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发华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上海精神”有其特定的形成背景和内涵。一般意义上的“上海精神”是指上海合作组织形成中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但涉及上海城市发展中也常有“上海城市精神”“上海精神”等用法。本文中的“上海精神”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既包含了以上海人民为主体的“上海城市精神”,见证了上海在时间流变中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又体现作为上海合作组织价值理念的“上海精神”,承载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区域治理中遵循的价值规范。从内涵上来讲,“上海城市精神”与“上海精神”都包含开放、包容、合作等价值理念。从价值主体来看,“上海城市精神”的价值主体是上海这座城市及其人民,“上海精神”的价值主体是上海合作组织的8个成员国。由此可见,从“上海城市精神”到“上海精神”的嬗变,既与上海的城市发展、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息息相关,又与国际局势变化有紧密的联系。自2017年十九大以来,中国宣告进入新时代。无论上海这座城市还是上海合作组织都迎来新的发展时机。只有将“上海精神”放置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等时空维度中,才能深刻领悟新时代下“上海精神”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一、从“上海城市精神”到“上海精神”的嬗变

2018年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举行,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并指出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对“上海精神”赋予新内涵,即: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1]。同年11月5日,习近平在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时发表主旨演讲,指出要重视“上海城市品格”,“开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2]。在2019年、2020年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峰会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了弘扬“上海精神”的重要意义[3],同时在2020年浦东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的讲话中,上海成为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光荣城市”[4]。这引发我们对“上海城市精神”及“上海精神”的反思。2020年是上海浦东改革开放30周年,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建立20周年,在上海巨大变化和上海合作组织日益扩大的影响下,需要从文化、经济、外交实践中去探寻“上海城市精神”“上海精神”在新时代的内涵。

第一,文化多元和谐的“上海城市精神”。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自开埠通商以来,上海便展现出其兼容并蓄的一面。在文化形态上,则表现为上海在历史发展中将传统的吴越文化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有机融合,形成独具一格的海派文化。与陆地文化不同,海派文化具有开放性、创造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在漫长的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中,这一特征展现为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经历了动荡不安的百年历史后,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海派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上海城市精神”的概念渐趋形成。

2003年,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发起关于“上海城市精神”的全市大讨论,市民积极踊跃参与,最后正式确定“上海城市精神”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八个字。2007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在之前“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八字基础上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表述。至此,“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十六个字的“上海城市精神”既包含了包容、创新的城市品格,又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儒家贵“和”尚“中”,在儒家的“和合”理念中,“和”是和谐、和平、祥和;“合”是聚合、合作、融合[5]。由此可见,在文化意义上“上海(城市)精神”更多呈现出文化多元、和谐并存的内涵,这是对上海“城市品格”的精准定位和升华。

先天的优越地理条件,使上海成为长江沿岸所有城市入海贸易的枢纽,是河运向海运换装的集散地,自古以来上海的贸易量和贸易额都远超中国其他城市。也正因如此,上海成为近代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后最中意的商埠。近代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开放门户,上海成为这些列强的首选地,上海被动接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早期的这些工业基础成为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的优势条件。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经济活力和经济优势再次彰显出来,中国数次攻坚克难的经济改革首先在上海试行,这奠定了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优先试点地位。理解上海的城市发展或“上海城市精神”,离不开对上海进行定位的一系列经济学数据。据统计,2018年,上海GDP居中国城市第一位,亚洲城市第二位。上海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全球人口规模和面积最大的都会区之一,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第六位[6]。除了这些数据,上海集聚了中国的优势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未来趋势的风向标。2019年上海创新产业取得快速发展,如集成电路产业与“中国芯”产业结合,人工智能高地吸引了全球AI企业和人才进军上海,不断涌现的“创新药”使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大大提升等。福布斯将上海列在“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一位。此外,就海上货物运输来讲,上海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第一。

由上可见,无论是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还是未来创新型技术产业的发展,合作、创新的“上海精神”正是上海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张颐武教授曾在评论《上海,上海》中指出:在困境中始终坚持努力,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有所作为,永不停息地追求梦想,正是“上海精神”之所在。而这种“上海精神”的传承恰恰是为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的“中国梦”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7]。

