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德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山西太原030031）

元好问是金代文人中的翘楚，不仅代表着金代文人的最高成就，而且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影响巨大。然而，由于元好问经历了“金亡不死”与“崔立碑”事件导致后世对于元好问的评价却存在较大争议。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叛降蒙古，金王朝从此名存实亡，史称“癸巳之变”。其时元好问陷身汴梁，叛将崔立胁迫元好问等人为其撰写功德碑，理由是崔立之所以降蒙古是为拯救一城生灵。此外，金亡后，元好问虽没有降元成为贰臣，但也没有像一些遗老遗少选择以身殉国或者南下投宋，而是选择了一种半合作、半隐居的生活形态。以上两事件，使得元好问背负了中国古代文人最注重的“名节”问题，从而也导致了世人对其评价的争议。很多研究者多从文化、人格和社会环境对此做出了分析，但似乎并没有很好地揭示出元好问人生选择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从个体生命意识角度进行分析，希望能在对元好问的人生选择有一些新的认识。

一、社会群体意识背景下评价的缺陷

本文所谓的社会群体意识，是指在中国文化生态中所形成的中国文人的人格模式，即包含文人的天下观、中庸观、伦理观与和合思想、淑世思想等内在的德行，可以概括为中国文人的传统人文价值。当这种人文价值观经过长久的积淀，内化在文人的血液中，成为指导文人“文行出处”的践世之道。

（一）社会群体意识作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历史传统 关于“崔立碑”事件，最早记录于当时参与撰碑的另一位文人刘祁所作的《录崔立碑事》中。该文指出元好问是撰碑主谋，而元好问在其《外家别业上梁文》等作品中对此种说法予以否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这样记载，“元好问被迫为崔立写功德碑。”[1]（P345）关于“崔立碑”事件的真相，涉及到王若虚、元好问、刘祁、麻革等四人，留下的迷团今天很难去考证，但是，元好问从此便背上了中国古代文人最注重的“名节”问题。

关于元好问是否“大节有亏”，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这里仅仅从个体生命意识的角度去分析元好问“金亡不死”与“崔立碑”事件的特质。

元好问虽然出自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但元家世代皆为文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到了元好问一代，时间过去了700年，基本上就是汉人了。因此，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始终是元好问思想的主体。元好问二十七八岁时，曾以《箕山》诗谒见文坛泰斗礼部尚书赵秉文：“干戈几蛮触，宇宙日流血。……古人不可作，百念肺肝热。”[2]（P5）忧国忧民的情怀溢于言表，不仅感动了赵秉文，更被誉为“少陵以来无此作”。在《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一诗中描写了战乱的惨烈：“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2]（上P222）可以说，元好问一直具有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儒家这种具有浓厚国家民族意识的群体伦理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社会意识的主流，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从“五经四书”开始，经董仲舒、扬雄、杜甫、韩愈、白居易、范仲淹、王安石、陆游等人，尤其是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伦理文化精神，这样的传统精神是以群体伦理为社会本位的，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而且也是其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一直是建立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所关注的重点必然更多地放在了群体利益以及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各种等级关系的稳定方面。中国古代文人往往习惯于以社会为本位来思考宇宙人生，习惯于从社会角度来思考生命的价值。因此，在中国古代，个体利益要服从群体利益，从而也导致了个体精神与个体生命意识常常湮没在社会群体意识（国家民族意识）之中。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指引下，古代文人往往是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把以社会为本位建立起来的群体意识作为一种积淀着深厚的社会文明的“美德”修养，内化为一种人格模式或者生命个体的理想人格追求，即“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与人生价值的实现，把“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意义。具体的表现就是把个体生命之外的功名、科第、对江山社稷、对社会人伦的关爱和忧思作为个人的最高价值目标。可以说，儒家传统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现世生存的价值基石。

（二）对元好问的评价没有充分考虑个体生命意识元好问和千千万万中国传统文人一样，总想把自己的目光的对准社会：“台城为谁西望?但哀弦凄断似平生。只道江山如画，争教天地无情。 风云奔走十年兵，惨淡入经营。”（[木兰花慢]）[2]（下册，P226）类似的表达在元好问笔下比比皆是。毋庸置疑，这些感慨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前提的。但是，对于元好问“金亡不死”与“崔立碑”事件，一些论者却颇有微词。如明人储巏批评元好问“唯欠一死”，乾隆皇帝在《御批通鉴辑览》中也认为，“元好问于金亡之后，以史事为己任，托文词以自盖其不死之羞，实堪鄙弃”。[3]清代的另一位学者全祖望也说他“于殉国之义有愧”[3]。即使是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如陈中凡认为，元好问“晚年依违于新贵之间，诚不无可议”，“细行不加谨慎，终不免盛德之累”。[4]（P6—10）

