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重大变化不在于部分和细节的技术性调整，而是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的整体性迁移。同样是社会转型之际的重要节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使得“新时期”这一概念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比而言，千禧年的世纪之交倒显得平稳。出于学科生存发展的需要，学界很快在社会和经济的大潮中获得灵感，“新世纪”命名的应运而生便是最集中的显现。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新”不同，“新世纪”之“新”似乎聚焦在视阈翻“新”上。如果说新写实小说中的普通人和小市民形象的“红极一时”还只是喧哗与骚动的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文学实践的灵光一闪的话，那么“新世纪”的“民生”“底层”“打工”“草根”等热词的流行就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经由“民间”后的自觉选择。新“平民”潮流不仅昭示了“新世纪”文学的内涵，还发展和丰富了日常生活诗学。女性、儿童、精神疾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的“逆袭”成为叙事者或主人公。与《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和《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相比，莫言《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贾平凹《秦腔》中的张引生、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陆秀米（《人面桃花》）、姚佩佩（《山河入梦》）及庞家玉（《春尽江南》）等形象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变化。余华《兄弟》中的哥哥宋钢和弟弟李光头更是跨越时空的并置。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度搁笔的董立勃恰逢其时，《白豆》（2003）的不同凡响就全方位展示了日常生活叙事的魅力和潜力。由此，董立勃参与了日常生活时代的长篇小说建设进程，无形中昭示了新世纪以来的女性书写新潮，对繁荣和活跃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和尚待审视的现实意义。笔者按女性和历史的逻辑顺序分而论之，以领略董立勃的新疆日常生活叙事“风景”。

一、身体美学与日常生活叙事

董立勃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白豆》重构了集体记忆，大写了阶级与革命框架下的女性形象，在日常生活诗学路径上实验了现实主义的突围。首先，女性形象选择本身就是能指的征用策略，表征了对共和国早春时代的错位解读。值得注意的是，如不留意，恐怕很难从文本中感受已成记忆的政治化时代氛围，反倒误以为在经历的当下日常生活现实，从而客观上实现了打通时空的日常生活诗学目标。其次，白豆的身体美学体现了日常生活叙事精神。所谓日常生活叙事，不妨说是日常生活的辩证法，也就是普通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及蕴蓄其中的崇高与伟大精神的再现。“十七年”时期的英雄史诗固然壮美和宏大，但在广大而幽远的日常生活底层也同样惊心动魄，美不胜收。有着“清新俊逸”风格之称的《百合花》就是可贵的探索，但真正蔚成大观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自觉时代，《白豆》就是这一时代自觉的产物。要言之，主人公白豆的价值并不在先入为主的视觉盛宴，革命时代的颜值评判似已无关紧要，就像甫一出场，作者所声明的那样：“这并不是说，白豆是个漂亮的女人”。显然平凡至极，似乎没有拿来作传的必要，但正是内外赋形的对比和反差才凸显了她后来行动的不一般。或者说，白豆容貌的不起眼并非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的挪用，而是她了不起的内在要素和本质要求，是聚焦芸芸众生的文学题中的应有之义。

