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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间背后的文学文化研究整体观
——试析《上海文化》的学术史意义

2021-11-30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 2021年6期
关键词:文论刊物上海

尹 林

一、基调奠定:从《上海文论》到《上海文化》的变迁

上海是一座开放而包容、日新月异的城市,有着比别的城市更加敏感的文化神经。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从李子云的“为文艺正名”,到《上海文学》对于“现代派”的扶持和保护,再到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文化热、文化批评、学院派兴起,上海的文化圈子敢为人先,尽力守护前卫精神。

文学期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文论》虽然1987年才创刊,但是提及80年代文学期刊,它依旧能在人们的记忆中名列前茅。在它创刊之际,很多人都认为文学已经“失却轰动效应”,①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2期。这或许更赋予了期刊编辑大展身手的可能。当文学的热情逐渐退却,“编辑力”的作用对于一本期刊就更加明显了。

正是因为创刊于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际,所以《上海文论》一开始就抱有十分广阔的“文艺”视角。不仅关注严肃文艺或者“纯文学”,还对于通俗文学、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此外,《上海文论》在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方面,也是同时期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在这里,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都可以见到。可以说,它对中国文坛接受西方文艺理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和批评家,如黄子平、陈平原、王晓明、陈晓明、季红真、陈思和、张新颖、南帆、李洁非、朱大可、蔡翔、陶东风、郜元宝、殷国明、方克强、陈惠芬、朱寿桐、林岗、古远清、刘纳等人,已经成为学院派批评的代表人物。因此,虽然《上海文论》看起来“目标分散”,但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批评学院派转向的典型代表。这种趋势与世界范围内文化研究、社会学研究转向的大趋势相吻合。

目前针对《上海文论》的研究基本都是以“重写文学史”为核心的。但是,《上海文论》应该有更强烈的学术史意义和文学媒介史意义。①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我曾专门撰文,初步从编者趣味、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交融诉求、文化研究兴起等方面探讨了《上海文论》与其他地域文论期刊的不同。详见拙论:《通俗文艺与〈上海文论〉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比如,《上海文论》从一开始就对通俗文学、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趣味,对于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热点电视剧《渴望》,以及著名畅销书读物,刊登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作品。除此之外,《上海文论》还专门开辟了女性主义专辑,从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历史主义、作家论等多种方向突破了女性主义作为文学主体论的变形,从而使得其涵盖面逐渐广泛。②尹林:《八十年代文学期刊与文学评论的转型》,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99—105页。以上种种,均可以看作《上海文论》的包容性。这种特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一种舍我其谁的前卫性。

一本有生命力的刊物必定具备强有力的媒体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形成,与期刊甫一创刊所定下的调性有着莫大的关系。纵观文学期刊的发展史,《人民文学》的国家文学属性,《当代》的改革文学偏好,《十月》的现实主义底色,《文学评论》的综合与博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史论与精深,《文艺争鸣》的锐意与多面,《当代作家评论》的迅捷与推新,都早在创刊之际就已经定下了调性。这些调性有的是深受领导部门的影响,有的则与编辑家本身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还与地域文化有关。《上海文论》从1987年1月20日创刊以来,历经数度改刊,但是其探索性、多元性、求新意识却从未改变。这是与创刊早期的徐俊西主编,以及顾卓宇、吴亮、毛时安三位副主编密切相关的。整体而言,这几位主编的兴趣从来都不仅限于文学,尤其是“纯文学”,无不体现在刊物一开始的包容性。它所倡导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互相“取经”,重视通俗文学、文化研究,对于西方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影响的一系列文论方法的引进,都体现了刊物较为博大的胸怀。

虽然我不赞同把“重写文学史”当成讨论《上海文论》的唯一话题,但是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其实,“重写文学史”栏目的主持人在“主持人语”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倒并没有对这个栏目后来产生的影响作过于乐观的估计。王晓明在2007年甚至承认,这个风潮,其实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幻觉。③李世涛:《从“重写文学史”到“人文精神讨论”——王晓明先生访谈录》,《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而吴亮也说:“重写文学史的最高宗旨是提出一种含有价值目标的史观,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的存在理由就显得十分可疑了。”④吴亮:《对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的怀疑》,《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因此,这场风潮在当时引起论争是必然的,作为风头正盛的上海文学理论刊物,《上海文论》在推行新潮文学上表现出了不甚妥协的精神,事实证明,“重写文学史”所针对的,几乎都是政治性较强的文学。

