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先, 金瑶梅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疫病突袭华夏大地,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危机,更是一次大考。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战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力。由此引发了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如何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性让人类不得不重新省思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者之间的关系。“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根深蒂固,这也是引起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主要根源所在。生态文明理念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浮出水面,但当时的中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是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的: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但并未详尽阐释;党的十八大将其独立成篇并系统论述;党的十九大提出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党的领导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引领者、实践者、贯彻者的重要角色,进而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一、理念层面的领导力引领前行

(一)绿色发展理念被确立为新发展理念之一

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民生问题,人类在对待环境这个问题时必须时刻警醒自己,我们对待生态问题必须和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甚至更加重视,生态问题的解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绿色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一直秉持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一直持有“索”的这种态度,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枯竭甚至从地球上消亡,这对于人类来说并非是赢得胜利后的喜悦而应是内心永远无法抹灭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做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逐步完善起来。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环境保护意识可以说是如梦初醒般在经济发展之路上萌芽。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经济要发展,环境也需要保护,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比肩同行,于是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正轨。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使祖国“到处都很美丽”,使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绿化祖国”等号召使新中国在林业建设以及绿色中国的推进中起着纲领性的作用。198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号召,同年,“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二十年、五十年”的构想展现在世人面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战略、“再造秀美山川”的伟大号召。直至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上精彩纷呈。通过梳理历届党中央领导人的绿色发展思想,每一个思想和伟大号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具体体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2]。绿色发展理念不仅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这对迫在眉睫的关系,更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中国大部分地区早期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例如,在1978年的浙江安吉县人均地区总产值仅336元,当时的安吉急于经济创收,开矿采石、开办水泥厂,虽然为当时的安吉人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这种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以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当地的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2003年,安吉县借助“千万工程”的实施,关闭矿区,发展绿色农业、旅游产业带动农业发展,走绿色发展之路。安吉人民不仅经济创收要比之前翻几番,人民生活更加惬意。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当地绿色发展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与支持,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学者指出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发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实现绿色发展之后的结果就是经济效益必定会大打折扣,而经济效益得到不错的创收就必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论断是滑稽的,因其并未辩证地看待问题,也并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关系的原理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马克思主义信条与准则。换言之,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两对矛盾体,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又不容忽视,而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又要注重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三方面的矛盾。无论是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还是处理人与人、自然、自身三方面的矛盾关系,绿色发展的理念应当贯彻始终,这也是绿色发展理念被确立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重要依据。

(二)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现代化建设全局

党和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永不交叉的平行线而应是交错纵横的“蜘蛛网”,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应该也必须最终达到水乳交融的状态。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施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现代化[3]。时代在进步,理念在更新,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文明,也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的生态文明是具有中国理念、中国梦想和中国表述的一门科学,而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蜕变。正如约翰·霍普金斯的生物学家卡尔·P·斯万森教授曾说到,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像是一条河流[4]。如果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后,没有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的进一步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阐释,没有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广大社会科学研究者们为这一理念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这一门科学就会被搁置,停下前进的步伐,绿色文明的宏伟蓝图就无法在中国大地上展现,美丽中国的夙愿也只能遥不可及。

必须从资源使用这个源头抓起[5]。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与经济建设相融合并且互相成就,这是许多专家学者近些年一直在致力解决的历史性难题,如果想将二者完美融合,那么资源使用应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只有将资源使用这个问题解决,经济效益得到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前进的障碍也将会迎刃而解。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不仅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导向。从空间、产业、生产、生活这四个维度阐释资源使用这个关键所在。空间格局中问题之一是对人口容量的错误判断,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单纯把数量看的那么重要,而忽视质量和结构的问题。人口多少不应该被视为导致我们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产业结构的升级变革也是近几年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新宠”,实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生活理念在普通大众中日渐深入人心,新能源产品的推广、垃圾分类的推行、“五水共治”等都将生态文明理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制度维度的领导力深入贯彻

(一)最严格的制度——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及,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4]换言之,我们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不仅仅是伤害自然本身,并且伤及“无辜”。自然界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成为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风向标。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风向标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划定生态红线、责任追究制度、入海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等生态文明制度相继建立,并在已有的基础之上不断完善。党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组织开展了环境督察[9]。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又一大创举。2016年1月正式启动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2019年6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规定》指出实行中央和省级两级生态环境督察体制、2020年1月生态环境部明确2020年将继续开展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三项措施循序渐进标识中国共产党在环境督察制度上持续跟进、推陈出新。

