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琼慧，陈 矿

(1.广州华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2.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一、涵化理论与国家形象建构

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又叫做“培养理论”、“教养理论”，在格伯纳等学者看来，在当今社会的传播媒介明示或暗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于人们了解和领会现实世界造成着复杂的影响意义。因为媒体的某些倾向特征、人们印象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客观存在的实际现实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偏差。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暂的，而是一个长程的、受到熏陶的、涵化的阶段，它在浑然不觉里牵制着人们对现实的看法。[1](P52)

该理论所表明的是大众传播具备涵化的作用，它是以特定的社会观念和传播理念为启碇的。[2](P70)早期涵化理论的研究者们认为，媒介的使用者作为信息的接受者，是单向度的个体。人们常常借助异彩纷呈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构筑的虚拟环境来认识周围的现实世界，人们的思想行为亦根植于通过媒介符号传播所建构的世界。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这本书当中指出了陈规定型的内容依赖于社会价值观的观点，即如果陈规定型是由社会价值观定义的，那么陈规定型只会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被社会化后会接受同样的陈规定型。[3](P86-88)

从社会现实回过头来看艺术创作所引发的文化症候，我们发现，文艺创作一方面关照着时代与社会，另一方面也对现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幸的是，许多文艺创作将现实扭曲，提供了一种将世界浅显地分为好与坏、善与恶、忠与奸的呈现方式。自20世纪至今，在所谓“西方中心论”的背景之下，以欧美为强势主导的文化产业中的中国人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和代表性不足的困扰。假若中国人不曾被塑造成一个刻板化的形象，那么他们或许就没有被赋予任何角色，被接纳文化产业的受众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所忽视。中国人在文化产业当中的边缘化，对他们在社会中被如何看待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文艺创作及承载其的媒介对叙事题材和形式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完全透明的，但它的影响尤其体现在诸如“傅满洲”这样的反派人物的制作中。在这种背景下，媒介不仅充当叙事平台，而且凭借自身的力量成为自我反思的对象，体现出不断变化的叙事功能。

随着国际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电影的涵化意义愈发不容忽视。电影是影响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文化产品，他们不仅应该在国内受到赞扬，而且应该有国际视野，为国家形象做出贡献。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形象是什么？我们的电影应该如何塑造国家的形象？电影是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重要展示维度，影像中的国家形象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他塑”的状态，为了掌握“自塑”的话语权，中国电影需要构建出一种来自中国、体现中国、代表中国的电影气派。

二、刻板印象下的国家形象：失语与失真

刻板印象的观念是我们社会中的严重问题，它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包括越来越多毫无根据的偏见或无知的理由存在、人们不愿重新思考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以及某些属于被陈规定型群体的人在其活动领域取得成功会被阻止。真正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不是苦大仇深的“零余者”，也不是拥有异域风情的“想象中的他者”。社会现实塑造并限制电视或电影的制作，偏见不能在媒体中消除。只有对既有的问题了解充分，我们的输出战略才能得以强化，在保留价值观上的差异的同时寻求共同点。

(一)失语：偏见的产生与代表性的缺乏

当人们对一个群体产生情感反应，并将现实特征归于该群体的成员，然后评估这些特征时，陈规定型会导致族群偏见的产生。中国人在西方电影中的出现几乎与电影的发明时间相一致。早在1895年，爱迪生公司就拍摄了一部喜剧短片《中国洗衣场景》，主要展示了警察和中国洗衣工追逐逃跑的疯狂画面。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银幕上的中国人大多是“苦力”，不是餐馆服务员，就是仆人或洗衣工人。中国人经常受到暴力袭击，不得已撤出白人社区，唐人街也因此形成。中国人只能从事主流社会对竞争不感兴趣的行业，这限制了当时西方电影里中国人的身份。

黄金时代的西方电影经常把中国视为猎奇的目标，以《上海快车》为代表的推销东方情调的电影很常见，但也有特例。一个例子是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的小说的同名电影《大地》，这部电影展示了中国农民与自然抗争的生活史诗，但米高梅拒绝了著名女演员黄柳霜担任主演，因为《海耶斯法典》禁止电影中呈现不同种族的通婚，主角已经被确定为流行影星保罗·穆尼。米高梅邀请黄柳霜出演一个女反派，但她断然拒绝。最终，她被排除在这部高调的中国题材电影之外，她的遭遇成为当时最为饱受争议的演员歧视案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李小龙和邵逸夫出品的功夫电影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猛龙过江》、《精武门》和《龙争虎斗》等电影在短时间内震惊了国际电影业，一改过去秃顶和长辫子的驯服软弱形象。然而，西方电影中日益出现一种俗套，即但凡中国人出现，他一定是武术大师。凭借《尖峰时刻》和《上海正午》，成龙进一步改写了西方电影对黄色面孔的旧定义。似乎和陈查理一样，成龙没有不能解决的难题，不同在于陈查理运用头脑，而成龙挥舞拳头。从这个层面上说，他只是陈查理的暴力翻版。归结到根本上，他们都捍卫的是白人社会，与此同时还不能对其构成威胁。