第三,外交意义上开放包容的“上海精神”。

如果说文化意义、经济意义的“上海精神”可能体现出来的是“上海城市精神”或“上海城市品格”,那么,作为专有名词使用的“上海精神”其实是中国外交实践的产物。苏联解体后,为解决中国与独立后的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这四个中亚国家的边界纠纷,“上海五国协作机制”建立。伴随“上海五国”机制的发展,在共同打击“三股势力”、解决内部矛盾冲突、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地区合作实践中,这五个国家逐步探索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上海精神”。开放、包容的“上海精神”,这种包容力也恰恰使“上海五国机制”顺利过渡到上海合作组织,也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坚持弘扬“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8]。上海合作组织和“上海精神”相伴而生,这得益于各国秉持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这不仅是中亚区域治理的成就,更是冷战后打破传统外交思维、突破冷战结束后西方单极霸权理论的新型国际交往方式。在开放、包容的理念引导下,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接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加入,不仅实现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扩容,近年来其国际影响力也不断上升。

“上海精神”在文化、经济和外交三个层面的内涵并不是孤立呈现的,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这些价值理念有相通共融的物质基础,即都基于一个多元、开放、包容、合作的上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深刻理解“上海城市精神”“上海精神”的内涵衍变对上海、中国乃至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解新时代“上海(城市)精神”内涵的时空维度

在时代变迁中,从“上海城市品格”到“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更深刻地理解其新时代内涵。

第一,从上海城市自身发展的历史层面理解“上海(城市)精神”。

无论是“上海城市精神”“上海城市品格”还是“上海精神”,这些理念的产生都基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物质基础。因此,“上海精神”内涵的丰富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与规划有密切关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历史特质使上海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上海就是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厚望下不断得以突破困境,自我革新。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在不断自我定位和自我反思中凝练出“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精神气质。

当粗锡中含铋较高的时候，采用真空蒸馏，比机械结晶机更有优势。但如果粗锡中的银含量较高时，粗锡仍需要通过结晶机除去其中的银，因此，在锡的火法精炼中，用真空炉完全取代结晶机生产四九锡，暂时还难以实现。

改革开放后,上海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体制僵化、思想保守的状况仍然存在。在新的历史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上海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南巡讲话后,国务院批准对浦东进行开发。30年来的改革成果证明浦东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浦东开发不仅使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力量得以增强,更为全国城镇化建设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上海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城市,不仅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试点,而且还逐渐完善了城市的金融、经济、服务等功能。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上海的定位再次被刷新:上海致力于以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为主导的先端制造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拓者、先行者,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集聚地,是融“创新”与“制造”功能为一体的全球“智造”基地或中心。由此可见,上海的发展进程蕴含着“上海精神”形成的理念,其历史变迁中的自我定位也反映出“上海精神”潜在的实践目标。

第二,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层面理解“上海(城市)精神”。

就国家政策及战略实施来讲,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先锋地位和标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区域发展来讲,上海肩负着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任,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上海的快速发展和“上海精神”是相互建构、相互支撑的,但从我国的国家战略发展来看,“上海精神”绝不仅仅局限于上海本地,其价值标向是全国性的。其中,在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上海的龙头地位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国务院在《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中对上海的作用寄予厚望,对上海进行精准定位,使上海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多功能作用,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上海市政府加快了上海的对外开放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建设步伐。胡锦涛在2006年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用“四个率先”对上海重新定位,即上海要努力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新局面。“四个率先”“四个中心”,写入到上海市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经过五年发展,上海“四个中心”逐渐建成,上海承担着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家战略,肩负着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重要使命[9]。作为国家改革开放政策试验重地的上海,其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精神”显然已经超越狭隘的地域范围,而对整个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继续发挥引导辐射的先锋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结合党中央的精神,上海市政府2020年11月25日公布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更加明确了上海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一体化的思路举措为突破口,以联动畅通长三角循环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10]。长期以来,上海发展模式呈现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既为长三角区域的其他兄弟省份提供经验借鉴,又丰富了“上海(城市)精神”的内涵。

第三,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区域治理层面理解“上海精神”。

“上海精神”是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价值基础,是这个新生国际组织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该组织的多边与双边合作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依托[11]。上海合作组织将“上海精神”的影响力从上海、中国扩展至中亚、南亚甚至世界。

从区域治理的层面来看,从“上海进程”到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上海精神”延伸至地区安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这些理念推动区域性预防冲突机制的建立,相关国家制定了共同措施,建立了地区性常设机构,对遏制“三股势力”的蔓延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同时,“上海精神”的成功实践还反映了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以及推动新世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探索[12]。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首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时,积极倡导“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2018年6月,习近平主席再次在上海合作青岛峰会中提出,要弘扬“上海精神”,把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2020年11月10日,在新冠疫情肆虐下,习近平强调,在“上海精神”指引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需要团结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3]。未来这一目标的实现,势必将“上海精神”的价值内涵从区域治理层面拓展至全球治理领域。20年间,“上海精神”开创了地区成员国探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先河,为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探索新的国际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验。