这引起了当时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的反驳。可以说,这个栏目之所以影响越来越大,与两大名刊的论争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唐再兴反驳了戴光中评价赵树理的文章,李润新则反驳了宋炳辉评价柳青的文章。如今,“重写文学史”作为历史名栏已然被经典化,但赵树理、柳青等人的作品也通过知识考古学、文学社会学等各种研究方法重新焕发了生机。因此,“重写文学史”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这种重写的对与错,而在于其勇于将人道主义主体论在中国文坛上所争取到的胜利果实最大化。这是《上海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为明显的学术史建构实践,又有着当时鲜明的历史特征。

但是,以上叙述的目的不在于给这个栏目重新下定义,而是陈述一个对刊物未来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事实——那就是“重写文学史”和通俗文化研究的双重变奏,体现了刊物编者对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双重留恋,这十分鲜明地影响了刊物的改刊。

无论如何,《上海文论》作为《上海文化》的前身,已经初步体现出了《上海文化》的前卫、包容以及对于时代前进的某种“敬畏”之心。上海的城市文化使得它不敢放下调试的准绳,作为理论期刊,它时时刻刻测量着时代的脉搏。

吴亮曾经明确表示,即使反对时尚也是为了进入时尚。当被问及他对“时髦”事物、享乐、消费主义、流行观点、大众文化是否已从轻蔑转为关注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否认,并且他认为这不影响其对先锋精神的敬仰,只不过他认为先锋艺术将进入平缓期,所以他的注意力开始从“沙龙”转向“畅销”。①吴亮:《九十年代:写作、艺术和流行文化——答友人问》,《文学角》1990年第3期。吴亮而外,毛时安是《上海文论》对通俗文学、艺术进行大力研究的重要推手。另外,周介人与李子云一起,以《上海文学》为阵地,培养了大批新潮作家和批评家;陈思和、王晓明以“重写文学史”为阵地,对于传统的“政治化”文学进行重新审定;李劼等人则对文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的应用作出了引领风潮的贡献。总之,这些批评家要研究最时髦的文学,推动文学批评向文学本体论发展,同时,还要关注文学之外的时髦,推动纯文学研究走向更宽阔的文化研究。这种内外兼顾的模式,成为《上海文化》在后来一直坚守的特色。

二、城市文化:《上海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品位

20世纪90年代,中国都市文化热点逐渐丰富起来,给人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以上海为例,90年代初的上海青年文化热点有“收藏热”“证券热”“涉外知识热”“追星热”“业余习艺热”等,这些“热点”体现出上海青年的追求含有理想和物欲两种成分。比如“收藏热”,涉及钱币、古玩、雨花石、唱片、算盘、紫砂壶、钢笔、船模、钟表等,经济上虽有简有奢,但必定要花费精力和财力。然而以上内容又与纯粹的物质追求有所区别,它包含一种文化审美的气息,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族的精神寻根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意识开始产生,这些东西和消费主义心理隐秘地结合了起来,造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跟风。换句话说,从80年代初《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倡导的从农村文化中寻找改革突破口,到80年代中期《上海文学》等刊物所提倡的将寻根意识和西方现代方法相结合,再到现实主义猛然一转身,对西方现代主义意识产生排异反应,务实的民族主义观念依旧是对大多数人最具亲和力的。

但是,“证券热”“业余学习热”“涉外知识热”等又让我们看到,80年代的改革底色也以某种形式保留了下来。1987年,在八小时工作制外学习一门手艺,已经成为上海青年的重要特征,比如气功、推拿、篆刻、理发、烹饪、修家电等,①杨雄:《“海派文化”的新景观——90年代初上海青年文化热点跟踪》,《青年探索》1992年第2期。这体现了上海青年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精神。但是,它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表明了技术主义和工艺美学将依旧作为一种务实的传统限制着中国的下一代的非功利审美。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正式提上日程。上海毫无疑问是最先感受到新一轮风潮的,敞开怀抱拥抱世俗、物质文化就是重要的特征之一。而《上海文化》在这个时期,“由‘文论’到‘文化’,编辑风格没有变,内涵却扩大了,偏重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探讨,并探讨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和功能”。②陈思和:《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上海文化》2021年第2期。