以上论者多是从元好问的出身、处境以及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去考察，虽然也自有其道理，但是并没有真正揭示元好问作为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

不可否认，作为人学的文学的确承载着很多社会的功能，完全脱离社会功能的文学往往难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是，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范型“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那就是个体利益、个体生命的发展与维护，人与人之间各种等级关系的群体规范性的矛盾，要言之，个人是依附在这群体规范之中，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分子，而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的”。[5]（P5）文学是人写的，也是直接或者间接写人的，因此文学理应建立在个体生命体验的基础之上，缺少了独立性和主体性的文学往往也欠缺个体关怀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实批判，其书写的深度和广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也难以实现文学的高远境界。

作为金代成就最高的文人，元好问之所以能够登上巅峰，必然与其注重个体生命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于其“金亡不死”与“崔立碑”事件，我们不能用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评判，而应该从其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这两个角度去考察。

二、元好问对传统集体意识的突破

在中国古代，除了以社会为本位所构建起来的群体伦理文化精神外，也不乏一些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比如汉乐府、小李杜、柳永、《牡丹亭》、《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个体生命意识。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6]（P84）我们不能说这些文学作品中完全没有以社会为本位所构建起来的家国情怀，但是以上作品中能打动我们心灵的恰恰是那种强烈的对个体生命关注的意识，而且这种个体生命意识在乱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乱世中个体生命意识的滋生 身处乱世的文人们在巨大社会力量冲击下就会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思考，他们或由于理想与现实严重错位，或由于生命无常的痛苦刺激，或通过否定现实与历史来观照个体生命的价值，或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眷恋来实现生命的意义，或走向山水之中谋求精神的自由，或走进世俗的生活来追求人格的独立……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唐代为例，初盛唐文人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那种目空一切的浪漫精神，正是由于打破门阀制度之后，科举制度的普及，使得当时的文人对人生、理想、社会充满了希望，在他们看来，社会充满了机遇，实现“三不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放眼天下、挥斥方遒、满怀豪情成为他们的生活状态甚至是常态，即使遇到了人生的挫折，他们也认为这仅仅是社会的某些不公或个人命运的不济，并没有从整体上引发对个体生命的关注。经过了安史之乱后的文人似乎如梦初醒，一场叛乱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豪情，也打垮了他们的精神。他们忽然发现，生存远比理想要重要得多。于是，梦醒之后的文人开始变得理性，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放下初盛唐时期的理想，开始艰难地收拾被叛乱打碎的社会理想的残片。无论是韩愈还是白居易，无论是柳宗元还是元稹，虽然他们所做的努力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恢复盛唐气象。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的文人，虽然没有了初盛唐文人的激情，但从整体上来看，他们所关注的依然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家国情怀，无论是“恢复古道”的古文运动，还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都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都是站在历史关头希望改变社会。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扭转大唐衰落的命运，随着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他们已经无力改变这个风雨飘摇的社会，至于理想与豪情，更成为了一种奢望。他们不但不能把握社会，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把握。

既然无法把握社会与人生，那么，他们只能去把握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晚唐的文人整体上出现了文学“向内转”的倾向，而描写的“向内转”与关注自我内心世界的结果就是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的滋生。正如李泽厚所言：“与盛唐的边塞诗相比，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7]（P264）

（二）元好问人生价值的新取向 元好问处于金末乱世，适逢战争，对死亡的感受必然比平时更为深刻。在蒙古铁骑踏破大金国土之前不久，元好问先后经历了妻子病卒、大女远嫁、二女入道的痛苦遭遇。元好问带着三女和三岁的幼子来到汴京安身不久，蒙古大军围攻汴京，金哀宗出奔，于是元好问一家陷入了饥恐交迫的境地。“素丸何处飞来，照人只是承平旧。兵尘万里，家书三月，无言搔首。几许光阴，几回欢聚，长教分手。料婆娑桂树，多应笑我，憔悴似，金城柳。（[水龙吟]）”[2]（下P220）在“兵尘万里”的大动荡时期，元好问感受到的是生离死别的悲哀，是对家人的思念，是对和平的向往。无论是月亮、兵尘，还是桂树、衰柳，此刻都成为了一种具有主动性、自发性的主体意识，这是一种“对宇宙无垠，人生有限的觉醒式的哀伤”。[6]（P23）

此刻元好问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有如何选择一种人生的问题。面对比女真人文化更低的蒙古人，元好问是否应该选择为了大金而以身殉国的道路呢？这表面上是一个“名节”的问题，但本质上是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的选择问题。“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三》）[2]（上册，P222）在“生活本能”和“死亡本能”的驱使下，作者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8]（P58）于是，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激发了元好问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于是，他选择了生存：“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四》）。”[2]（上册，P222）可以说，“沧海横流要此身”是元好问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他尊重个体生命的宣言。

