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威，陈坤浩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00）

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中迅速地蔓延开来，并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信息的传播方式。在诗歌领域，同样也不可避免，网络的普及使诗歌的传播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打破了单一的纸媒传播格局，各大网络诗歌论坛与博客的涌现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了即时交流、自由发表的平台，发表与交流的空间被无限放大。虽说网络只是一种传播媒介，并没有改变诗歌的本质，但不能忽视的是网络已经改变了诗歌的书写语境——网络与诗歌的“联姻”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写诗并自由地发表。在这样宽松、发表自由的诗歌写作语境之下，许多诗歌写作者纵情地跳入这片自由的诗意之水中，享受情绪宣泄的快感，在一次次地激起浪花后又一次次地消沉。例如此前流行的“梨花体”“乌青体”以及“垃圾派”诗歌等等，他们的写作喧闹了一时后，很快就沉寂了，成为时代狂欢化的一个符号。对他们来说，诗歌写作就是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就如“垃圾派”诗人蓝蝴蝶紫丁香所说的灌水式写作，“所谓的灌水，不是指发口水帖一类的东西，而是不断地发帖回帖，以文字为水，以话语为水，以情感为水，以诗为水，不断地灌水”[1]。

进入网络时代，借着各种噱头在网络占位的80后诗人不在少数，但大多数很快就沉寂了，而同样是80后、同样是随着网络的兴起而登场的郑小琼却是个例外。如今郑小琼已经几乎不在网络上活跃，但是其诗歌写作依旧呈现出很强的生命力。那么郑小琼为什么是特例？21世纪以来，网络上书写底层的诗人和诗歌众多，脱颖而出的郑小琼的诗歌又有何特别之处？错综复杂的网络大环境又能给诗歌写作者带来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视野“向下”并非精神“向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地市场化，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民工潮”的队伍日益壮大，但是空间的转换并不能改变他们“弱势”的社会地位。进入21世纪后，网络与诗歌的“联姻”降低了写诗的门槛，只要有网络，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诗歌。而当大家都在为诗歌“新春天”的到来狂欢之时，包括郑小琼在内的底层打工者也抓住了机会开始打破沉默为自己发声，为草根底层发声。当然，网络不仅为郑小琼的诗歌提供了展示与传播的机会，对其自身的写作特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网络发表的形式坚定了郑小琼诗歌写作的“民间立场”。网络诗歌平台相对于传统的诗歌刊物，本身具有“草根性”——在网络诗歌平台上发表诗歌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登陆网站去进行写作，而“网络话语的空前自由改变了以往专业作家控制诗坛的局面，突破了精英书写的陈规旧制，淡化了诗歌的功利色彩，强化和突出了诗歌创作的主体性和民间本位的写作立场”[2]45-49。这自然也体现在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之中——更多地从自我的生命经验出发进行底层述说：“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么地明亮”[3]99-112。生命的疼痛成了其打工诗歌的烙印。

在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中，我们基本看不到那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更多是以“向下”的视野去审视生活，“啊，活着，小人物，弱小者，我们/他们活在我的诗句，纸间，他们/庞大却孱弱，这些句子中细小的声音/这颗颗脆弱的心，无法触及庞大的事物……”（《在电子厂》）郑小琼的声音是贴近地面的，是对“弱小者”苦痛生活的揭示，记录的是这个时代最容易被屏蔽的生活。毋庸置疑，蜗居在城市角落的打工者数量是庞大的，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部分，任何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他们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声音却是最细小的，因此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们发声，于是郑小琼写道：“他站立的躯体与弯腰的机台贴近/无言的手指与无言的机台相互触及/沉默的生活与沉默的铁器彼此照亮。”（《厂房角落的男员工》）现实中大部分弱小者是失语的，而此时那冰冷的“无言”却通过郑小琼的诗句一字一字狠狠地敲进我们心中。