(二)失真：错觉关联与不公正刻画

在社会心理学中，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对某一特定类别人的过度概括的信念。有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可以建立在一种认知机制的基础上，这种认知机制被称为“错觉关联”(illusory correlation)，是对两个事件之间关系的一种错误推断：如果两个统计上罕见的事件同时发生，观察者会高估这些事件同时发生的频率；罕见的、不频繁的事件是独特和突出的，当它们成对出现时，会变得更加明显；显著性的提高导致更多的关注和更有效的编码，这加强了事件相关的信念。

一旦刻板印象形成，有两个主要因素可以解释它们的持久性。首先，图式(schema)加工处理的认知效应导致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行动时，这种行动证实甚至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第二，偏见使得反对刻板印象的逻辑论据在对抗情感反应的力量时无效。[4](P427-449)由于种族、性别或性取向限制了人们的行为方式，陈规定型观念的负面形象会让人憎恨少数群体，甚至导致仇恨犯罪。

功夫已然沦为一个卖点，来自中国的动作演员也被视为文化出口点派至太平洋彼岸。不幸的是，这些好莱坞制作的功夫电影仍然是标准的中国题材范式电影，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也仅限于功夫大师。无论是商业电影，如《尖峰时刻》、《燕尾服》和《80天环游世界》，还是有部分投机性或思辨性的电影，如《死亡摇篮》、《狼犬丹尼》和《宇宙逮捕令》，这些电影中的中国人都是功夫大于性格的人物。换句话说，个性或立体形象往往被战斗和杀戮所掩盖。

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跨国业务，因此，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对于如何处理电影中的外国和外国人形象有一整套的操作经验。当下，相当多的高成本产品依赖于世界各国颁布的免税刺激政策，它的拍摄变得愈发全球化，这也使得好莱坞电影变得越来越重视异国情调。另一方面，来自海外市场的比例在好莱坞的年度票房收入中逐年上升，达到北美市场的两倍以上，电影工厂不可能再忽视电影可能带来的全球效应，好莱坞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它应该怎样面对中国观众的关注。

迈入新世纪，随着一系列盛事的成功举办，世界越来越渴望了解中国。世界各国终于见证了中国的积累和发展。一个充满活力、繁荣和力量的现代国家正在东方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东亚病夫”和“战斗机器”的刻板印象已经逐渐消失。从当代中国图像的历史责任出发，探讨图像和故事在视觉文化时代的传播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面临许多挑战：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冲击，新时代的新要求感召从业者在叙事能力、艺术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上进一步变革和创新。除了价值体系本身的构建之外，如何认识交流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也需要不断的探讨。

三、国家形象建构的应然出路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输出国家形象的焦虑。树立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树立对国家制度和文化的积极看法。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中国的形象建设增添了正向意义。作为人类的想象，影视需要我们富有启发性地创造，它既包括外部技术和形式层面，也包括内在文本和价值层面。

(一)国家形象建构的器质基础：技术革新

伴随观念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中国社会变得愈发开放包容，对外交流也以有别以往的新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与此同时，中国媒体格局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新旧媒体在竞争与合作中的主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内容层面，新媒体所提供的个性化精准偏好推荐，使得人们变成消费需求被充分尊重的“用户”，更愿意对这种极具针对性的点对点传播报以忠诚；在技术层面，新媒体所带来的优质便捷的互动分享，更是使得受众从被动单一的受传者向全能主动的传播者的角色转变实现。从宏观角度来看，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媒体生态环境。媒体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深远，谁拥有媒体主动权，谁就能赢得舆论话语权。特别是随着“软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地位需要在国家媒体环境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在国际受众群体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方法，是在宣传和传播的过程当中遵循受众心理原则，利用多模态的文本赋予国家形象更为生动的感染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由媒介劝服人们接纳新的观念与事物而创立了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侧重阐述新型媒介技术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而这里的“接受”需要经历“知晓”“劝服”“决定”“确定”四个环节。[5](P67)当下人们对于移动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全方位应用已然使得技术愈发成为联系虚拟与现实的纽带，早期涵化理论当中传统媒体主导受众的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看到的是由使用者自主性愈发强的传播新兴框架与形式得以确立。技术所营造的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的互动性与参与性大幅提高，传统以媒体为主导所建构的符号现实较为弱化。例如，观看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的图片可以激活一个积极的国家形象，把它与中国传统工艺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古代中国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拥有最精妙的制造技术和产品质量的国家，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购买它的产品。

