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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北朝碑刻文献整理回顾与展望

2021-11-30李小瑞

关键词:文献学碑刻墓志

李小瑞

(1.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2.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碑刻学从20 世纪开始才从金石学真正独立并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毛远明先生的《碑刻文献学通论》第一次对碑刻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碑刻文献学具备了一定的研究理论基础,并且在近些年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据毛远明先生遗著《汉魏六朝碑刻集释》[1]统计,北朝碑刻约1695 通,还有该书漏收的和大量已经出土却尚未公布的或未得到重视而散落民间不得录入在册的,再加上尚未出土的碑刻材料,北朝碑刻应远不止这些。因此,北朝碑刻文献有其研究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研究材料,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然而文献整理是一切文献研究的基础,因此,要研究北朝碑刻文献,势必先要了解其文献整理的情况。

21 世纪以前的北朝碑刻文献研究史,前人已经有了综述性回顾。如《二十世纪利用碑铭资料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综述》《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其中亦兼及北朝碑刻文献整理的状况。关于文献整理方面的专题综述有《近七十年来中古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另有毛远明先生的《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回顾与前瞻》。因此,本文在时间上衔接,针对北朝这一时期近二十年间的碑刻文献整理状况略加疏理。

一、北朝碑刻文献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毛远明先生指出碑刻文献的特点:材料丰富、内容广泛、真实性强、产生时间地点可考。[2](P472-477)除了共性的这四个特点,北朝碑刻文献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造像记和墓志是北朝数量最多且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碑刻材料汉代儒家“事死如事生”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墓志在北朝继续发展。因佛教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北朝产生出了新的碑刻文献样式——造像记,并且在产生之初就数量巨大。现在掌握的北朝碑刻共约1695 通,其中墓志约757 通,造像记约630 通,分别占北朝碑刻总量的45%和37%左右。北朝墓志多为贵族士大夫铭刻传世,记功赞颂之用,一直是中古史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北朝造像记是北方民众积极参与佛事活动的真实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朝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是研究北朝政治、社会、文化等的重要资料。”[3](P115)如此,能够普遍反映平民生活世界的造像记和多为贵族阶层所享有的墓志,二者在出土文献层面互为补充,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展现北朝社会生活。

(二)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目前以笔者能力所见的包括五胡十六国在内的碑刻材料:前燕1 通,后燕2 通,前秦4 通,后秦2 通,后赵2 通,北凉2 通,北魏683 通,东魏182 通,西魏49 通,北齐367 通,北周78 通。其中涉及的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记录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碑刻约有500 通,如此丰富的少数民族碑刻史料,必将成为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朝少数民族研究的宝库。

(三)魏碑体北朝碑刻书法体大精深,被钟致帅称其“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因其碑刻书法以北魏最精,后世将北朝碑刻书法称为“魏碑”。魏碑对后来隋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碑刻文献在书法界的价值与地位不言而喻。

二、近二十年北朝碑刻的文献整理

近二十年来古籍数字化进程飞速发展,将碑刻数字化的成果纳入碑刻文献整理的范畴,是与时俱进的学科发展所必备的。因此,本文将北朝碑刻文献的整理成果分为大型金石数据库与文献整理著作两大类。

(一)数据库近年来有关金石整理的数据库不断完善,功能强大。罗瑛《六朝碑刻语言研究网络资源综述》所谈六朝碑刻网络资源,同时兼及北朝碑刻网络资源及数据库,由此文可略见概貌。因此本文仅着力于近二十年可为北朝碑刻文献研究所用的重大数据库。

2000 年发行的《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数据库,尽管实现了“字字可查、句句可检”的全文检索功能,但由于当时技术所限,“检索功能欠全面,检索结果不准,检索途径太过单一,词语关联性不好。”[4](P44)其优点在于所据底本是由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提供,且经过众多金石专家对现存千余种金石志书中的金石文献进行仔细甄选辑录而成。同年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建设的《碑帖菁华》属于拓片汇编,仅收拓片而无录文。该库所提供的高分辨率图像清晰直观,便于准确释录拓片文字内容。目前从中检索到的北朝拓片共1198 通,其中北魏621 通,东魏155 通,西魏23 通,北齐289 通,北周110 通。这两个数据库在北朝碑刻文献的碑版、辨伪与校勘等方面有所帮助。其缺点在于检索不精准便捷,所收碑刻数量有限。