有意思的是，与对相貌的弱化处理相反，作者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白豆的性别身份，强化了身体视觉。无论是坐在老杨（杨来顺）马车上时的“腰显得圆细，胸显得鼓圆”，站在老胡（胡铁）铁匠铺时的“后背”，还是马柴马营长眼中正在五队地里给棉花锄草时的样子，显然，白豆在身体拜物教的被描写中敞开了日常生活世界。特别是后者，作为“下野地一颗日夜不落的太阳”，与车把式和铁匠相同，马营长也展现出人性的素面，裸露出男人的欲望本色。对他而言，“白豆的一张脸长得什么样子，已经实在不重要了”。日常生活的身体维度得以放大，借用村子里嫂子的话说就是，“谁娶了你，天大的福”。白豆的身体符码被强化，不只是对简单僵化的极端做法的纠正，更重要的还是澄明和还原，是对自然和生命的张扬。换句话说，作者反思了某种历史深处的人为悲剧，表达了构建“以人为本”的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三个男人的不同结局就是最好的说明。强奸了白豆的老杨罪有应得，即便占有了白豆的身体，骗娶了白豆，也不能真正赢得白豆，不孕就是对喜欢孩子的老杨的惩罚和审判。相比而言，马营长的攫取和抛弃更复杂，也更有欺骗性和迫害性。无论是道貌岸然的老杨，还是以权谋私的马营长，都对无辜的白豆造成了伤害。相反，含冤入狱的胡铁却是不正常的日常生活中白豆的最大安慰。那喝彩的一万棵树十万只鸟，及月亮主持婚礼的结婚现场即是对自然化的日常生活童话的顶礼和拜献。

回归日常生活不只是文学现代性建设的义务，也是责任。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生活最稳定也最丰富的资源无疑是在日常生活上的经验和积淀，而日常生活本身从来都是交融互渗和多元共生的。《红楼梦》的魅力未必不在于此。《〈呐喊〉自序》中所述“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的年轻时候的回忆，及“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也不乏鲁迅日常生活的提炼和结晶。像《一件小事》中的扶不扶老人的问题、《示众》中的围观问题，现在读来仍有新意。《白豆》的精彩不只是对日常生活精神的灌注，更在于日常生活的自觉。前者打破了历来的创作成规，走上了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大道。拿人物塑造来说，“文革”中曾简化为三突出原则，即便价值观发生巨大转变的20世纪80年代，英雄模式的痕迹依然存在。但在董立勃笔下，马营长几乎成为解构的典型。连乌鲁木齐的首长，与白豆同村的姐妹白麦的丈夫也存在生理缺陷（瞎了一只眼）。正面人物白豆和胡铁却有这样那样的“污点”。胡铁当过土匪，为了女人曾杀过两人。虽受冤枉，但毕竟是劳改犯。主人公白豆更遭非议，光是被强暴就已足够咬嚼。在下野地人看来，受强暴的白豆样子“应该是一副让人同情可怜兮兮的样子”，但实际上的白豆却“像是刚从暖暖的泉水里洗出来”，反而“比以前好看了”。下野地人的态度令人想起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不过，白豆却比贞贞看得开，表现了更大程度的宽容和通达，如她自己所说：“你愁，你恼，你恨，折磨的是你自己”，还安慰来看望的好姐妹翠莲道：“别人折磨你，你没有办法，自己再折磨自己，那就不如不要活着了”。白豆的朴实、坚韧、乐观和淡定诠释了日常生活精神的博大。其他像与强奸过自己的老杨的成婚，对权力象征的马营长的疏离等都是这样精神的演绎。同样，与沉默寡言的老胡相反，河南人老杨的能言和向白豆的求婚也超越了“坏人”的成见逻辑。就后者而言，文本的淡化处理本身就是明证，有多处甚至明言。如第六章第4部分的结尾：“翻过的一天天日历，看起来是新的，实际上，却是古老日子的不断重复。日子重复了，也就会有好多故事跟着重复。”再如第八章的第3部分：“日子是什么，不就是一天天过去又来了，日子是一个事接着一个事，没完没了。”诸如此类，字里行间流露出日常生活的气韵和趣味。