翻阅1993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年鉴》(主要刊登1992年的内容),文化概述主要分为“活动”“管理”“设施”三大板块,内容涉及最多的就是地方戏、话剧、歌剧的演出活动,以及歌舞厅、音乐茶座、新型电影院、商厦、珠宝、摄影棚等。这里面竟然丝毫没有提及文学。③《上海文化年鉴(1993)》,《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出版、发行,1993年,第1—6、6页。并且,1992年评选的上海十大新闻如下:

(1)上海艺术节首次评选礼仪小姐、先生。(2)上海大众汽车聘请德国人为国家足球队教练。(3)庄泳、杨文意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等奖项。(4)多所民办高校建立。(5)东方广播电台正式开播。(6)外滩绿化带成为重要景观。(7)闵行区纪王乡人民政府、上海信达实业总公司奖给著名沪剧演员陈瑜价值30万元人民币的花园别墅一栋。(8)第四届上海电视节举行,白玉兰奖颁奖。(9)上海有线电视台正式开播。(10)上海一批著名学者、作家、艺人下海经商。④《上海文化年鉴(1993)》,《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出版、发行,1993年,第1—6、6页。

对比1986年上海12则重大新闻中有两则关于文学或文学图书,⑤《上海文化年鉴(1987)》,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1987年《上海文化艺术概况》中专门报道了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并把文学放在首要位置,⑥《上海文化年鉴(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页。可见,文学在1992年的上海已经风头不盛。这不是说上海文坛在全国文坛的地位下降了,但是纸媒体时代文学一览众山小的境况已经开始改变。80年代末期电视的逐渐普及,各种通信手段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受众不仅在生活中享受着这些世俗文化带来的感官愉悦,也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来接受和分享这些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文化》的改刊,使它更明确了自己的办刊方向,顺应了上海文化繁荣的趋向。这种转向的学术史意义在于,它用一种更加具有全局意识的眼光来洞悉文化特性,从而获得更加深入而整体的了解,用这种整体眼光去研究文学、文化,能够为学界带来新的风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海文化》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品位,而一味地跟随市场。都市文化、菜系、旧派小说、戏剧、移民文化、钱币、大众传媒、建筑、民俗、围棋、民歌、美术绘画等成为它的刊文重点。这比《上海文论》时期更加多元,当然,文学也依旧是其重要的关注点之一。与其说它的关注重点发生了转移,倒不如说它更加有了一种整体研究的视野。这些研究对象,虽然与“纯文学”相比都具有一定的市场性和世俗性,但是与一般的消费品又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些研究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浸润在百姓的生活中。对其进行研究,尤其是体味百姓背后的那种文化属性,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

这种研究对象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有其建构性质,对于前几十年里被遗忘的文化表征加以关怀与修复(这种修复主要是情感和意识的修复),另一方面,文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形势变化,最终以“新写实”为20世纪80年代的终点和20世纪90年代的起点。正如80年代前期文学找到了生活美学和民族美学一样,90年代对于“工艺美学”的探寻,其实是一种更具体的延续。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规避一定的政治风险,潜心于探寻出路。①尹林:《〈文艺报〉与寻根文学的理论前奏》,《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当然,这是否会被大的资本逻辑所利用而流于形式,是另外一个问题。

改刊后的《上海文化》,主编依旧由徐俊西先生担任,副主编变成了李子云、陈伯海、顾卓宇、吴亮四人。较为常见的栏目有“跨世纪论坛”“大都市评论”“文化瞭望”“学院交流”“百年钩沉”“域外新知”“大都市评论”“妇女与世界”等。这些栏目体现了《上海文化》的刊文并非即时性、速效性的,而是需要更强的整体视野和文化积淀。这种栏目设置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海文论》时期的发刊词:“创作研究、作家评论以及文艺短论等均所欢迎,横向联系、比较研究、纵向探讨、历史发展以及方法论的研究也不容忽视。”②《致读者》,《上海文论》1987年第1期。可见其包罗万象的办刊精神是没有变的。“上海”在这里不是作为限制刊物发展的地域因素,而是一种含义丰富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中介。这种中介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站”。这从外来文学文化理论多通过上海传入国内可见一斑。其二,民族文化、海派文化和改革精神的熔炉。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见传统人文精神,又可以看见其城市文化海纳百川的特征,并且中国左翼文化所遗留的改造、奋斗的精神,也渗透在对于传统的继承之中,使得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士大夫的精神,更多了一种青年气质。其三,世界都市文化在中国最及时的投映。上海是中国最早能够接触到世界主要都市文化潮流的城市,这就意味着上海的文化含义是远比其地域文化要丰富的。都市的三种作用力,使得《上海文化》在选择文章的时候也兼顾纵深感、广阔感和世界性眼光。

