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能,罗国栋

凯里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下简称基本路线），是党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的指导全局工作的总的方针政策。党的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领导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结果，既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又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初期形态，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践的继续丰富和发展。十一届三全会路线与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密切相关，二者一脉相承。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形成的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切工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决定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束缚生产力的某些方面，并实行对外开放。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既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又要实行改革开放。这为党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基本原则，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开启思想大解放、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步骤。大讨论针对“两个凡是”，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恢复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恢复实践的权威，打碎了精神枷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起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涤荡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传统意识，使人们辨别是与非、检验真理与谬误的认识能力大大提高，揭开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尤其是主要矛盾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作风，冲击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和僵化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与新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际情况相契合，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要求和必要保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这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后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之间的矛盾，“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3]。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完成了长期以来未能完成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明确的，在1979年3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邓小平更是作了旗帜鲜明的阐释，“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为全党全国人民指引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点，无产阶级专政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最主要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会议公报指出：“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5]。

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任务。1977年5月，邓小平在讲话中就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6]。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指出：“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7]。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与现实中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非教条化地照抄照搬。邓小平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坚持和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之一就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作风和僵化思想，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左”倾思想的束缚，为实现历史转折、开创新局面打下思想基础。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关系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关系改革开放的成败。一些人由于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片面总结，发生思想混乱，出现所谓“信仰危机”，企图抛弃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也是决不允许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结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会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错误观点的批判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当时条件下的具体化。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还没有明确使用“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但始终强调并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处处渗透着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想日趋完备和明确化，鲜明地表明了党的政治态度和原则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整体上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10]。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打破了思想僵化，开始了从墨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曾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建设，一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它把经济统得过死而造成效益不高、对市场反应不灵活、忽视个人利益，不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调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层面上思考过去的问题，提出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改革经济体制。会议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1]。因此，改革必须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

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是紧密相连甚至融为一体的。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关起门来搞建设，片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而使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出现某种停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实行各方面改革的同时，也强调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从封闭转向开放。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同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了依存的关系。“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闭关自守则导致停滞、落后和愚昧。会议公报指出：“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3]。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引进和利用国外的设备、技术和资金。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大胆抛弃自我封闭和固守成规的旧思想、旧体制，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1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不实行改革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实行改革开放，使整个中国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表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内涵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基本路线的确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离不开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停止使用“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为了解决思想理论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反对党内和社会上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科学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15]。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16]。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提出了以现代化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标志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六中全会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17]。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党的十二大后，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为党的基本路线一些重要方面的提法奠定了基础。

1985年8月，邓小平开始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联系起来，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18]。

198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在春节团拜会上提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19]。1987年7月，邓小平更为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1]。基本路线突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规定了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道路、手段和方法，这就深刻、准确地揭示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内在关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路线。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22]。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形成发挥了奠基作用

十一届三全会路线与党的基本路线密切相关，全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形成发挥了奠基作用，二者一脉相承，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促进党的基本路线形成

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党的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雏形，为基本路线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只有理解基本路线的形成与发展，才能开阔人们的视野，启迪人们的心智，加深对党的路线的认识，从而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坚持基本路线，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二）党的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发展

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实现奋斗目标而规定的行动路线、方针，它是各项具体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总纲。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正确，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党的基本路线是同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丰富发展的。

基本路线是党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果，基本路线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并由此成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生命线。

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本路线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和源源不断的丰富建构素材。党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基本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更明确、更系统、更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