从上海城市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以及冷战后的区域治理看,“上海(城市)精神”不断被赋予时代的新内涵。时间的线性发展、空间的立体转换为“上海精神”赢得更大空间。无论对上海,还是整个中国,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上海精神”将以逐渐丰富的内涵和魅力,打造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地区政治文化,在当今疫情下的失序世界中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三、新时代弘扬“上海(城市)精神”的价值和意义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宣布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是实现我国民族伟大复兴及两个“一百年”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上海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区域,大力弘扬新时代“上海(城市)精神”对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探索全球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城市发展来看,“上海(城市)精神”将继续为上海城市发展提供价值支撑。201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上海再次迎来城市发展机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基础上,上海市以实际工作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2018年以来,《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明确的98项改革举措已全部推开,超过76%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2018年1月份至4月份,上海自贸试验区进出口额同比增长5.2%,占全市比重达到41.3%;54项扩大开放措施陆续落地,首家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及评级服务公司穆迪(中国)落户陆家嘴[13]。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发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演讲,根据讲话精神,相关行动方案包括5个方面、20个领域、100项措施,即将出台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在上海落地。2019年在第二届上海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介绍了这些政策落地的情况,再次发出扩大开放的倡议和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强调:“(上海)浦东要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4]这些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须以“上海(城市)精神”为依托,让开放、创新、包容的理念为这些政策的持久性、可行性提供价值支撑。

第二,从国家战略来看,“上海(城市)精神”将成为中国未来深化改革开放的不竭动力。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使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蒙上阴影,“逆全球化”势力仍旧强劲。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推进深化改革开放的内部经济建设和“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造福于他国、世界的全球治理主张时面临重重阻力。“上海精神”崇尚的开放、创新、包容不仅为上海、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更为自由贸易秩序增添助力。2018年11月习近平在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演讲中,为上海量身定做、打造发展规划。这些规划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二是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三是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2]。这三项举措体现的恰恰是“上海精神”内涵,不仅有利于将上海的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更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建立起完整成熟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旨在通过上海在自贸区建设、创新产业链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除了国家政策层面的保障,“上海精神”无疑是这一战略推进和实现的不竭动力。

第三,从区域治理来看,“上海精神”将促使上海合作组织功能升级并提供价值引导,为全球治理提供成功经验和治理范式。不可否认,成立于21世纪之初的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精神”指导下,形成了新型国家关系,是对冷战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尝试和探索。冷战后,在贯彻“上海精神”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缓解了成员国各自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并阻止了外部因素对成员国的冲击,促进了成员国间在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为该地区的长治久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中可见,“上海精神”为国际社会探索新型安全观、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和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实现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4]。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年以来的发展,成员不断扩容,合作范围扩展,其影响力早已超越区域范围,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其根本在于,上海合作组织依存的价值基础——“上海精神”所体现的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和新发展观对当今国际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5]。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化遭遇贸易保守主义阻力,全球治理及区域治理面临许多挑战。面对这些新挑战,上海合作组织不仅面临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压力,还面临中亚地区机制繁多拥挤带来的竞争。如何去应对这些压力和竞争,上海合作组织在实现成员扩容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机制发展的质量,促使合作机制功能升级。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反恐及经济合作等功能上的日益完善,未来作用空间大,尤其在成员扩容后,其话语权、国际影响力将更大。中亚国家目前经济仍处于转型阶段,并且各国面临大量国内现实矛盾,上海合作组织更应考虑为本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此来带动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真正的发展,实现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升级。如何实现这种功能升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峰会中所言,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为“上海精神”注入新时代的内涵,才能真正使“上海精神”为上海合作组织在新时代获得发展动力。

四、结束语

“上海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中国国家政策引导和实践探索的智慧结晶。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在历史的流变中,上海(或上合组织)在自身城市发展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锋者参与区域治理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上海精神”如同20世纪50年代的“万隆精神”一样,具有超越特定区域组织的普遍意义,必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引领新时代国际关系走向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16]。2021年正值上海合作组织建立20周年之际,在继续发扬过去的开放、包容、合作等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上海精神”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等新时代内涵在未来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国家战略目标和提供区域及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仍发挥价值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