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建立起的宏大叙事不同，由新写实小说扩大并传播开来的日常生活叙事几乎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人物、情节，还是结构、语言，都在反拨的意义上实现了文学史的钟摆式循环。拿叙事来讲，红色经典往往自成一体，相对独立。到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叙述圈套”（吴亮语）不只意味着创作观念的变革，还折射了社会生活的变动。《白豆》故事虽不失完整，但在这完整的背后却是裂缝和留白。和“叙述圈套”相比，也更多了些内容的色彩。也就是说，先前形式和实验的尝试已被日常生活的意义代替。《白豆》的叙事旨趣就在于此。如“没有发生的事，谁也不能预料”；“好多事情，既然已经进入了，就不会那么容易脱身。只是我们实在想像不出，围绕着胡铁，还会发生什么。”“不能预料”“想像不出”“无法知道”，诸如此类朦胧模糊的表述将作者从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地位降格到与读者平等的观看身份。这样的“着陆”不仅增加了仪式感，还与文本外的日常生活现实同声相应，从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穿越历史迷雾，直达日常生活现场。更有意思的是，也许是日常生活的叙事惯性使然，叙事角色有时发生转换，原本叙事的通道被重新构建。如第六章第2部分，当吃过面条，离开翠莲家的白豆走在旁边是玉米地的土路上时，玉米的主体性被即时召唤，似乎有了自主行动的可能性：“玉米不会伤害白豆，玉米却不能保护白豆不被别的东西伤害”，乃至“玉米好像也想拦着黑影，可它拦不住”，终至“破碎的声音听着玉米无可奈何的叹息。”拟人化的处理彰显了董立勃日常生活诗学实践的活泼和灵感。与宏大史诗的革命和政治化处理不同，董立勃重构了共和国历史的日常生活叙事世界。女性视角的选择不仅昭示了与当下写作语境的互动和对话，更为重要的是深入现实生活的提示，是对新中国丰富复杂历史景观的揭示，也是作者怀旧和乡愁历史态度的暗示。

二、历史与现实的日常生活叙事共赢

《白豆》的成名不妨归结为日常生活叙事的成功。这样的“归结”也适用于近来董立勃有关东汉初年汉匈大战的历史小说《疏勒城：那年在西域的一场血战》（以下简称《疏勒城》）。历史小说的核心在历史和小说的关系。归纳起来，对历史小说的认识大概不外两类：一是以历史为主，小说只是表现的形式和载体。如“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吴沃尧《〈月月小说〉序》）；“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刺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贻误阅者”（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鲁迅也持同样见解。1925年3月由西北大学出版部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收录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中，就首先提到了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的缺点：“容易招人误会”，也就是“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第二种看法却正相反，以小说为主，历史为辅。针对“教历史”的历史小说观，周作人曾在留东时期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指出：“历史小说乃小说之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按照这一思路，他批评置重历史的做法道：“排比史实，遂为之书，则正《中国文学史》所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欲取传信，良不如读史矣。”差不多十年后，胡适在“五四”时期的著名文论《论短篇小说》中也表示：“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为此，他强调，“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在《历史小说论》中，郁达夫虽然区分了两种历史小说的成立路径，但最终的结论仍是“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也就是说，“小说家当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在不至使读者感到幻灭的范围以内，就是在不十分地违反历史常识的范围以内，他的空想，是完全可以自由的。”与“历史小说”不同，鲁迅称这类小说为“历史的小说”，即“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1]252。

参照上述分类，董立勃的《疏勒城》应是鲁迅意义上的“历史的小说”。作者的叙事始终建立在两个支点之上：一是以汉明帝刘庄为中心，上溯汉武帝刘彻，下连汉章帝刘炟的东汉初年的历史；二是进入文本结构的“现在”视角和价值观。这一视角和价值观并非隐形的，而是直接以文本形态的形式呈现出来，起到了鲁迅所说的“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或郁达夫所说的“制造出他的现代的生活体验”[2]146的作用。如果说第一个支点是事实的能指，那么第二个支点则是意义所指。前者是史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就像第6部分所写，在伊吾（哈密）打败了南呼衍王后，奉车都尉窦固将军选用善于辞令的班超作为出使鄯善国（楼兰国）的使节，而不是因打仗勇敢而给窦固留下深刻印象的耿恭。文中假设道：“如果是让耿恭去当使节，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随即回应：“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任何猜测和想象都是无意义的。”并提醒：“还是让我们回到当时实际发生的历史中吧。”这一求是态度决定了董立勃的历史还原写作策略。不能不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规训仍然主导着今天与时俱进的进化史观。董立勃也在穿越的意义上嫁接了两千年的时空间隔。这一策略不仅表现在西域都护府副校尉张汤在对战郅支单于，及借以迸发出的强烈爱憎情感上，还在于以日常生活传统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勘察历史的深度，触摸历史的温度。有意思的是，作者采用了加添括号的办法跟进解读，避免了主观成见对历史事实的过分侵犯。小说开头不长的序言就三次使用了括注。作者特别在括号中表达了对烤使者肉吃的耿恭传言的怀疑，以为“耿恭读过许多书，知道义，明事理，有品德，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也有自己做人的底线”，还引申总结道“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仍然是我们判断古代人事真伪的重要标准”。这里的“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正是日常生活诗学最重要的叙事原则和砝码。

