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雨篪

(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北京 100871)

19世纪俄国生物学家、思想家与著名政论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文明理论与文化哲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政论集《俄罗斯与欧洲》中，丹氏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文明本体论层面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为斯拉夫(实为俄罗斯)文明独立发展的重要性、建立以斯拉夫民族为基础的欧亚强国等观点提供了论证。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及其各种地缘政治哲学的推论在苏联后期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界受到了持续的关注，并产生了可观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及之前，苏联学界对丹氏的关注较少。除Н.Л.鲁宾斯坦为1963年版《苏联历史百科》撰写的词条，以客观中立和基于文本的态度介绍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及其与斯拉夫派思想背景的联系以外，哲学界更多对丹氏持批判态度。学者们认为丹氏在哲学立场、方法论和表述方面缺乏严谨性和内在一致性，只是从既定的政治立场出发，片面地挑选事例作为证据，并且无反思地、策略性地借用一系列流行学说与大众迷思，将结论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这导致其著作的哲学意义和科学性堪疑。然而，从上世纪70—80年代起，丹氏的学说逐渐在苏联哲学研究领域获得更多关注，Л.Р.阿夫捷耶娃、С.И.巴若夫、Н.В.莫尔多夫斯科伊等学者对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专著。这些专门研究者则指出，丹氏的学说虽存在不可否认的片面性与内在断裂，但仍拥有一定的实证基础、逻辑严谨性和先驱意义，它应该获得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学说的地位。

苏联学者针对丹尼列夫斯基的哲学研究存在三种主要的路径：其一是理论层面的批判，意在探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本身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其二是思想史的考察，将丹氏的创作活动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政治与社会思潮联系起来，将其置于“斯拉夫派-晚期斯拉夫派(新斯拉夫派、土壤派)-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演进序列中加以讨论，强调丹氏的承上启下作用；其三是比较研究，通过分析丹氏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等西方主要文化哲学家在理论上的相近之处，论证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先驱性”。总的来说，苏联时期的丹尼列夫斯基研究尽管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已经取得较为丰厚的成果，尤其是在相对中立的理论评介和思想史领域。“文化历史类型”概念、泛斯拉夫民族观念、统一的欧亚大陆观念、俄罗斯作为“文明”的独立性、俄罗斯文明在人类文化和国际政治中的位置，以及丹氏对后世西方与俄国文明理论家的影响等核心概念与论题在这一时期已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上述成果在后苏联时期的丹尼列夫斯基研究中仍是不可忽视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针对丹氏的评介开始更密集、更详细地出现在各种哲学类通识手册和参考书中，这表明丹氏的理论已被哲学界接受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开始得到重估，一系列角度多样、内容丰富、立场客观的重要成果纷纷面世，为人们全面地了解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原貌提供了可能。这一时期，俄罗斯学者仍专注于《俄罗斯与欧洲》的文本，但有时也将丹氏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论著纳入视野之中，以便总览性地分析其理论发展过程与整体思想主线。

苏联学者与部分西方学者一度严厉批判丹尼列夫斯基的政治倾向，而О.А.普拉托诺夫、Е.Б.拉什科夫斯基、А.В.伊万诺夫等学者为丹氏提供了各方面的辩护。学者们认为，丹氏的主旨始终在于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而不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丹氏的“泛斯拉夫东正教联盟”设想并非一种政治扩张思想，而是以自然民族为现实基础的历史文化类型学说的合理推论。上述联盟的意义在于维持地缘政治平衡，保障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完整性、有机性和创造力，为斯拉夫民族争取自由发展其独特社会文化的机会。[1](P7)[2](P143-144)[3](P276)

丹尼列夫斯基所面对的第二类批评围绕的是其理论原创性的问题。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且影响力最大的是19世纪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他认为丹氏的理论来自于对德国历史学家吕克特(Heinrich Rückert, 1823—1875)的抄袭。对于这种指责，Б.Н.巴卢耶夫梳理了斯特拉霍夫、列昂季耶夫、罗赞诺夫等俄国思想家与索罗金、罗伯特·麦克马斯特等西方学者在研读丹氏原著基础上对索洛维约夫观点的质疑，为丹氏哲学创作的独创性提供了一定支持。[4](P154-176)

最后是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问题，立场客观的学者很少全盘认可这一理论而不指出其内在矛盾，但仍有一部分持宗教或民族主义立场的学者出于对苏联时期丹氏研究主流立场的反叛，对该理论加以无反思的赞誉，片面强调其在历史观与历史方法上的创新性，弱化其概念上与逻辑上的明显缺陷，这种倾向似已有失学术研究客观中立的原则。