比如,沈福煦的《豫园文化》,一开始就指出了豫园所独有的上海园林特征。文章认为豫园所处的闹市区,浸润在城隍庙的宗教文化和市肆街巷的商业文化中,为其作为“海派文化”的象征提供了环境基础。他又从“江南园林与上海豫园”“豫园景区与游赏流线”“构园手法”“豫园与文化”“豫园的环境”等方面进行层层深入的解说。③沈福煦:《豫园文化》,《上海文化》1995年第2期。这种内行眼光与文化视野,是《上海文化》刊文的典型特征。它既饱含对工艺文化的了解,又体现了对于整体文化的熟稔,还印证了作者对作为文化典型的研究对象的精确把握,最后回扣时代发展和地域研究的主题。园林建筑兼具人工设计的美术感与自然之美,成为文化研究、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来又成为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可见《上海文化》在当时是颇为超前的刊物。

杨扬的《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以商务印书馆这一出版媒介为切面,使得传统的文学地域研究具有了强烈的跨学科和文化研究的色彩。该文认为上海之所以会取代北京成为新文学中心,与商务印书馆的组织作用密不可分。他紧贴商务印书馆的媒介属性,从人才储备、独资性质、组织机构、出版实践、社会影响等层面洞悉了商务印书馆对于上海文化之发展的关键作用。该文别出心裁地把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作为上海和北京的文化象征进行比较,认为商务印书馆取代了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二个文化中枢。这是从两者的媒介性来讨论的。文章指出,商务印书馆所代表的文化南移,是一种新型的、民间的文化产业的铸造,是一种尽力摆脱政治的实践。①杨扬:《商务印书馆与二十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这与某种海派精神紧密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是根植于当时风行的知识考古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既不失厚重感,又兼有了当代学术风尚。

《上海文化》对于文化研究的敏锐是一种对于发展的渴望。1996年首期的压轴之作,是王宁的《文化研究:今日西方理论批评的主潮》。编辑在此文前面的按语中指出:“在文化研究这面旗帜下,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理论家纷纷走出象牙之塔,和大众直接沟通,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学者也能进行平等的切磋和对话,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一切致力于非经典文学艺术研究、后殖民地文学和第三世界写作、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消费文化和传媒研究都置于其保护伞之下,并且变得越来越具有面向当代的现实感和包容性,与人们的文化生活之关系也越来越密切。”②参见《上海文化》1996年第1期。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按语的指向,应该是《上海文化》经历了十年的办刊之后,发出的颇有意味的号召。它促使人们正视通俗文化存在的价值,提升了通俗文化的地位,同时也使得原来的纯文学研究有了一种整体视野的观照。

当然,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文化》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对文学的研究,但是其侧重点往往在通俗文学、女性文学、非经典文学等领域,是偏向文化研究的文学研究。这其实也是从《上海文论》时期所继承的遗产。陈平原的《通俗小说在中国》、黎慧的《个人、性别、种族:九十年代女性写作》、郜元宝的《两个俗物,一对雅人》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虽然《上海文化》一直以来不断铺展对百姓生活的世俗面的关怀,但却并非以随波逐流的态度,而是有着自己的文化判断和审视,本质上依旧是知识分子的批评和研究。不过,刊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知识分子想象出来的某种不可能存在的自足性,尽量使得研究更加符合时代的风尚。

2001年11月,《上海文化》改刊号(总第31期)出版,主办单位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教育出版社。主编为徐俊西与王文英,副主编为包亚明、王鸿生、王为松。这期的刊物装帧一改以往的简约,封面浓墨重彩,内页全彩印刷,且使用大量的铜版纸,德里达的照片醒目地放在封面中间位置,封面推荐的文章涉及知识分子、海派文学、都市感官与现代意识、酒吧与青年、电子游戏等。编者们在《改刊词》中指出:“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国内文化和国外文化、审美文化和消费文化、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加以生动多样的表现,以开阔人们的视野,拓展创造的空间……在学术性和通俗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人文追求和市场操作等方面,寻求恰当的结合点和问题形式,以获取‘既有益,又有趣味’的阅读效果……力求做到锐意创新、鲜明生动、图文并茂、雅俗共赏。”①《改刊词》,《上海文化》2001年改刊号。