如何写人是历史小说面临的一大难题。因为留传的文献有限，所以很难在情感和物质的日常生活层面创造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典型。鲁迅当年的做法是从文本夹缝中逆向推溯人物性格，譬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传奇：

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日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2]147。

这样微妙的心理分析不乏“现代”影响，可以视为鲁迅的“精神”分析解读。《疏勒城》的主人公耿恭也被涂抹了浓重的当代釉彩。作为载入史册的作战英雄，耿恭的生平资料极其有限。但长达30万字的小说还是充盈饱满，读来兴味盎然，主要原因就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换句话说，就是当代日常生活在历史人物身上的植入和融通。拿上面所说的爱情题材来讲，作者就极尽想象之能事，细致入微地描画了耿恭和吴梅的爱情波折。实际上，在来西域前，耿恭早已娶妻生子，与阿杏结婚七年有余，儿子也满6岁了。但就文本而言，无论阅读快感，还是人物性格，都不能只从战争杀戮的硬度片面获得，小说的精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雄与美人的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前者一波三折，层层推进，渐就达到高潮，如抽丝剥茧。后者同样繁富，却更突出了吴梅的大胆和热烈。也就是说，战场成就了耿恭男人的勇猛刚强，情场则见证了吴梅女人的执着坚贞。吴梅在被耿恭从小头目三角眼的抢婚中解救下的那一刻就有了以身相许的想法。此后，虽然先后经历了范羌的追求、耿恭的家室等不能不予以面对的考验，但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爱情观的阑入。解决吴梅内心顾虑的是车师后国王后的一句话：“女人能帮着一个男人成就大业，那才叫没有枉活一生”。而真正使吴梅钟情于耿恭的最强大动力则是爱。就像吴梅所说：“一个女人最不能的，就是不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听来无异于女性解放的回声，甚至达到了无条件爱情的境界，这样的爱情表白即便在今天也惊心动魄，寓示了董立勃古为今用的日常生活诗学视角。

日常生活叙事注重人情和常识的观照视点，就像作者在为风云突变时的儿女私情所作的辩解那样“可人的情感，就像阳光和风一样，不管在什么样的遭遇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它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同时，作者还在日常生活的视阈下看待以战争为中心的古代史实。拿耿恭来说，作者并没有将他塑造成为高大全式的完美英雄，而是直击本色和真相。人性本能的美人关不必说了，即便作为将帅指挥的战事上他也有不少失误。如在兵力悬殊，本方仅有八百人可供驱遣的情况下，还是决定派心腹刘开率领三百勇士驰援遭左鹿蠡王重兵围困的车师后国都城务涂谷。结果不出所料，三百人全部牺牲，刘开也中箭身亡。再如未能未雨绸缪，而让围城军队钻了空子，断了入城的唯一水源，并导致了吴田夫的死亡。相比之下，最受非议的恐怕还是为吴梅复仇而付诸实施的诈降行动。不过，看似不讲信义和礼道，实际上却是以牙还牙的智谋。其他如柳中城（鄯善县城）的繁华和平，连一向镇定的耿恭也吃惊不小。再如游牧民族的务实善变，作战原则向来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能打胜就打，打不胜就跑，显示了机动灵活的生存策略。此外，小说还增加了不少日常生活细节，像家住长安，在西域做贩茶生意的王货郎形象的设计，就把汉军到来的消息和麻沟梁村联系了起来，“通过一个商人的嘴，让发生在这个年代的一件大事，与远方的一个小村庄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里面添加了历史时空的日常风景元素，更重要的是，日常风景的介入疏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阻塞，极大地发掘了董立勃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潜力，大有亨利·列斐伏尔“一名妇女买一磅糖”[3]237-238的著名案例的影子。为营造日常生活的氛围，董立勃还采用了多头并进、逐层演进的叙述策略。前述耿恭与吴梅的迷人情缘就织进朝廷和车师的情节链条之中，形成了延宕错落的张力和节奏。

