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璐

(金陵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9)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学者Landry和Bourhis在《语言景观与族群语言活力》一文中正式提出并使用“语言景观”这一术语，指出“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建筑的公共标识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特定领域、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1](P23)语言景观研究旨在考察城市空间标牌的语码呈现规律，而在多语种共存的地区，不同语码之间的“能见性”和“凸显性”也透视出语言与族群的身份认同、地位权势和活力水平。本文通过考察夫子庙语言景观现状，探讨语言标牌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动因，揭示语言选择和使用背后的规律，以期为城市语言景观的设置和管理提供建议。

一、语言景观研究概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始于1997年，现已日趋成熟。早期国外学者Vinay和Darbelnet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公示语的定义、分类与功能。Landry和Bourhis从社会语言学领域进行研究，率先提出“语言景观”的概念，并指出语言景观具有信息功能(显性)和象征功能(隐性)。在此基础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景观的论文集《语言景观：研究多语现象的新路径》正式出版，从标牌的多语现象探究背后的权势关系和身份认同。语言景观作为语言呈现的物质载体，近年来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了语言景观的多重构建原则(Ben Rafeal, 2009)、语言景观的语言选择理论(Spolsky, 2009)、语言景观的三维分析模型(Trumper Hecht, 2016)、区域性语言景观的经济学阐释(Rowland, 2017)等等，并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泰国曼谷、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等地的语言景观进行实证研究，主要调查城市空间中的语言多样性及其制约机制，研究模式呈现跨学科、多领域交叉互动的特点。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始于2009年。早期国内学者多以“公示语”、“公共标识”为研究对象，介绍语言景观研究的背景、理论与方法，注重从标牌的多语现象、标牌的字体或形式、标牌的空间设置等考察语言呈现特点和标牌使用情况[2](P12)。另外，学者运用多种理论视角开展研究，如历史维度(葛俊丽，2016)、场所符号学(夏娜，2018)、生态翻译学(周晓春，2018)、语言经济学(熊莺，2017)等。总体上，国内语言景观研究日益深入，研究重点聚焦在语言学层面或若干翻译问题，从而弱化了其社会学解读，对暗含的语言政策规划、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权势地位等鲜少涉及。研究方法较片面，多采用田野调研法、观察法。而结合实地调研和访谈、问卷调查等手段进行实证研究并考察标牌“作者”、“读者”对标牌文本主观感知和评价的成果较少。研究对象多为语言模态，图像等非语言模态的研究案例较少。

二、SPEAKING模型视域下的话语选择与互动

语言景观作为城市环境中传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其研究对象包含城市空间的各类语言标牌，以揭示语言管理部门、标牌“作者”、“读者”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互动的方式和话语建构过程。SPEAKING交际模型(Hymes, 1972)可以作为研究这一话语过程的分析框架，具体来说，S(Setting & Scene)背景与场合考察语言标牌投放的即时语境所激活的社会意义，P(Participation)参与者包括语言景观的“作者”和“读者”，这两者与标牌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值得研究，E(Ends)目的探讨标牌语言的功能，如指示性、提示性、宣传号召性等，A(Act Sequence)行为次序剖析标牌上不同语言的呈现方式，包含语言排列次序、文字凸显程度、信息承载方式等，标牌中不同语言之间的互动状况如何值得研究，K(Keys)基调研究标牌语言的形式和风格，包含语码选择分布、文字排列密度、信息明确程度等，I(Instrumentalities)媒介涉及语法、句法、词汇等语域层面的问题[3](P18)，N(Norms)规约即语言景观所体现的实际语言政策，它与官方语言政策有何落差值得研究。G(Genre)体裁即语言标牌的分类，依据①用途和功能、②置放背景和语境、③信息状态、④标牌的主体，对样本进行分类探讨。笔者借助SPEAKING交际模型中的概念工具，分析语言标牌文本各组成部分，创设者的动机，读者的认知和体验等要素，进一步揭示标牌“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4](P215)，管窥官方语言标准和实践的衔接情况。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夫子庙地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核心区，是南京老城南文化的典型代表，集自然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娱乐休闲为一体，古典建筑群与现代商业建筑风格交相辉映，展示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为探析标牌“作者”、“读者”和标牌文本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能。夫子庙语言景观研究涵盖景区内的各类语言标牌，它们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政府部门设立的自上而下的官方标牌，如路牌、公示语、交通指示牌、景点解说牌等；二是企业、团体或私人设计的自下而上的私人标牌，涉及商业或宣传用途，如商铺招牌、广告牌、宣传标语、海报等。