除努力扭转前一时期对丹氏的主流批评以外，新时期的学者也在苏联研究的基础上更细化地梳理评介丹尼列夫斯基的学说中部分重要的面向，如多线发展的历史观、地区性文明模型等独特思想。巴若夫在为1995年版《俄罗斯哲学小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中详细梳理了《俄罗斯与欧洲》中的论述，介绍了丹氏的哲学史体系的独创性。阿夫捷耶娃在专著《俄国思想家格里高利耶夫、丹尼列夫斯基与斯特拉霍夫：19世纪下半叶的哲学文化学》中全面地重构了丹氏的哲学、历史和文化思想，在该时期的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В.М.哈恰图良、巴若夫、И.А.戈罗森科等学者指出丹氏的历史观为俄罗斯乃至世界历史思想中文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在文化比较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主流的单线进步式史观提出了有力质疑，并提供了“地区性文明理论的第一个版本”[5](P121)。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揭示出各个非西方文明所拥有的本体论层面的独立性，这些文明各自的本质决定着它们的“根本原则”、发展路线与终极目标，欧洲并不是它们发展的范本；每个文明也拥有自己的发展进程，因此其历史分期也应单独探讨，而非一概遵循西方的“古典-中世纪-近现代”分期标准。学者们指出，丹氏的文明模型是在理论上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首次尝试，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部分当代研究者延续了思想史的进路。С. Н. 普希金与哈恰图良将丹氏置于早期斯拉夫派哲学家至20世纪的欧亚主义这一思想序列中，辨析了其思想与上述保守主义史学倾向的异同[6](P167)[7](P166-168)。加拉克季奥诺夫、别罗夫与В.А.季亚科夫等学者则选择了另一个角度，从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中的实证主义与有机论哲学传统入手追溯丹氏的思想传承[8](P140)。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与西方现当代部分哲学潮流的关系也得到了当代俄国学者的关注。博尔津科夫指出，20世纪欧洲重要的文明思想家斯宾格勒、汤因比等接受了源自丹氏的社会概念和历史发展模式，即社会是由本质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组成的统一体，其相互替代的过程构成了人类的历史[9](P141)。В.В.沙帕连科则指出，丹尼列夫斯基的学说将循环论的史观进行了理论化与科学化，为文明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而斯宾格勒、汤因比与亨廷顿等西方思想家与丹氏的相似性正是在于这一范式层面。沙帕连科还比较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异同，指出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重合。[10](P 24)然而，部分学者(如苏尔塔诺夫等)有关斯宾格勒等西方思想家直接受到丹尼列夫斯基影响的论断仍有待更充分的史料证明。

另一部分学者从形而上学与世界观前提、认识论与方法论立场等角度对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作为一种文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与可行性等问题。К.В.苏尔坦诺夫、巴若夫、阿夫捷耶娃、А.В.别罗夫等指出，丹氏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类型学原则和还原主义倾向引入了历史领域，将各民族的文化理解为互相孤立的、完整的、拥有内在的运行规律、朝向一种固定的“成熟形态”生长的类生物有机体。Б.А.科尔佐夫、А.Э.马雅库诺夫、Н.И.谢尔边科与А.Э.索科洛夫等学者则着重分析了丹尼列夫斯基的哲学历史学建构中的有机论倾向与类比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其文明观与社会观的来源。[11](P9)[12][13](P37-47)С.В.波拉泰科与А.Н.帕夫连科等学者则更详细地梳理了文化类型理论的历史时间与空间建构特点，指出丹氏在“类型学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时空观念，这种新观念不以普遍的自然时间与地理学空间为准，而是强调每一个孤立的文明各自的“相对时间”与地理版图，它们与作为文明主体的民族直接相联系，也仅对相应民族的历史有意义；换言之，这是一种“文明的时空”，而非自然的时空。上述时空观将历史思维的结构从纵向的、以年代划分的模式改为横向的、以类型划分的模式，从而颠覆了传统史学的世界图景。[14](P8-9)[15](P68-70)

然而，丹氏的理论也存在一系列致命缺陷：首先，文化历史类型理论预设了一种孤立的文明模型，“否认了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事实，将文化的独特性与内在完整性绝对化”[16](P45)，从而陷入了特殊主义和简单化的极端；其次，丹氏虽然强调实证的历史方法，但仍残留着形上史观的痕迹：他的历史叙事中存在一种普遍的、超越性的整体计划，同时又为各个文明制定了同一种发展规律，即发展—繁荣—结出果实—衰亡的所谓“一年生植物的生命历程”，这些预设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此外，丹氏本人过于有目的性地试图论证欧洲文明必然消亡，一定程度上也致使他难以放弃理论中与实证精神不符的形而上学终极取向。总之，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中体现出的世界观无疑是内在分裂的，“交织着似乎没有联系、相互对立的方法和立场”，这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思想本身的危机与破碎状况[17](P205)。

虽如此，很多俄罗斯研究者仍倾向于强调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当代意义，如多罗戈夫采夫将丹氏称为阐述俄国民族文化独特性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理论家，并赞同丹氏所谓俄罗斯拥有保存斯拉夫文化之历史使命的观点；伊万诺夫则指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已成为反全球化思潮的理论武器；加拉克季奥诺夫与拉什科夫斯基赞扬丹氏为爱国主义和捍卫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形态独特性的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正名。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对塑造新时期俄罗斯文化自我认同、构建新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与目标等哲学任务的借鉴意义成为了研究者热衷探讨的话题。不过，这些学者虽然肯定丹氏的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认同丹氏对所谓“西方崇拜”的批评，但并未将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上升到水火不容的根本冲突，而是试图寻求一种在保留并尊重各文明独特性的基础上寻找能够团结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总地来说，这一时期俄罗斯丹尼列夫斯基研究的议题出现了两个层面的分化。在偏理论的层面，丹氏的历史哲学、文明模型及其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评析，相关研究基本上较为客观，研究者们承认丹氏的独创性与借鉴意义，也明确指出其缺陷。而在偏实际的层面，亦即涉及到丹氏的学说在社会、文化、政治、国际关系与俄罗斯未来发展战略等问题的推论时，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一，有时存在片面肯定乃至自相矛盾的情况，例如А.А.普谢乌什既承认文化类型理论本质上存在煽动自然民族之间对立情绪的倾向，同时又认可将其作为新时期构建多文化、多民族的统一俄罗斯意识的良好基础[18](P18-23)；巴卢耶夫声称丹尼列夫斯基对俄国外交形势的分析与预测证据充足、无法被驳倒，然而不止一位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丹氏从其理论中推得的必然结果(即泛斯拉夫主义的地缘策略)已经在当世与后世的历史上遭遇了不止一次的惨败。这些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时期部分丹尼列夫斯基研究者在理论工作与思想倾向之间的断层，也暗示了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整体思想风向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