2011 年正式启动,至2019 年发行了四期的《中国金石总录》则弥补之前数据库的缺憾,每则金石包括完整拓片、全文录文和叙录三部分,收录历代拓本约30 万种、近40 万方,形成了目前收录总量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全的金石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的优点是分类科学、数量庞大、拓片精优、检索便利。尤其是其按部、编、卷、类四级分类被称为是“首创之功”,如“少数民族碑碣”编目之下包括历史民族和现代民族二卷,“宗教碑碣”编目之下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四卷。这种分类方法既是对碑刻文献学分类方法的有益探索,也更利于碑刻学专题研究的深入拓展。其缺点是重复收录,或因所收拓片版本良莠有别、叙录内容不同而重复收录,或为了每种分类中的收录全面,而造成同一碑刻分别在不同分类专题之下的重复收录。如此则不便于相关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但是却有利于碑刻文献的碑版、辨伪与校勘研究。以北朝碑刻为例,《中国金石总录》不如《中华石刻数据库·汉魏六朝碑刻》的收录全面,但是检索“北朝”碑刻数量则多达2183 条,有的同一碑刻被重复收录多达四次。

籍合网的《中华石刻数据库·汉魏六朝碑刻》,是由中华书局于2018 年12 月对毛远明先生遗著《汉魏六朝碑刻集释》的数字出版,共计400 余万字。这是一部融整理与研究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为汉魏六朝的语言文字、政治、历史、宗教、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本基础。毛远明先生的《汉魏六朝碑刻集释》是在其《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辑补和注释,在内容上更为完备详尽。“《集释》的工作主要是增加了校勘内容,对历代释文进行全面的校勘,对跋尾进行认真辨别,提取出其中正确的,有价值的文史考证成果,经过细致处理,然后放进释文、校勘、考证中。”[5]另,《中华石刻数据库·三晋石刻大全数据库》,按时代顺序收录山西域内石刻,是对《三晋石刻大全》著作的全文数字收录。其中收录北朝时期山西境内石刻约162 通,很明显此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足见其收录不够全面。

此外,以下数据库亦是对北朝碑刻文献的补益:《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台湾金石拓片资料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资料·文字拓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中心——北京记忆·燕京金石》《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料库·秘籍琳琅》。

(二)文献整理著作目录学被称为是读书治学之门径,章学诚称其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要了解北朝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情况,从目录学入手是最佳的治学门径。曾晓梅的《碑刻文献论著叙录》(2010),该书以提要形式介绍了北魏至2009 年之间历代石刻著录与研究论著,共1944 部。其中有关北朝碑刻的著录与研究论著约68 部。其上限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的《水经注》《水经注碑录》《洛阳伽蓝记》,下限是2009 年陆明君著的《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这为北朝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指示门径,其不足在于缺少对碑刻数据库的关注。另有《汉魏六朝碑刻总目提要》(2008),采用简明表格的形式,著录《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的碑刻信息。其著录项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尽量齐备的相关信息,不仅包括碑刻题名、碑刻详情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的具体册、页、石刻形制、尺寸、行字数、书体、撰书人等碑刻本身的信息,还提供了碑刻相关的前代著录研究的典籍名称、页码或卷次。这为研究六朝碑刻文献史与六朝碑刻文献本身都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梶山智史所編《北朝墓志所在综合目录》较为详尽地收录了2013 以年以前各类金石书籍、汇编汇释、考古简报、期刊论文中所见的北朝墓志,比气贺泽保规编的《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更注重收藏地点。《汉魏六朝隋碑志索引》(2019)主要对汉至隋代的墓碑、墓志按照编年的方式编撰索引,相较梶山智史的著录,此索引的收录范围更为详尽。其优点在于著录部分,按照图版、录文、碑目题跋进行分类,或直接在著录书籍后标出“图”(图版)、“文”(录文)、“跋”(题跋)、“目”(碑目),为使用者有选择的翻检提供便利。其它收录北朝碑刻的目录类整理文献有《洛阳出土墓志目录》(2001),《洛阳出土墓志目录续编》(2012),《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2006),《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2014),《陜西碑刻总目提要初编》(2018)。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的《魏晋南北朝墓志人名地名索引》(2008)和《魏晋南北朝墓志官职名索引》(2009),仅针对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和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两书中的墓志内容进行索引编目。

21 世纪以来,最具分量的北朝碑刻文献整理著作,当为毛远明先生于2008 年出版200 万字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全十一册,含《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这部著作是对六朝碑刻的一次全面清理与搜集,整理与着录,收集2008 年以前公布或出土而尚未公布的汉魏南北朝期间的碑碣1417通,其中北朝碑刻1295 通。该书的碑下提要著录内容齐备,并且公布拓片图版,尽量选用精善拓本。其校注部分利用能够找到的各种拓本,对存世的录文、题跋、石刻文字汇编等资料进行详细校勘,纠正了历代相关碑刻注释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错误数千条。毛先生在此基础上,另做《辑补》,新增加1071 通碑刻,把《校注》和《辑补》合二为一,完成《汉魏六朝碑刻集释》(400 余万字),去重、合并后实际为2466 通,其中北朝碑刻约1695 通。该著作目前尚未纸质出版,仅由中华书局于2018 年12 月进行数字出版《中华石刻数据库·汉魏六朝碑刻》,是现今研究汉魏六朝碑刻文献材料最翔实、成就最高的代表性著作,为今后北朝碑刻文献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另有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于2003 年出版的《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是辑录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文字资料的总集。每一种石刻文献资料中的内容都按朝代分开,且有目录索引,便于对北朝碑刻文献的查找利用。