(二)研究问题

本文以SPEAKING交际模型为切入点，通过考察①夫子庙官方和私人标牌中的语码选择与分布、②双/多语标牌中的语码取向，解读①标牌上语言种类、语言顺序的选择以及语言的凸显程度、②标牌的“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语言景观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动因。[5](P16)

(三)研究方法

笔者于2019年1月至3月沿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进行实地考察，对旅游景区道路两侧的标牌进行拍摄，共收集256例标牌样本，包含142例官方标牌和114例私人标牌。笔者梳理了夫子庙语言景观的语言选择和取向状况，并实地走访标牌管理者、设计制作者和游客，了解景区管理部门对该街区的定位与规划、语言使用及分布、语言环境建设的看法，了解标牌创设者对标牌的语码类型组合及语言凸显程度的认知与感受，游客对夫子庙的标牌设计风格、语码选择与取向现状的体验和建议。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夫子庙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现状

笔者在此重点探讨夫子庙官方和私人标牌的语言选择和分布、语码取向现状，解读其暗含的语言权势与政策规划。经统计，在256例语言标识中，官方标牌142例，占比55.5%，私人标牌114例，占比44.5%。

1. 夫子庙语言景观的语码选择与分布现状

语码选择与分布考察语言景观的语码数量、语码组合类型及其分布现状。夫子庙官方标牌集中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语言政策和意识形态，其呈现方式常常有法可依，标牌语言种类有汉语、英语、日语、韩语四种，从语码组合类型来看，夫子庙有四种类型，分别是汉语单语、英语单语、汉英双语、汉/英/日/韩多语标牌，其中英语单语标牌最少。从语码使用频率来看，夫子庙的汉语出现比例最高，英语次之。其中，官方标牌使用汉语的比例为86.7%，包含英语的比例为65.3%，使用日语和韩语的标牌较少。由此可见，南京市政府提倡标牌文本尽量以官方语言汉语为主导，其次是全球通用语言英语，且众多5A级风景区的语言景观受公共译写政策的影响，须提供中英双语文本[6](P58)。

私人标牌主要反映商铺的经营特色和顾客的群体需求，因此标牌的语言和内容呈现多样化特征。夫子庙私人标牌的语言种类有汉语、英语、日语、韩语、泰语五种，从语码组合类型来看，私人标牌的语码类型多样，分别是单语(汉语、英语)、双语(汉英、汉日、汉泰)、多语(汉语、英语、日语、韩语)标牌，其中纯汉语标牌占72.5%，纯英语标牌占18.5%，汉英双语标牌占37.2%。使用英语单语标牌的商家主要是为了营造异国风情的西餐厅、咖啡馆、酒吧等，代表其高品质、潮流感和国际化特征。从语码使用频率来看，夫子庙的私人标牌中，汉语占比最高，为80.5%，英语次之，较少出现日语和韩语，这与官方语言标牌一致。由此可见，私人标牌所受语言政策约束较少，语言使用相对自由，而外国友人的到访使英语标牌的比例有所上升，英语标注简单明了，为外籍游客理解标牌信息提供了便利，体现了南京现代化和多元文化大都市的形象。

2. 夫子庙语言景观的语码取向现状

语码取向考察双/多语标牌中各语言排列的先后顺序和凸显程度，视觉上最突出、内容上最重要的语码是优势语码，反映语言社区地位和活力水平。标牌各语言的排列组合也有规律可循，不同语码上下排列时，优势语码在上，左右排列时，优势语码在左，包围式排列时，优势语码在中间(Scollon & Scollon，2019)。