三、日常生活叙事与精神救赎寓言

在日常生活文化理论看来，女性与日常生活存在着双向并立的辩证统一关系，诸如列斐伏尔的妇女与日常的两可状态、超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布雷东《娜佳》中娜佳与日常的歧义性、德塞尔托日常生活诗学中吕斯·贾尔的日常烹调艺术的怀旧感等，都提出了复杂关联中的女性与日常生活课题。《白豆》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日常生活叙事的女性身份表达。作为主导社会符码，男性象征了权力、秩序和规范。相反，女性只是追随和听命者的角色，处于附属和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董立勃解构了这一结构，清理了意识形态框架中男权世界的阴谋、压制和伤害，并借女性的容纳、过滤和重构来制衡和纠偏。这一整合和拯救的境界正是日常生活展开的世界。董立勃提炼了“荒野”这一意象来概括和命名。《白豆》中的胡杨林就是这样的“荒野”。当白豆和胡铁在桃花源般天造地设的大自然中举行他们别开生面的婚礼时：“看到野骆驼，白豆说，有野驴，有野马，有野牛，有野狗，好像什么都有野的。却不知道有没有野人。当野人一定很自在，没有谁能管得了。”与“集体”和“组织”的“管”相比，“胡杨林”的“野”不啻白豆纯真性情的写照，也是日常生活状态的隐喻。与马柴、杨来顺和胡铁三个男人之间的沉浮关系则有效地传达了白豆对朴素而真实的日常生活境地的追求和向往。无独有偶，同样以女主人公名字命名的长篇小说《青树》也揄扬了女性荒野般的西部精神。像树一样，青树扎根在沙漠和胡杨林边缘。很难想象，深入沙漠腹地的青树不仅自己脱险，还搭救摄影家王子川死里逃生，展现了惊人的意志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不容否认，作为胡杨林的护林员，青树也富于胡杨树的品格，那就是“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站着一千年不倒。倒下了，一千年，也不会腐烂”。此外，常在穿越胡杨林的塔里木河里洗澡，手拿丈夫纪明留下的猎枪骑马巡护，驾驶吉普车等都展示了她野性和豪放性情的一面。正如孙开平给青树买牛仔裤时所评价的那样：“一看到青树，我就会想起美国西部的侠客。热情奔放，忠肝义胆，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在艰险严酷的环境里，青树的执著和坚定体现了大自然的力量。这一力量来源于古老生活的深处，仿佛日常生活一样源远流长。

