都有各自的语义框架，两者之间的框架关系可能是重合的关系，也有可能是交叉和包容的关系，或者是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的关系。翻译究其本质就是概念的转换和语义的再现过程，也就是说在翻译中，译者要根据原语文本中各个词元和句式建构的语义框架，在目标语文本中用目的语的词元和句式重构与原语框架相同或者相关的语义框架。这时，“框架内的意义生成和框架间的意义关系是通过激活大脑中的相关认知域、知识域、文化背景等多因素后整合而成”[11]34。例如中国和美国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框架之间必然存在不对等的状况，框架内部的元素也会体现出不同的构式特点，因而CFN创制中的翻译其实体现的是框架概念的选择、类推、比较、删除、增补、替换等各种层次的转换，而非简单的直用式翻译。以“Reporting”框架为例，该框架在FrameNet中的定义是“In this frame an Informer informs the Authorities of the illegal or otherwise improper Behavior of the wrongdoer”。根据这一定义，“报告”这一汉语词元是不符合汉语中的框架场景的，而“检举”“揭发”“告发”“举报”这几个意思相近的词元在大脑中激活的相关认知域和场景更为接近原语框架的场景。但从知识域和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看，“‘揭发’的定义是‘【动词】揭露(坏人坏事)’。……在汉语中，‘检举’稍显正式，而‘举报’一词既可用于口语，也可用于书面语，在汉语中也属于常见词汇，故最终选择‘举报’作为该框架的名称”[12]8。框架名和框架定义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语言系统中是无法完全重合的，框架元素作为框架的语义标签会比较典型地体现出某一框架域的认知结构和文化背景。如在交易域的汉语语义框架中，相比于英语的语义框架，“雇佣”框架增加了“原因”等元素，“销售”框架则删减了FrameNet中原有的“Relay”(转卖)和“Reversive”(回卖)两个元素，而把两者当作词元来处理。“设立CFN的框架元素，主要是根据特定语义框架的场景，结合汉语的实际语料，参照FrameNet中相应框架式所涵盖的框架元素，然后根据汉语句法-语义结构的特点，最终构拟出CFN的框架元素系统”[19]47。框架元素一旦发生改变，框架名称和框架关系也要随之进行调整，直用式翻译便会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不仅CFN 的创制如此，其他国家在创制自己的母语框架语义网时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Lindén等在研究芬兰语框架语义网(FinnFrameNet)时发现，将FrameNet中的英语例句译为芬兰语后，88%的框架例句的所属框架类别未变，其余12%的例句在翻译后发生了框架偏移，所属框架类别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原因是英语和芬兰语在句法、语义或者习语表达形式上的差异而导致了框架的不匹配[20]167，也就是说两种文化不同的认知结构导致了语言表现形式在框架类别上的不匹配。Boas在“Frame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一文中就提出，框架语义学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不同语言中，语义相关的词汇之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同时也存在很大的独特性。语义框架对于翻译来说虽说很有帮助，但应用语义框架构建翻译用途的多语词典并非总是一个直接转换的过程，寻找相应的例句并对其进行标注实非易事。原因有四：框架的凸显不同；词法形式不同；翻译对等词出现偏差或者有零翻译形式的出现；文化专有框架和普通框架之间的类别差异[21]138-152。由此可见，直用式学术翻译在语义框架网创制中的作用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而且会随着框架网的结构和技术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减弱。

框架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会让一个概念相同的框架体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构。Fillmore将框架分为认知框架和交互框架两种，后期又将框架总结为“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s)、“Goffman框架”(Goffman frames)、“语言学中的‘框架’”(the word “frame” in linguistics)、“格框架”(case frames)等四种[11]614-616。Manuel de Vega则提出涉及文化域的框架可分为“视觉框架”(visual frames)、“情景框架”(situational frames/scripts)、“域框架”(domain frames)、“社会框架”(social frames)、“自我认知框架”(self-concept frames)等五种[22]316。Rojo对Manuel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将“域框架”修订为“文本类型框架”(text type frames)，将“自我认知框架”修订为“类属框架”(generic frames)，将“社会框架”细分为“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s)、“地域框架”(geographic frames)、“社会地位框架”(social status frames)和“人际关系框架”(interpersonal frames)[22]316-317。以制度框架为例，美国法律是英美法系，中国法律是大陆法系。FrameNet中设有86个法律框架，在建构CFN中的法律知识体系时，一方面要充分利用FrameNet本体已有的概念体系，另一方面要确保CFN中的法律知识本体可以准确反映中国法律体系中该领域的共有知识，因而其框架的设立要以中国法律文本语料库为依据，以法律专业人员参与为基准，创建新的知识概念本体。例如刑法由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四个部分构成，每一个犯罪行为都需设立一个新的框架[23]733-735。因而在建设CFN与法律相关的框架库时，应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及框架元素的名称和具体内容只可通过翻译来借鉴比较，不可直接引用。语义框架体现了一种语义认知结构，与认知相关的概念、各种参与者、外部条件、概念角色以及与其他认知结构相关的要素都涵盖在这个概念体系中。那么，概念体系不同，涉及的认知概念、参与者、概念角色等因素也会发生变化，因而涉及文化域的框架在CFN中是无法用直用式翻译来嫁接的。