分析以上信息,可以看见,经过十余年的办刊积累,从《上海文论》时代形成的整体文化研究的“野心”,是逐步增强的。刊物的属性往往由其所属单位所决定。②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上海文化》不是简单地作为作协的机关刊物,也并非单一的出版社的社办刊物。因此,这种三方合办(改刊号中上海教育出版社取代了原来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刊物属性使得它能够将严肃性、前卫性和整体性结合起来。

自1992年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和1998年南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陆续推行以来,《上海文化》依旧没有改变办刊的初衷,依旧抱有一种研究的整体性视阈,这是难能可贵的。它敢于在枯燥的体制评价中寻找一些读书的乐趣。正如《改刊词》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这一开启的窗口,不仅让上海了解世界,而且让世界了解上海。”③《改刊词》,《上海文化》2001年改刊号。《上海文化》改刊后的“趣味性”,依旧体现在城市文化的研究上。“空间”“时尚”“文化研究”“影像”等栏目充分利用了彩色印刷的优势,对上海以及其他国际都市的文化状态进行了精彩纷呈的探索。当期的“时尚”栏目中,发表了五篇城市研究的文章。其中两篇关于上海,一篇关于香港,一篇关于慕尼黑,一篇关于纽约。这几篇文章,统一以“酒吧与消费社会”为主题。这些文章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更接近于随笔、散文甚至杂文,文章发挥了上海流传已久的“人学”传统,采取了一种关怀与同情的视角。

经过20余年的探索,《上海文化》一直处在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前沿,无论是对巩固文学的主体性,还是对拓展文学文化的研究空间,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它更是以城市文化为中心,使得文学文化研究更加具有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整体视野。这使得文学文化研究进一步摆脱了现实局限,而有了另外一种参照。可以说,城市文化是《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的一种精华,又是一个据点。从这个据点出发,可以辐射到文学文化的各个侧面。当然,这不是说其趣味仅集中于上海这一个地方,而是说它给文学文化的研究格局注入了一种开放、多元的都市精神。

三、坚守初心:双刊并行下相得益彰的文化、文学研究

21世纪以来,“核心期刊”的评价机制开始逐渐升温,在给学术刊物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2007年,《上海文化》的主编依旧没有变化,但主办单位只剩下上海市作协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两家。副主编吴亮回归刊物,顾卓宇、陈惠芬等“老人”也重新参与进来,而包亚明则成为常务副主编,继续推进城市文化的研究。可以说,从1987年的《上海文论》,一直到2008年的《上海文化》,这本刊物在徐俊西、顾卓宇、毛时安、吴亮、王文英、陈惠芬、包亚明等人延续度颇高的办刊实践下,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领域留下了一本特色鲜明而又深度可嘉的刊物。也是因为主编、编委班子的相对稳定,使得刊物一直延续了这种开放、前卫、严肃、求新并重的文化精神。

2009年,《上海文化》发生了较为重大的一次变动。刊物装帧再次发生变动,由普通的卡纸封面转换为毛边本。主编变为吴亮,副主编为杨斌华。陈惠芬、刘轶、张定浩、吴瑶担任编辑。最重要的是,对于文学的批评占据了刊物主导地位,这是《上海文论》时期之后从未有过的。这个举措“把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青年批评力量都凝聚起来,增强了刊物的活力和关注度”,①陈思和:《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答〈上海文化〉问》,《上海文化》2021年第2期。这从新的栏目设置就能看出。“非焦点访谈”“昨日评论”“文学史”“方法与文本”“视野”“跨界叙事”“阅读札记”“未定稿”“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等成为了常设栏目,刊物开始回归文学,并且标榜“新批评”,力图通过在学科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文学”来扩大刊物的实际影响。这个阶段,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王安忆、孙甘露、金宇澄、王小鹰、张旻、安妮宝贝等与上海密切相关的当代文学现象或作家,成为重点的研究对象。同时,对于近现代与上海有关的作家,如周作人、刘呐鸥等,刊物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推介。对于莫言、叶兆言、刘震云、王朔、陆星儿等能够反映一定文学潮流的,《上海文化》也没有遗漏。《上海文化》基本抓住了文学批评的核心,力求将办刊传统与刊物发展现实相结合,在立足上海、研究上海的基础上放眼全国,进入了自身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刊物在文学批评上找到了自身特色,以“新批评”为主打特色,吸引了众多名家和新锐批评家的参与,在坚守学术品质的前提下完成了一个关键过渡期,使得刊物聚拢了力量,在百舸争流的竞争体制中再度站稳了脚跟。