三、对生命意义与天下、政权反思后的艰难抉择

所谓个体生命意识，简单说，就是个体面对时光流逝时的一种感悟或内心体验，这种体验往往伴随着对于生命消逝的恐惧感与焦虑。尤其在乱世，个体生命意识往往会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战争往往与死亡相伴，死亡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是悲剧，而这种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人们对生命意义进行思考，促使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一）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 亲历了丧乱之痛，目睹了人的尊严完全沦丧的惨剧，在个体生命意识彻底觉醒后，元好问选择了对生命的尊重。于是，他上书耶律楚材，企图拯救那些和自己一样处境的文人的生命。在《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中，元好问极言人才对于国家、文化的重要性，用词极其卑恭：“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2]（下册，P76）对于元好问这一行为，后世论者褒贬不一。清代学者赵翼就认为，元好问此举“尤不当有境外之交”。[9]（P117）而当代学者降大任则认为元好问保全了当时很多文人的生命，功莫大焉。并发出了深沉的感慨：“一个人有功于世，却不被世人理解，固属不幸；在其去世之后，犹受种种訾议，则尤其不幸；倘至数百年后的今天，其历史功绩仍未获得公正评断，可谓大不幸。”[10]（P1）而贾秀云则更认为元好问是以个人名节为代价，拯救了“整个士人群体的生命，它不仅使蒙古统治者上层注意到士人的生命问题，也让他们开始关注士人们的生存状况，对元代士人生存状况的好转具有重要意义”。[11]（P56-61）

降大任与贾秀云等人站在当代的立场来评价元好问的行为，本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从元好问当时的处境出发来考察的话，也不必对元好问的行为过分拔高。笔者认为，当个体生命因为人生无常、命运叵测而产生无奈、恐惧、悲哀甚至绝望的情绪后，个体生命意识就有了觉醒的可能，而在觉醒后的个体生命意识的驱使下，审视生命、审视生命意义的目光就必然会从传统固定的模式中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对元好问而言，此时最重要的是生命，如果能够拯救生命，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他说：

死生之际大矣！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之伤勇，则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于圣人之手，斯不必置论。……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于利义之辨，不乖于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其视横逆之来，曾虚舟飘瓦之不若；控抟之变，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为权衡，自量轻重，知有泰山之死，而不知有鸿毛之生。结缨之礼不至，无取于海隅之伏剑；漆身之志既笃，不屑于督亢之献图。孰先孰后，必有能次第之者。语有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信斯言也！匹夫为谅，自经于沟渎，其可与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论乎！[12]（P570）

这是个体对生死问题的忽然顿悟，是个体深切意识到生命的局限时以一种饱含着徬徨与悲哀、孤独与惆怅、理解与批判、感悟与喟叹的领悟，是一种自觉地以这种意识为灵魂把各种生命本质与社会表象联结起来的悲叹，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深层觉醒。

（二）对“天下”观念与“政权”观念的重新认识元好问并不贪生怕死，在经历过大乱之后，他对于生死的意义必然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说：“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13]（P2525）元好问虽然也提到了“安社稷”，但安社稷的目的是为了“救生灵”。此刻，在元好问的意识中，“天下”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国家”与“政权”的概念，在他看来，“国家”与“政权”只是部分人的利益，而“天下”才是需要真正关注和看重的。无论是金还是辽，无论是蒙古还是南宋，都只是一个“政权”，为哪一个政权出力都只是符合部分人的利益，而如果凭借一己之力，能够让更多人活下去，才真正符合“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天道”（《周易·系辞上》）。因此，元好问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以往遗民文人的道路，他与“严实、史天泽等人有交往，与耶律楚材父子亦有来往”，“但他始终不曾接受元朝的一官半职”。[14]（P405）

生命美学的创始人叔本华认为生命的意志首先就是生存意志。我国学者钱志熙也认为：“文学中所表现的生命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主题的问题，生命观作为人生观的核心，是构成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基质，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境界。”[15]（P1）对元好问的作品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元好问后期的诗词创作基本上都是以关注个体内心情感为主，同时又由个体生命延伸到个体之外的整个社会，并努力建构一种关心个体精神和家国进程的人生理想。由此而言，元好问在整个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的价值，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总之，元好问在金亡后之所以选择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文人的道路，这既是对传统伦理本位意识与长期形成的社会意识的突破，也包含着个体生命意识与集体意识之间的冲突。元好问以“天下”的观念超越了“国家”与“政权”的观念，并自觉地以个体生命意识为灵魂把各种生命本质与社会表象联结起来，直接指向了现世的人生意义，这也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