首先考察官方标牌中不同语言间的语码取向情况，在上下排列的98例标牌中，汉语处于优先地位，而在左右排列的18例标牌中，英语处于优先地位。由此可见，以汉语为优势语言的官方标牌占多数，达到86.7%。仅有少数竖行排列的双语标牌以英语为优势语言，这是参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相关规定，即公共场所的路牌、指示牌、介绍牌等同时使用中文和外文的，中文在上，外文在下，竖行排列的中文在右，外文在左。此外，多块官方多语标牌，按照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阅读次序，语码依次为汉语、英语、日语、韩语，其中汉语在上，字体最大，处于突出位置，英语、日语和韩语在下，字体略小，从左到右，横向排列，体现了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重要作用。因此官方标牌的语码取向映射出语言权势地位，也暗含地方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意义[7](P51)。

私人标牌在语言选择方面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笔者对夫子庙私人双/多语标牌的语码取向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以汉语为优势语码的标牌最多，占77.6%，其次以英语为优势语码的标牌占18.5%。80.4%的汉英双语标牌选择上下排列，即汉语在上，英语在下，17.2%的双语标识为左右排列，即英语在左，汉语在右。在语码取向上，官方和私人标牌趋向一致，都是以汉语为主导，英语次之，日、韩、泰语作为优势语言的标牌数量极少。一般来说，商家会选择消费人群中认知度高、使用人数众多的标牌语言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夫子庙景区的顾客群体多来自于江苏周边地区，商家主动将汉语置于突出位置，以吸引游客前来消费。除去优势语言汉语，英语作为强势外语，使用率仅次于汉语，商家使用英语创造友好的语言环境，迎合外籍游客，借此提升店铺的格调和品味。

(二)夫子庙语言景观中“作者”、“读者”、标牌的互动关系

SPEAKING交际模型重点关注标牌“作者”、“读者”和标牌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包含两种平行的关系，即①标牌“作者”与文本的互动；②标牌“读者”与文本的互动。研究语言景观时，需结合特定场域考察三者之间的互动状况，分析：①标牌“作者”期望传递什么信息、达成何种目的；②标牌不同语言的结合在特定场所能否合理地传递信息；③标牌“读者”能否准确地接收信息，进而揭示语言景观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动因。

1.“作者”与标牌间的互动状况

语言标牌的设立是“作者”通过语言资源的选择与配置，构建友好的语言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的过程[8](P47)。标牌文本也反映“作者”对于“读者”人群构成和语言能力的考量。

(1)官方标牌“作者”与标牌的互动

夫子庙官方标牌的“作者”众多，包含标牌文本的书写者和译者，省、市级语委相关规则的拟定者以及景区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笔者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发现：首先，标牌内容的书写与设计参照政府制定的景区标牌规范标准，具有统一规划管理的特征，标牌上的文字形式及语言种类差异不大；其次，“作者”与标牌的互动较为显著，充分考虑了景区目标人群的语言需求，指示牌多使用中英双语或中、英、日、韩四种语言，减轻了“读者”的理解压力；此外，“作者”在设立标牌时，融合了夫子庙景区特有的怀旧风格及形象，如手写标牌等，既履行了基本的信息功能，又注重与周边环境及文化氛围的和谐统一。

(2)私人标牌“作者”与标牌的互动

私人标牌的“作者”包含标牌内容的拟定者和译者、商铺经营者以及商铺所属公司。笔者对多家商铺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并随机选取了4个商铺招牌进行分析，分别用S1-S4来表示。

S1是一家创意咖啡店，标牌为“CINNAMON ITEM STORE”，其中“CINNAMON”表示“肉桂”，文字上方是店铺特有的标志。店主利用英文字体设计吸引有猎奇心理的外国游客，却忽略了向本土游客传递其产品信息和服务内容，致使多数游客不清楚其经营范围。

S2是一家轻食店，标牌“Restaurant & Bar”并不能突出其主打健康饮食的特点，纯英文标牌会给部分不懂英文的本土游客带来理解的困难。

S3是中华老字号餐饮名店，店铺招牌保持其一贯的品牌标识，有利于打造品牌效应。店铺之内，商家为体现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特别邀请书法家为店名题字，并以金色字体刻于石头之上，使其百年老店的形象深入人心。