网络诗歌平台宽松的发表标准，让诗歌写作者能够毫无压力地去书写生活，生活中所见的一切都可以包罗进诗歌，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灰色、冰冷的打工世界被郑小琼纳入诗歌中进行处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在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中我们看不到太多常见的诗意意象，更多是像“胶片”“零件”“螺丝”“塑料件”“弹片”“挂钩”这样没有温度的工业符号，这些符号是碎片化的，但是郑小琼将这些符号与有血有肉的生命并置在一起，于是鲜活的生命被“打磨”、被“剪裁”、被“拆”成一块块具有金属属性（坚硬、冰冷、无言）的零件，“把自己的骨头，灵魂，血肉，心跳分拆/成螺丝，胶片，塑料件，弹片，挂钩……把梦想/拆成泪水，失望，把身体拆成疾病，爱情”（《拆》），在生存细节铺垫之下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混合力的拉扯，一方面是生命自身对温度与爱的渴求（童年、青春、梦想、爱情）；另一方面是现代工业文明对肉体与灵魂的磨损（失语、沉默、喑哑的流水线生活）。这两股力量的互相较量凸显了现实的锋芒与生命的脆弱。毫无疑问，打工生活的亲历与在场使诗人对打工素材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而网络诗歌平台的自由性与包容性，让郑小琼可以充分地发挥创造力将这些素材纳入自己的诗歌写作之中。

当然，郑小琼诗歌的底层述说又不止于对底层打工者生存之苦的现状呈现或者情绪的发泄。不得不说，在网络所带来的自由宽松的书写语境之下，诗歌写作群体的大众化使诗歌视野自然而然地“向下”回归民间，这种视野的“向下”拉近了诗歌与大众的距离，为诗歌的传播注入了活力，但是也出现了将诗歌的深度与意义消解的问题——大部分网络诗歌写作者只是将诗歌当作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包括网络上大部分的打工诗歌都过于情绪化，在呐喊与哀求之后并没有看到写作者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斥着哀怨甚至是自我否定、渺小的精神世界。而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并非如此，对底层生存之苦的揭示背后呈现的是对个体的生命之思。

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我们除了感受到打工者生活的窘迫与愤怒之外，也时常体会到他们灵魂中的孤独。孤独是一个永恒的母题，从人类诞生以来，孤独就伴随着我们。郑小琼从生存之苦抵达到对打工者灵魂中孤独的探寻，无疑使诗中的疼痛更具有了代入感，是一种灵魂之痛的揭示，“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卡钟与疲惫/在运转的机器裁剪出单瘦的生活/用汉语记录她臃肿的内心与愤怒/更多时候，她站在某个五金厂的窗口/背对着辽阔的祖国，昏暗而浑浊的路灯/用一台机器收藏了她内心的孤独”（《剧》）。高强度且低收入的流水线生活在不断地吞噬着“她”的青春与生命，这是让人愤怒的，然而相对于愤怒，“更多时候”，她感到的是一种孤独，是一种面对祖国的辽阔却无处追寻自我生命意义的灵魂拷问。

同时，郑小琼没有陷入哀哀怨怨、自暴自弃的弱者悲剧逻辑之中，彻底丧失追寻希望与爱的勇气。相反，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成了一种对命运的反抗：

“我对万物敬畏，热爱/闪亮的炉火，不肯停下来的机台……我数着我身体内的灯盏，它们照着/我的贫穷、孤独。照着我/累弯下了腰却不屈服的命运”（《热爱》）

“我爱着的尘世生活，忙碌而庸常的黄麻岭/风张开的翅膀，轻轻吹过五金厂……”（《灯光》）

读这样的诗句，无疑是感动的。在诗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弱小者的精神世界并不弱小，卑微者的生活并不卑微。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热爱是理想化的，是对万物的敬畏，包括给她带来了贫穷与孤独的黄麻岭，她也选择了爱着。

由此可见，自由宽松的网络诗歌书写语境虽然让许多诗歌写作者得以坚定自己的民间立场，以“向下”的视野去进行诗歌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放弃了对精神世界的建构。郑小琼便没有因此就降低了自己诗歌写作的难度，她既时刻保持着底层姿态去述说生活，又拥有着一种勇于见证现实世界真相以及思考生命意义的写作态度，而这正是她与其他网络打工诗人的区别，也使她从中脱颖而出。