2013年,刊物再次改版。最重要的变化,是办刊模式发生了质的突破——刊物别出心裁地分为了单月版和双月版,其中单月为文学批评版,双月为文化研究版。此举在我看来,解决了刊物多年以来对文学、文化双方难以割舍的情结,又较好地适应了当下的学术评价体制,同时保留了刊物的个性,使其在大约20种著名文学、文化刊物中显得别具一格。

本文开头说过,《上海文化》的广阔视野和文学研究的成绩,注定让编者们在确定未来主攻方向时会对文学、文化双方都难以割舍。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核心刊物”的评价体制使得很多刊物的办刊线路走向专门化。名栏、名家、名文是刊物立足的法宝。但如果完全遵从体制,则很难体现《上海文化》自办刊以来的精神特征。因此这样做,从《上海文化》自身的发展史上来说,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并且,这种别具一格的办刊模式,也很快就收到了成效,2016年,《上海文化》已经进入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的扩展版,这也是对刊物实际影响力的肯定。

本次改刊后,文学批评版的栏目主要有“本刊观察”“方法与文本”“视野”“跨界叙事”“阅读札记”等,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变化不大,可见文学批评版的模式已经相当成熟。而文化研究版更加专注于文化现象的考察,并且研究视野更加广泛,单篇论文的规模也更加宏大,学术性更强。它依旧坚持立足上海、放眼世界、兼顾历史、关注当代的品质。这使得它实际的包容度远胜于文学类的很多刊物,而又没有失去传统学科研究的深度。

比如刘海英的文章从民国时期上海的“济慈热”出发,研究上海学者对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思路探索以及实际贡献。①刘海英:《民国时期上海学界中的济慈热——薄命诗人、革命诗人和唯美主义诗人》,《上海文化》2020年第10期。郭润滋的文章通过民国时期的爱俪园分析古典园林在近代的形式和功能演变,探究上海园林对中国园林多样性的构成。②郭润滋:《从爱俪园看古典私家园林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上海文化》2020年第8期。这些文章都有着很强的考辨意味,使得《上海文化》的气质越发厚重,与当下学术的社会学倾向和史料倾向相契合。除此之外,《上海文化》所发表的文化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建构意识。比如2020年第6期发表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标识性概念和主平台探析》(黄凯锋、徐锐)、《江南文化传统与上海文化建设》(杨剑龙)等,又为刊物带来恢弘大气之感,使得刊物更加贴近时代,积极为文化发展建言献策。同时,《上海文化》还注重对经典的致敬,比如“学人书话”“名师学案”等栏目对于老一辈学者的记述,都体现了刊物尊重经典的思路。

《上海文化》在21世纪以来的20年里尝试颇多,数易编者,数换装帧,其实都是为了坚守自身特色而进行的调试。这种积极的调试心态,其实本就是都市里“快节奏”文化的一部分。如今,虽然数字媒介无孔不入,纸媒的生存面临重重考验,但是在学术和严肃文化的殿堂中,上海的期刊依旧影响很大,名刊林立。文学刊物诸如《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小说界》,文学研究刊物诸如《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现代中文学刊》,综合社科刊物诸如《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探索与争鸣》,还有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著名文科强校的学报,为中国人文期刊界贡献了重要力量。《上海文化》在这些名刊之中特色鲜明,既有难忘的历史,又有独特的个性,还有着探索的激情。

在某种程度上,《上海文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文刊物锐意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在数字媒介时代的一个坚韧续写。而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文化赓续,亦是因为《上海文化》坚守着自己的初心。这种初心或许在一开始办刊时还是模糊的,即使是后来的编者们也想不到一个理论化的词来总结它。但我想,都市文化只是其中一个方式,不管是通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是城市空间探寻,其深处所蕴含的是一种文学、文化研究的整体观念。这其实是刊物在学科不断细化、眼光不断窄化的当下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也就是说,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在当下已经不可能是自足的,学科和学科之间、现象和现象之间互为支撑,才可能搭建出一座坚实的学问之塔。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升温的社会学、文化学研究,其本质上就是如此,这也是《上海文化》一直试图引导和建设的。未来人们的文化生活将不再局限于校园教育,这种研究模式的意义将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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