(二)最严密的法治——建设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

制度与法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只手,如果说制度是只“如沐春风”的手,那么法治就是拿着武器的那只手。法律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有力的武器。以法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的头顶必须高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党中央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并且做好国际国内法律衔接[10]。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发国难财”的无良商家,地方人大常委会紧急出台依法防控疫情、依法惩治违法犯罪、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居民生活物资供给。执法必严就是坚决不能让法律成为“纸老虎”,那么就必须加强执法者的执法能力、执法效能,让生态环境相关问题早暴露、早解决。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部分环境问题亟需新的法律来填补漏洞,与此同时,之前制定的相关法律随着新问题的出现无法接应新任务、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形势,应及时修订。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应当时刻牢记使命、不忘初心,遵法守法,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勾勒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

三、实践领域的领导力有效推进

(一)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方面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宗旨,也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伟大号召凸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画卷之上。在我国经济实力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标准的要求也日益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就发出直击内心的反问,他对人民生活的环境忧心忡忡,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糟糕的环境中的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也在提示我们一方面对于目前的生态环境要引起高度重视,譬如恩格斯曾说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预支甚至透支自然资源实则与银行借贷极其相似,但不同的是我们并没有偿还能力,因为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另一方面,也在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当前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应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为重点,例如上述提到的空气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水污染问题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7]。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在中央经济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大气污染问题的比喻,白居易诗中的尘雾与现在的雾霾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景象是相同的。2013年党中央启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同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9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了53.1%;2019年河北省PM2.5年均浓度下降5.8%,上述文件的颁发与治理成效表明我国的治霾行动一直坚守在第一线,切实解决百姓的强烈要求和民生问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习近平在2017年1月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和政府下了很大力气抓食品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强化食品安全科技支撑,在此基础之上,加强组织领导和严格责任追究,严密的实践部署,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影响甚至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落到实处。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8]。在生态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实践措施中可以说是精准施策。2013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决策部署。这种措施是从浙江省独特的“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域角度考虑,使浙江省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浙江省在“五水共治”政策上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组织保障机制、强化生态治水责任落实机制两个维度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深入贯彻到生态文明建设中。

(二)立足全球生态文明视野,积极参与国际生态合作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离开全球这个大环境,单打独斗是永远无法使得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取得丰功伟绩。换言之,西方国家的生态建设如果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脱钩,那么全球的生态问题终将会愈演愈烈并成为人类的历史性灾难。在2020年政府报告中提及,我国要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擎画蓝图。而以美丽中国建设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应是其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抹绿色。在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种种西方绿色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值得注意的一支。有学者提及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现代生态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这一论断在福斯特那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与李比希相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采用了新陈代谢的观点;二是源于达尔文的共同进化论分析。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纵横人类历史,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当前的生态文明则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也是为了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三者关系得到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西方绿色运动中含有“浅绿”和“深绿”两个重要派别。浅绿派、深绿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四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只有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立足全球视野,与世界各国一起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大考中,中国彰显的不仅有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行动,更加彰显出我们的世界情怀——在抗击疫情的第一阶段:2020年1月11日起,中国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等通报疫情信息,并在1月12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做到全球共享。在抗击疫情的第二阶段:2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应约与美国疾控中心流感部门专家召开电话会议,沟通和分享疫情防控信息。在疫情防控的第三阶段:2月25日起,全面加强出入境卫生检疫工作,防止疫情跨境传播。中国共产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疫情发生以来与国际社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中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毫无保留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经验,共克时艰。此外,中国政府积极向国际社会伸出人道主义援助之手、有序开展防疫物资出口、有效开展国际科研交流合作等。

四、结束语

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11]。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实践,理论来自实践,生态文明建设中理念层面的领导力也是从实践领域的领导力中孕育而来。理念层面的领导力引领实践领域的领导力,并给予其理论支撑。制度维度的领导力如同一个保护膜,在理念和实践两者的外圈中保护其顺利运行,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驾护航,理念层面的领导力和实践领域的领导力将缺乏该有的魅力与活力、实践领域的领导力将会出现运转效能低下甚至停止运转的结局、理念层面的领导力将只会是一个华丽的空壳,生态文明建设只能成为一个美好幻想的存在。综上可知,理念层面的领导力、制度维度的领导力、实践领域的领导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三者之间协同发展,共同推进。在我们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行进的新征程中,党的领导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席的重要助力。