二、抵抗标签化写作：写作对象的延展与历史意识

网络技术的普及，为广大诗歌写作者提供了写作平台与传播渠道。同样，郑小琼的诗歌通过网络媒介也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例如，郑小琼自2007年开通新浪博客以来，其博客的访问量已经高达78万次。但是其诗歌通过网络媒介被推向大众的同时，被打上“女工”标签的郑小琼也被推到了诗前。网络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它的传播具有交互性。写作者在进入网络写作平台的同时，也进入了由网络开辟的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写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是密切与迅速的，并且容易产生公共意见。正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所说：“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这里便形成了公众，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公众平等对话，形成公共意见”[4]125。从这一点看，网络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对话的平台，但最后总会形成一个公共意见，不管愿意与否，作为公众的一员，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这个公共意见的制约。可见，网络给诗歌写作所提供的自由也是相对的——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进行诗歌创作与发表，但是一旦进入传播，就会开始被大众筛选，而被大众所接受的作品，通常会被打上代表着公共意见的标签，反过来制约着诗人的写作。在这样的网络书写语境中，诗歌写作者往往就很容易陷入标签化写作的陷阱中。

对郑小琼来说，“打工诗人”便是她的公众标签。当然，“工人”身份促使郑小琼写出了许多打工诗歌，这是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网络媒体对其“女工”身份的兴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她诗歌文本的兴趣。要知道打工生活并非郑小琼的全部，早期郑小琼也写了许多乡村题材的诗歌，可这些在网络上往往都被屏蔽了。似乎当大众形成“郑小琼=打工诗人”的公共意见，并为其被贴上标签之后，郑小琼其他诗歌写作进入大众视野的可能性就被扼杀了。当然不管愿意与否，这种情况确实影响着郑小琼早期的诗歌写作，她写出了大量述说底层打工生活的诗歌，即使诗人这种打工生活实录式的写作在不断的重复中早就已经成型，固化的意象群以及不断重复的话题，导致读者审美疲劳，很难给读者更多的惊喜。面对这种写作的标签化，郑小琼本人也感到焦虑，并多次地表示“打工诗歌并不是她的全部”[5]140-150，由此可见郑小琼对“打工诗人”的标签也是有着抵触心理。而这种抵触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使郑小琼的写作发生了转变，主要表现在写作对象的延展以及历史意识的介入这两个方面。

跳出“打工”场域扩大到对整个都市文明的审视是郑小琼摆脱标签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例如，《深圳，九章》《人行天桥》《幻觉者的面具》《完整的黑暗》等诗已经不仅仅是对打工者生存之苦的揭示，而透视出了狂欢化的现代进程背后人类不断被物化以及精神普遍虚无的事实。“闪耀于街道的雾气，庞大，臃肿，它的背影/正沿着四十五层高楼的马赛克镜面/啊！时代退缩到广告中/虚妄的词，怀满戒意”（《幻觉者的面具》），在诗人的眼中，城市成了幻化的存在，在欲望膨胀的背后，灵魂被抽离，人们化作一具具影子成为虚无的一部分。再例如《人行天桥》一诗写道：“在人行天桥的钢管中 闰月湿地/女性的溪水中……/握手的部长们头戴青铜面具手持利刃开始欲望的角斗……七星之勺还在欲望的河流中搅动/勺中的浆汁足够让所有的人疯狂/人行天桥许多破碎的表情在颜色的足迹中延伸。”在城市打工的郑小琼一直处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地带，但正是这样的特殊视角，使她更能感受到城市物化挤压所带来的空间扭曲，她审视人们的都市生活，看到了一个个冰冷的城市符号：斑马线、广告霓虹灯、天桥、夜总会、高楼、地铁、咖啡因，以及一个个被抽离灵魂流离于此的虚幻的人——讨薪的自杀者、乞讨者、酒鬼、酒吧女。而这些都市空间中社会的异化与假象，都被纳入郑小琼的诗歌写作中，表达出在整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对病态社会现实的群体性失望与愤懑”[6]132-133，不单单只是展现打工生活的生存痛感。