(二)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容基础：人文赋能

失语、失真和失之偏颇，作为目前国家形象遇到的障碍，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首先，提高文本和传播水平上的清晰度，使中国故事有越来越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理念来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提高影视的真实性，消除在特定背景下可能失真的元素；第三，提高全面性，让观众感受到中国完整而全面的形象。

从本质来说，完整的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国家目前“知名度”最高的行业精英的形象可以概括，还应涵盖大多数当下中国普通人的形象，它们既象征着这个国家的过往，又勾勒出这个国家的现在，更预示着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梦想与方向。从古到今，中国有许多延续千年的国家梦想：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精神；夜不闭户、尊师重道的文教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权意识以及能“外御强敌，内混一统”的国家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塑造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思想、精神内涵，能够概括中国过去与当下、指向可以实现的美好的国富民强的梦想的国家形象，并且符合世界认知，让世界大多数国家视中国的崛起与发展为机遇，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崛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

面对传统物质媒介的更新换代，以及文化效能和经济效益双重诉求，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现代性转化问题，关键在于能否适应当下融媒体时代的跨文本多元联结，从而呈现传统文化资源与艺术产业传播互补的新型表达形态。

例如《我和我的祖国》的第二则故事《相遇》所体现的那份细腻源自极大与极小的话语体系间的反差。一边是家国大义跟前的舍我，一边是只可以容得下两个人的往日情，一边是震耳欲聋的宏大叙事，一边是顾影自怜的私房述说，这种格差形成了一种互望。每当任素汐以一个爱人的身份去咀嚼属于她自己的心意时，某种欢腾、某种澎湃，都要成为她寻味的反衬。渺小的与浩瀚的，都在情深一往，又都似乎要面对爱博而情不专；明明已经跟随着她沉溺于桑间之咏了，愣愣的眼前却总是那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软实力不仅指文化本身的意义，也指被他人认可和接受的能力。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不是自我确认，而是一种文化理念，只有在广泛传播后才能实现。

软实力获得突破的关键是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及其所支持的价值观能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价值导向。因此，软实力的核心在于价值认同。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任务是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国家形象与影视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展示文化魅力并不矛盾。

(三)国家形象建构的价值观基础：道路自信

国家形象是指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它不仅是一个国家行使权力的渠道，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国家战略资源，因此国家形象是国家战略资源和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国家形象以及软实力建设的意义，对内在于能够凝聚人心，使国民感到自豪和神圣，信奉这个国家的梦想；对外在于要形成一个符合世界各国认知的国际形象，指向双赢，减少外部对国家发展的阻力，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这个国家的崛起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与此同时，它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使他们愿意并渴望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北京你好》和《白昼流星》，分别从儿童或青少年的角度出发讲述故事，由此可以看到主旋律电影取材是丰富多样的。儿童和青少年一直需要国内电影引起更多的关注，儿童与主旋律电影会产生什么样的碰撞。《夺冠》里的冬冬似乎带给我们一点启示，一个小小的身体里包含着巨大的力量，让人们意识到，一个强大的儿童也可以映射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即使国家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但人们也因为被充满自豪以及信心的国家形象涵化与感召，而愿意遵循社会道德与正义的规则继续为崛起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已逾数十载，国家形象不断演变，实现了从东方贫穷落后的国家向富裕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在世界秩序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坚持实施以提升自身国际形象为核心、依靠软实力征服人心的外宣战略。中国试图在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崛起，这一点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形象得益于其对文化外交的坚定承诺，在国际传播中有效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以及与世界各地华人社群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形象管理受到一些障碍的制约，如公信力有待增强、民族主义抬头以及外部势力的一些挑战。中国人从不自信变得自信，经历了漫长的心态转变。接下来，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是怎样更恰当地表达自信的问题。发展经历了起伏，伴随着荣耀和梦想，但更寻常的是平凡的积累。民族自豪感的表达不仅需要拥有平常心，还需要与世界舞台高度平齐的同理心。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国家形象管理仍将是一场硬仗。未来，国家形象建设需要完善理论建设，加强优化设计，突出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视角，拓展传播路径，提高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信度与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