比较而言，《白豆》之“眼”在“白”：洁白、清白，又很明白。明白就是不含糊，就是敢作敢为。表面上看，白豆很随和，甚至随便。对老杨、老胡和马营长三个男人都不反感，也愿意嫁给三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但在内心，却是非分明，有正义感。所以当强奸事件发生后，她并不怨恨抛弃了她而另娶曾梅的马营长，也不悲叹自己的命运。然而，当从喝醉了酒而吐露红鸡蛋秘密的老杨嘴里得知了事件的真相后，白豆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定。不仅主动和被冤枉了的胡铁举行了再自然不过的婚礼，还用自己怀孕的身体表达了最坚定的支持和热爱。这样的“支持和热爱”也许谈不上家国大爱，但对真实和公正的守护又何尝不是永恒日常生活的温暖和真爱呢？同样，发掘和咀嚼这样日常生活之美的《青树》也谱写了生命和人性的交响曲。与《白豆》的“白”不同，《青树》重在“树”，重在如胡杨树般的顽强和坚定。青树多年的心愿就在一件事：查出杀害丈夫纪明的凶手。即便时隔七年之久，她也依然不改，连深爱她的两个男人老关和孙开平也不能动摇。如日常生活式的坚持最终打动了本不打算说出隐情的凶手——艺术家王子川。有意思的是，说出秘密后的王子川却在是否投案自首的问题上与青树产生了分歧。按照王子川的想法，或加倍偿还青树，或跪在纪明墓前认罪，却不必受审坐牢。面对自己真心喜欢的王子川，青树并不纵容和迁就，向死者交待的初心给了她拿起猎枪的勇气，迫使王子川走进了派出所。青树的做法也许不是感天动地的壮举，但却光辉灿烂，照亮了日常生活的暗陬。虽然时尚和漂亮比不上袁丽，年轻和管理也比不上许小桃，但青树却是精神丽人，也更光艳动人。这样的神光不自外来，而是生发于日常生活的大地和空间，就像越到冬天就越是迷人的胡杨树一样。

与找到杀害丈夫凶手的强固信念相应，青树和她的红房子客栈的吸引力就在这精神的守望。相对于外面的金钱世界，青树客栈更像是一处精神的绿洲。马东军在城市杀了人，投奔青树客栈的动机也不纯，但客栈的生活还是让他脱胎换骨，最终在公交车上勇斗歹徒，英勇牺牲。青树的力量来自自然和心灵，故能抵御诱惑，放逐功利。面对石油大开发的赚钱发财机遇，青树并不想扩大经营规模，反而觉得“钱这个东西，多少是多，多少是少，没个准数”；拒绝马东军干活还钱的请求；勒令许小桃退还多收的70元住宿费；不满许小桃拉客的做法，不仅打了耳光，还告诫“有些钱能挣，有些钱是不能挣的”，要活得像个人样子；不和青梅竹马、在深圳发家的孙开平结婚，而与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艺术家王子川结合的结局，则是全书最绝妙的设计。正如经冬不凋的胡杨，青树的精彩不在她令男人动心的素颜，更不在她拿手的大盘辣子鸡，而是她源于自然天命观的内在坚守之美。与王子川独处沙漠时，她就明确表示相信报应；马东军遇难后，青树也想到了“命运”二字，觉得“想的再多也没有用，命运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自信留下袁丽的决定也“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以为“春天开花秋天结果，许多事情也是这样，用不着去管，到了某个季节，该发生的自然就会发生了”；救出青树和王子川的维吾尔族老汉还劝解王子川：“人活着，好多事，用不着去想。脚下有个地，头上有个天，什么都是早就安排好的，想什么都没有用。要发生的，你想不想，都会发生；不会发生的，你把头想白了，也不会发生。”这一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几千年来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凝练和总结。青树就是这样“哲学”和“总结”的化身。遵守孝道，看守胡杨，坚守故土，都是她日常生活意志的表达。难怪小说的最后写道：“今年和往年没什么不同，就像今天和昨天一样”。“没什么不同”和“一样”的不只是日子的重复，更是日常生活的相守本身。