不得不说，在宽松自由的网络诗歌书写语境下，大部分在屏幕前的诗歌写作者是代表着自我的立场进行写作，诗歌对他们来说不是神圣的，他们在虚拟与独立的空间之内感觉不到丝毫的历史感，注重的是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样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写作表面看起来实现了个人化与自由化，但是实质上并没有跳出日益琐碎化的生活束缚，反而被削弱了生命的创造力。不可否认，诗歌写作离不开个人经验的参与，但是任何个人经验都受到生活的限制，因此将个人的生命经验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从而获得更大的视野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郑小琼后来的诗歌写作便有意将个人生命经验、社会批判与历史回顾综合起来处理，以便摆脱自己早期的标签。这点在她的长诗写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例如郑小琼的长诗《玫瑰花园》，这部关于地主庄园家族兴衰史的作品从2003年开始写，经过十几载的创作与打磨才得以完成。整部作品由80首短诗构成，每首短诗所叙述的人和事串联起来便是一部完整的家族史，诗人在作品中有意采用的是插叙、倒叙的叙事策略，在历史与现实中跳跃，旧日庄园与今昔庄园、旧日之人与今日之人的变化得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样一个动荡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中（清末至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曾经“宁静的城堡”是如何逐渐地被时代的火舌吞噬，化成了废墟，我们看到的更是生于其中的人的渺小与脆弱，“我站在野草丛/依稀分辨玫瑰、冬青，半山间自生自灭”（《灭》），在时代的火舌面前，“我们”又和在这山间自生自灭的玫瑰、冬青有什么区别呢？于是只能转身，“用诗句分享灰暗与沮丧，安静的庄园/泥土、水井、树木、屋舍，小小跫音中伤感”（《灭》），留下了一曲时代的挽歌。

在这期间，郑小琼还进行了《七国记》系列长诗的创作，试图借助“历史叙事”，来对时代进行批判性审视。例如《七国记·魏国》一诗，诗人刻意将狂欢化时代中的荒诞置于宏大的历史空间中，而当其中的时间刻度（魏国时期）与叙事逻辑（现代逻辑）产生冲突时，便产生了一种反讽效果，形成独特的叙述张力：“这幻觉的国度，身体如此虚弱，它在等待壮阳药/孔子的仁，孝，义，市场经济或者开发边境/最后的结论要求人民在无为无欲中生存……它有三角债，失业率，妓女性病，毒品”；“庄子在编着草席/他的手工劳动在一个制度的魏国多么单薄！/下岗的草原一片慵懒”，诗中时间背景虽交代是在魏国时期，但是在历史的侧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却是充斥着妓女、毒品、高利贷、房地产商、压榨者与被压榨者的风景。

可以说在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被各大诗歌网络论坛追捧的打工诗人郑小琼，而是一位以“富于巨大的历史包容性的写作方式,去‘承担’诗歌的命运、诗人的命运、时代的命运”[7]67-73，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诗人郑小琼。

三、网络传播对诗歌的影响思考：翱翔与坠落之间

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就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形态的变化，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程的见证，也是人的不同的内涵和意义的再现”[8]。可以说社会生活的变化改变着人的价值理念，也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者的接受习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语境开始以“经济”为主，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心理开始形成，过于严肃的传统诗刊越来越难被大众接受。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诗歌融入网络媒介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网络传播的便利与自由性给诗歌带来了新的出路，诗歌网络论坛的兴起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了自由发表与交流的平台，从而吸引了大量的诗歌爱好者入驻，而且“网络诗人身份的大众化使诗歌得以以更为平民化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群体的生活体验更为深刻、情感更为细腻了，与普通民众的联系也更为密切，所写的诗歌更符合大众的审美”[9]75-82，这自然拉近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为诗歌注入活力。21世纪初，网络上掀起的打工诗潮便是很好的例子。同时“诗歌网站是网络诗歌交流的一个价值赋予的场所，很多网络诗人的诗歌写作都是在其中得到锻炼、提升，优秀的诗人也趁机脱颖而出”[8]。正如郑小琼所说：“2001年那时还没有普及网络、手机等，大部分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工余时间是阅读那些打工杂志，通过杂志，看外面的世界，寻找内心的安慰”[11]69-70。如果说在当时，是打工杂志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寻找内心的窗口的话，那么之后的网络则给他们插上了一双自由之翼，借此他们的作品才得以走向大众，并从中推出了像郑小琼这样的优秀诗人。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自由之翼除了给我们带来可以自由翱翔于诗意天空的机会之外，也可能带来伊卡洛斯式的悲剧——沉迷于短暂的自由狂欢之中，失去理智，最后坠回大海。由此，我们在享受自由宽松的写作环境的同时，也要去正视网络与诗歌“碰撞”之后所带来的问题。