S4是日用百货连锁品牌店，为了契合历史街区古朴的建筑风格，公司在设计标牌时，将原有的多语标牌改造成金色黑底木质材料，并以楷体书写的汉语牌匾，是典型的语境化置放的案例。

与官方标牌相比，私人标牌的“作者”与标牌的互动略显不足，未考虑到互动关系的“作者”占多数，他们的经济收益自然会受到影响。仅有少数标牌的“作者”与标牌互动显著，他们会根据消费群体和周围环境设计标牌的语言风格。

2.“读者”与标牌间的互动状况

(1)官方标牌“读者”与标牌的互动

笔者随机选取了五位外国游客和五位中国游客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于夫子庙语言标牌的感受与建议。中国游客表示官方标牌能准确地传递信息，使用外语书写的少数标牌有拼写错误。三位外籍游客表示能正确理解标牌含义，比如中国科举博物馆(Imperial Examination Museum of China)，“科举”采用释义法，归化意译为“Imperial Examination”，外国游客就能明白其意。另有两位外籍游客表示语言景观翻译中存在的中式英语现象会误导游客，比如，东水关和西水关是南京明城墙的两座明代京城水关，东水关是秦淮河流入南京城的入水口，西水关是出水口，担当水利、防务两大功能。原文异化音译为“Dongshuiguan in the east”和“Xishuiguan in the west”，外国游客只知其音，不知其意，所以在音译的同时，应进行归化加注，补上直译通名“Water Gate”，译为“Dongshuiguan Water Gate in the east”和“Xishuiguan Water Gate in the west”，既完整保留了历史名称，也易于理解。

官方标牌的译写质量直接影响所在城市的形象塑造与提升，为保证“读者”与标牌的充分互动，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可结合音译和释义法，将其中富含的文化内涵传播给受众[9](P95)。

(2)私人标牌“读者”与标牌的互动

通过对中外游客的访谈，笔者发现，中国游客认为私人标牌设计清晰合理，而外国游客则希望标识适当增加英文翻译。以美食街餐厅门口的菜单为例，多数菜单仅标明了菜品名称，却忽略了菜名的英文翻译，未充分考虑外国“读者”与标牌的有效互动。只有少数菜单加入了配图和菜肴的英文翻译，方便外国游客了解中国地方特色美食，可菜品的翻译多数为中式英语，采用直译，如松鼠桂鱼(squirrel mandarin fish)，红烧狮子头(braised lion head)等。此外，多数餐饮店铺招牌也缺少英文翻译。相比外国游客，中国游客更青睐包含手写字体的汉语标牌，如采用草书体的菜单、店铺招牌等，更加匹配夫子庙怀旧的建筑风格，传达出沉稳、传统的店铺印象。

夫子庙中外游客在标牌语言需求方面存在差异，为了保证“读者”与标牌互动的有效性，私人标牌应尽可能突出商家的经营特色和游客的群体需求，并适当增加英文翻译，确保译写质量，提升旅游体验。

结语

语言景观研究不仅关注标牌的语言呈现方式，更关注标牌文本与 “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SPEAKING模型对夫子庙语言景观进行分析发现，官方标牌以汉语单语和汉英双语标识为主，私人标牌以汉语单语标识为主，其次是中英双语和英语单语标识；在语码取向上，官方和私人标牌趋向一致，都是以汉语为主导，英语次之，汉语在标牌中处于优先位置。标牌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状况可以反应特定场景下的标牌各组成部分能否合理统一地传达信息。官方标牌中三者互动显著，这可能与景区管理部门对夫子庙国际化程度的认知水平以及译者的翻译能力有关；私人标牌中三者互动不足，或许和“作者”未突出商家的经营特色和游客的消费需求、标牌译写欠缺有关。

全球化浪潮推动了社会文化和语言景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夫子庙历史文化街区面临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到访或商家入驻，官方语言(母语)、全球通用语言(英语)、少数族群语言等一系列优势与弱势语码混合，如何规划不同语言的权势关系，如何构建标牌话语与社会空间的互动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