无论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万象，还是青树及其客栈的精神及道德救赎力量，都再现了日常生活的繁华，汇聚了日常生活的能量。同时，叙事上也受影响。与《疏勒城》《白豆》相像，《青树》也穿插交织，融会贯通。不同的人物和情节交错展开，仿佛日常生活的进行。不可否认，小说的叙事印痕还在，离真正日常生活的呈现还有不小的距离。但不论人物性格、人称转换，还是人情世态、语言风格，都不无日常生活的烙印，不乏日常生活的气质。如女主人公青树的两面反差：一方面是追凶的执著，另一方面却是对丈夫忌日的遗忘；叙事全称和青树第一人称间的转换；对经济时代功利欲望的揭示；语言风格的质朴清新，书中称道作家王子川画册《女人·胡杨林》中的文字“都像诗一样，没有用一个漂亮的字样，却读着很美”一语正可以移用来作《青树》的赞语，这些都是某种日常生活的提示。相对于叙事的虚构、集中、激烈和好奇，日常生活是真实、分散、散乱和模糊的。青树便是这样日常生活逻辑的化合，董立勃的青树方案恰是这中间位置的人性，是日常生活中的血肉个人。与之相应，小说的叙述也是片段的、零散的、平和的，有“说话”的亲切和朴素。如小说的开头“又刮风了”和结尾“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不会再去别的地方了，不但生在了这个地方，活在这个地方，再说句不好听的话，还会死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以日常生活的语气融入了日常生活元素，并带入和反思了日常生活经验及体验。

如果说现代中国文学是启蒙和救亡的变奏的话，那么当代中国文学则是革命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协奏。董立勃的长篇小说就是“协奏”中的精彩乐章。边疆地域、日常风景和底层人物形成了董立勃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诗学景观，特别是对身处自然（下野地、边陲、沙漠、胡杨林等）和社会双重“逆境”中的女性命运的日常生活叙事，几乎使他与同样写作的其他作家区别开来。白豆的婚嫁、青树的追凶、耿恭的守城既是对生命的致敬和护卫，更是对日常生活的礼赞和回归。董立勃曾指出写作对自己生命的重要性，坦承自己“疼痛的忧伤”的生存状态，即“永远站在弱者和无辜死难者的一边”[4]254。“忧伤”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写作中的民间情怀和日常生活关怀,这也是董立勃日常生活叙事的初心所在，目的就在礼赞和致敬。礼赞在困境中挣扎的生命，致敬百折不挠的信念和神圣永恒的正义。孱弱的白豆勇敢地站在了蒙冤受难的弱者胡铁一边。不仅如此，结尾胡铁的嚎叫、沙暴及龙的意象也放大了作者的巨笔，象征性地摧毁了制造冤案的世界。胡铁的回来成为某种暗示，意味着他和白豆的日常生活的建立。同样的沙尘暴在《青树》那里也带来了转机。沙尘暴后的王子川濒于死亡，良心发现，道出了误杀纪明的真相。告慰丈夫亡灵后的青树也开始了新生活。相比《统万城》中的赫连勃勃（刘勃勃），《疏勒城》中的耿恭也没有太大名气。巧合的是，两书的处理方式大同小异，都以现实烛照历史，借历史张大现实。教训恶霸张屠户、村长吴田夫一家的设置、耿恭与阿杏和吴梅、范羌与张青妹妹张叶的爱情悲喜剧等都在虚无缥缈的历史迷雾中重建了日常生活的直道，以走近东汉初年汉匈大战的现场。董立勃相信：“写作者对事物的理解判断，会被情感和直觉左右”[4]253。

日常生活书写正是回到历史的方便之门。同样，现实的矿藏也深埋在日常生活的地层，也需要放大日常生活才见胜境。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要求文学解释社会，抚慰人心。董立勃的长篇小说就在日常生活视阈下传承和弘扬了鲁迅意义上的精神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在新疆风土人情的背景下，董立勃把个人成长记忆和民族国家历史结合起来，即便滞后，却走出了新路，扩大了当代新疆长篇小说在全国的影响。在文学弱化和转化的今天，董立勃的“传承和弘扬”或被湮没，但他日常生活叙事的实践却难能可贵，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