第一，诗歌写作的深刻性问题。网络传播的自由性与便利性，让诗歌写作者能够绕过编辑的审核，直接地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大众，这给诗歌注入了活力，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诗歌写作的质量，使写作者的写作态度变得随意。正如我们所知，网络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诗歌作品不断地涌出，但是“量”并不等于“质”，网络上许多诗歌作品只是像“垃圾派”诗人蓝蝴蝶紫丁香所提及的“灌水”式的作品——注重情感的宣泄或者是琐碎的日常生活记录，这样的诗歌写作并不会考虑自我精神世界的建构以及写作技巧上的探索，更不用说去考虑作为一位诗人应当承担的更高层次的时代使命。而与之矛盾的是，网络传播的便利性虽然带来了发表的自由，但是也促进了诗歌网络媒介“新陈代谢”的速度（包括诗歌网站自身的淘汰）。从这一点来看，其实诗歌作品要在网络上保持“热度”是有难度的，像之前红极一时的“乌青体”“梨花体”等娱乐化的写作，如今也很少有人关注，它们已经在短暂的自由狂欢之后，坠回大海。

第二，网络诗歌传播与社会话题走向之间的关系。网络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介来说，它的传播具有交互性，也就是说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渠道是双向传播的，而不是像传统媒体那样单向传播形成“我传你受”的传播形式。这也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更容易受到接受者以及社会话题走向的影响。郑小琼早期的写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诗人梦亦非所说的：“郑小琼这十年来的写作时期里，中国正从农业国家向世界工厂转变……生逢其时其地，郑小琼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民工，这一点是她符号化的根本……因为社会身份的‘典型性’，郑小琼必然会成为社会叙事的一个合适对象”[12]69-70。因此，网络媒介对郑小琼社会身份的关注超过了诗歌本身，而这造成的后果便是诗歌成为了社会话题的附属品，写作者脱离了对写作本身的探索，从而囚禁在某种身份标签之中，反复地消耗自我。而一旦写作离开了话题范围，其诗歌也就在网络上丧失了关注度。郑小琼在后期所进行的其他题材的写作在网络上便没有像早期的打工诗歌那样得到足够的关注。

值得深思的是，在失去热度之后，专注于诗歌文本创作的郑小琼反而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或许正如诗人王家新所说的：“诗，仍存在于它自身的艰难之中”[13]297。对诗歌光芒的捕捉，只能回归到对诗歌本身的探索之中。而这就是为什么网络上的打工诗人如此之多，而郑小琼就只有一个的原因。郑小琼虽然也是在这样自由、宽松的网络书写语境中成长，但是她并没有因此降低自己对写作质量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其对诗歌写作质量的要求是一直在强化的——即使是写自己最熟悉的打工题材，她也并不止于对情绪的宣泄，而是企图从具体的生命体验中出发，完成从生存之苦抵达灵魂之痛的探索。同时郑小琼也没有因为“打工诗歌”给其带来了“关注度”，而在“打工诗歌”的圈子里止步不前，而是尝试突破“打工诗人”的标签，去追求完整而深刻的感受与表达，担当起作为一位诗人的时代使命。

总而言之，网络与诗歌的“联姻”是时代发展所产生的结果，毕竟网络的出现不仅是一次科技变革，更是人类生活方式与思维的一次变革，诗歌也唯有去适应这样的变化才能寻找到出路。网络传播的自由性与便利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今的诗歌写作有了更为自由宽松的写作环境，写作者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充分地发挥创造力，将自我的生命经验与思考融入写作之中，形成具有自我特色的写作风格，从而推动诗歌写作的多元化发展。但需要明白的是，大环境越是宽松，写作者越要对自我的写作质量保有警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滑落到娱乐化、标签化的文字游戏之中，造成伊卡洛斯式的悲剧——享受短暂的自由狂欢之后，坠回大海。同理，纸媒刊物在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的同时，也要护好“诗歌”的旗帜，为网络诗歌的写作树立可供参照的写作标准，避免陷入以追逐“流量”为重心的游戏之中。毕竟抛开“网络”这件马甲，接受时间淘洗的其实还是“文本”，正如郑小琼所说：“我们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这个马甲之后的文学”[3]9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