周领顺教授提出学术翻译根据目的可分为借鉴式学术翻译和对比式学术翻译两种，对比式学术翻译又包括了直用式学术翻译。而我们认为，这三种学术翻译是彼此独立但并非对立的学术翻译形式。借鉴式学术翻译是学术翻译的常态，通过翻译来借鉴各个学科的学术成果，涵盖了几乎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对比式学术翻译通过翻译来进行比较研究，如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跨文化交际等领域的研究常常会使用这种翻译形式来进行对比研究；直用式学术翻译是以借鉴为目的而直接将翻译成果用于学术研究或者应用技术，比较典型的是在CFN中的“译建”(刘开瑛)或者是直用式学术翻译(周领顺)。CFN的建设包含三个层面：资源层(包括框架库、词元库、例句库、全文标注库)；语义分析层(如目标词识别、框架排歧、语义角色标注等)；技术应用层(如旅游自动问答、阅读理解等)[7]19。在CFN的创制过程中，直用式、借鉴式和对比式学术翻译这三种形式是一种递进互补的关系。在创制初期，直用式翻译起到一种导引和桥梁的作用，让我们直观地看到FrameNet的主体框架结构，包括框架库、词元库、例句库和篇章库等方面的建设内容。随着汉语框架网的逐步完善，根据汉语自然语言处理的需要，语义分析层和技术应用层逐渐成为技术关键，直用式翻译便不再适用于直接应用于框架的建构和扩展中，借鉴式翻译和对比式翻译会取而代之。

直用式学术翻译并非CFN 所独有，而是很多学科建立之初的一种常态模式。 “学术翻译”顾名思义就是指学术论著的翻译，学术翻译在推动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和进步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德里达曾经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翻译的历史。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从其发起创立到后期发展，处处离不开翻译的身影。中国很多学科的发展也是如此，相当比例的学术概念都是直接从其他语种翻译借鉴而来的，如：《几何原本》是利玛窦根据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所注解的欧几里得《原本》译为中文的，译本中的许多学术用语，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都是由利玛窦首次翻译定名并沿用至今，甚至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24]277。“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自明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始”[24]269。明清之际的科技翻译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学术翻译在其中占了很大比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很多学科，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语言学等都是由此发端。直接引用并加以吸收借鉴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社会进步的时代要求。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积极翻译西方文化成果，汲取先进的西方文化概念，创立了许多汉字译名，如“科学”“哲学”“权利”“自由”“银行”“保险”等，这些译名和概念的出现及确立是一个逐渐比较、取舍的接受过程，对于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发挥了巨大作用[25]340-352。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而言，学术翻译都是必备的学术工具和重要的学术资源。在某种理论思想或者某一学科的萌芽诞生之后，全球化的语境会快速将其传播至异域，直用式学术翻译常常是其理论旅行的第一个环节。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新思想、新理论会不断融入，本土语境也会不断激发更多的理论创新，学术翻译便有可能从早期的直用式学术翻译逐渐发展到借鉴式学术翻译的阶段，直至对比式翻译阶段。因而这三种翻译形式并非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递进互补、相互兼容的关系。

三、结语

框架语义学以语言学的语境理论、认知心理学的原型概念和框架概念为基础，将人类的经验知识和语义结构结合起来，描述了语义的深层背景知识与表层的表征体系之间的关系，意在反映人类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式和框架结构，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在框架视角下，意义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等属性的构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对于重译、转译、变译、节译等翻译现象，以及可译性、翻译的过程、翻译中涉及的因素等翻译问题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框架语义学不仅为FrameNet以及CFN的创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而且也为其中的翻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具有一定的反观效应。针对CFN创制中的翻译现象及其所提供的语料事实，还有很多可供挖掘的资源，有待我们今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