其它北朝碑刻文献整理的相关著作,以新出北朝碑刻的文献整理和通域通代性碑刻文献整理两种为主。前者较少,却多为精品且以墓志整理为主。如罗新《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2005),此书续接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与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1992),收录新出土的魏晋南北朝墓志,分为录文和疏证两部分。另有《新见北朝墓志集释》(2013),《河洛墓刻拾零》(2007),《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及其续编(2007),《洛阳新获墓志续编》(2008),《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2010),《墨香阁藏北朝墓志》(2016)等。当然,这些整理著作不尽完善,后续多有相关的校补拾零之文亦值得关注,以便查漏补缺。后者通代通域性碑刻文献整理较多,其中不乏多角度分专题的文献整理。这不仅为北朝碑刻文献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版本资料,还为跨学科研究奠定文献基础。其中,通域通代性碑刻整理的典型代表是滞后于同名数据库而出版的《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所收资料采自民国及以前辑录编印的金石志书,同时也注意收录地方志中的金石志。前有目录索引,后有笔画索引,方便读者利用。另外,还有从书法、艺术与宗教等角度进行的文献整理,其中亦兼及北朝碑刻文献,如《中国书法全集》《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等。海外相关碑刻文献整理有《日本京都大学藏中国历代文字碑刻拓本·南北朝碑刻》(2016),日本学者高桥继男的《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1049—2007)》(2009),都为全面系统地整理北朝碑刻文献拓宽了眼界,提供了便利。

三、回顾与展望

回顾北朝近二十年碑刻文献整理现状,发现虽然其整理成果丰富,但仍有努力空间。

其一,需注重北朝碑刻文献的田野调查与广泛搜集。当前的碑刻田野调查多集中在清代碑刻,而对中古时期及以前的碑刻调查鲜见,这既符合时代久远多已亡佚的理论判断,同时也是目前碑刻调查的实际情况。但是没有真正深入田间地头,基于故纸堆的理论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如《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2018)在山西大同、忻州、灵石、吕梁等地的田间地头进行碑刻田野调查,其间不乏北朝碑刻。因此,对北朝碑刻分地域进行地毯式田野调查,真正做到全面搜集,摸清家底,是北朝碑刻研究的基础,更是碑刻文献整理的当务之急。

其二,尚需完善碑刻辨伪理论并对北朝碑刻文献中的伪刻做全面清理。江岚的硕士论文《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2007)总结前人的辨伪理论与方法,分析伪刻产生的原因及价值。并在附录中列出部分著录中所载历代伪刻目录,其中列出的北朝伪刻数目如下:陆增祥《八琼室金石祛伪》6 通,方若《校碑随笔》17 通,王壮弘《增䃼校碑随笔》39 通,顾燮光《古志新目初编》64 通,马子云《碑帖鉴定浅说》18 通,王壮弘《六朝墓志简要》50 通,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67 通,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73 通。此文为开展碑刻文献学的辨伪研究作了有益探索,其中所列伪刻目录亦为后人研究省去一些查检之劳。除此而外,其余皆是对碑刻辨伪的单篇独论,文中间或提及碑刻辨伪的理论与方法,但不成体系。马立军汇编了104 通北朝墓志伪刻,但仅是“笔者因研究需要,故对前人著作中伪刻收录有所注意”,[6](P90)而非专门全面系统之作。刘琴丽“对马立军所汇集的北朝伪志进行了补充,增䃼了三十八方北朝伪刻(含疑伪)墓志”。[7](P14)同时,她在《近年北魏墓志整理中误收的伪志》(2018)一文中指出近年仍有“众多金石书籍纷纷误收已被认可甚至被反复认可的伪志”。[8]可见,全面清理金石书籍中的伪刻,提高辨伪意识,完善碑刻辨伪理论亦是包括北朝在内的碑刻文献整理工作的首要任务。

其三,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碑刻文献的整理仍可深入。《洛阳出土少数民族墓志汇编》(2011)收录洛阳出土的北朝墓志214 通。在此基础上,仍可查漏补缺,扩大到整个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相关的石刻资料汇编,以促进相关研究。

结 语

从学科体系角度来看,传统文献学、民间历史文献学与碑刻文献学的学科分类、从属关系与范围界定等问题;从碑刻文献学内部来看,由传统金石学独立而来的碑刻学及其文献学史的研究,包括碑刻内容分类与碑刻数字化过程中的分类问题在内的碑刻目录学、辨伪学、碑版学研究等等,这些碑刻文献学不可回避的问题,皆可在北朝碑刻文献整理中探索路径。因此,以北朝这一断代碑刻文献整理为切入点,深入探究碑刻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今后北朝碑刻文献整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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